李安电影的跨文化特征和观众争议

作为一个华人导演，李安求学于美国，先后在伊利诺伊大学和纽约大学攻读戏剧和电影，之后在海内外四处拍片。如此“跨文化”的生活经历与背景，自然为不少研究者所关注。于是，研究李安影片表现出来的跨文化内容与特征，似成为一种共识，同时也成为李安电影研究中的热点。

李安及其电影，往往被视为“中西方文化的诠释者”。正如有研究者所说：“研究任何一个导演我们都不能将其从文化背景中抽离，尤其是对于全球化的今天才能建立起成功的李安，我们只有将他放置在当今全球文化的环境中进行分析，才能更进一步地探索作为中西方文化的诠释者李安是如何把握他电影中的文化冲突和解决之道。”

不少研究者都注意到，李安电影中的中西文化内容与背景，不仅体现在其影片中的中西方文化取材，而且李安成功的奥秘在于，善于用“他者”的文化视角来处理中西文化，即李安在拍摄东方题材的影片时，置于西方文化的语境中来表现；在拍摄西方题材的影片时，又带有东方文化的审美眼光，从中得以创新。故而，李安的影片，表现出明显的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特征，而具体面对两种文化的冲突时，又不偏向任何一方，而是尽力寻求二者的“平衡”，最终得以“融合”。有研究者曾专门分析李安电影中这种戏剧化的文化冲突设置，认为李安在面对两种文化的冲突与碰撞时，最终选择的是“融合”结局，“在各种文化之间采取的是平衡而不是失衡、是包容而不是对立、是求同存异而不是分道扬镳的方式”。也有研究者指出，李安电影中的中西方文化观，其好处在于“抛开自我中心论的观念，尝试多元文化的相容，展现东方文化的自然同化力”。不管怎样，在跨文化语境中寻求中西两种文化的融合与平衡，是李安电影的一个特点。

李安电影之所以能寻得中西文化的融合与“平衡”，归结于李安的多重文化身份问题，这一点为许多研究者所论述。莫小青在其硕士论文《论李安电影的中西文化认同》中，即分析了李安的“家庭”题材电影中表现出来的中西文化认同与融合，归因于李安自幼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西方生活经历，最终形成其多重文化身份和文化立场。这种融汇东西的文化立场，使得李安在影片中能兼顾中西观众的文化心理，由此达成中西多元文化的认同与融合。“由于拥有多重的文化身份，李安追求不同文化的认同，以多元化的角度看待文化，力图让他的电影满足不同文化的观众的口味，让观众在文化差异的体会中达到文化认同”，是为李安电影走向世界的成功与启示。无独有偶，游媛媛在其硕士论文《李安电影的中西文化融合特征》中，也借鉴了文化身份的研究视点，分析了李安电影的叙事语言与风格，其中西方不同文化元素的冲突与融合，具体体现在以好莱坞为代表的西方电影语言，与“含蓄隐忍”的东方审美风格，最终在李安电影中的“人性”主题上，定位并达成融合。可见，李安的多元文化身份与认同，是构成李安电影中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的一个成因。

与学界的文化考虑不尽相同，观众对李安电影的反应前后反差较大。或许，李安电影中表现出的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在其早期的“父亲三部曲”（《推手》《喜宴》《饮食男女》）等华语影片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而且获得了艺术与商业上的成功，得到中西观众的一致赞赏。从拍摄“情感三部曲”（《理智与情感》《冰风暴》《与魔鬼共骑》）、《绿巨人》等西语片起，李安的电影，在艺术上开始一番新的尝试，观众反应较少。直到华语片《卧虎藏龙》的拍摄与获奖，李安的电影事业走向巅峰。然而，《卧虎藏龙》带来的却是中西方观众在接受上的巨大反差，“中西文化的融合”在此第一次出现文化认同上的分歧。作为一部中国传统的武侠题材的影片，虽受到西方观众的好评，并获奥斯卡大奖，却遭到中国大量观众的反感与排斥，尤其不满影片的“西方化”。不少中方观众指责影片中的“中国文化”是做作的、虚假的，只是一种迎合西方观众的“视觉奇观”，其目的是为满足老外对东方情调的中国幻像的欣赏。影片中典型的“东方主义”文化特征，恰是中西观众接受上的争议焦点。比较早期“父亲三部曲”时的“东方主义”，同是用西方化的方式去讲述中国故事的李安电影，观众反差竟如此之大。与学界冷静客观的文化研究相比，观众的赞扬与批评，表现得更为激烈和直接。之后，李安拍《断背山》和《色·戒》，也同样引起不少的公众争议。(www.xing528.com)

李安电影在观众接受上遇到的前后争议与反差，提醒我们笼统地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来理解李安的电影，不足以说明问题的实质与全部。特别是李安的电影被视为文化文本解读时，研究者也许过于关注李安影片中的文化背景，以及影片细节上的文化符号意义，以至于忽略了影片的其他叙事内容与意义。

另外，李安电影在海内外的不同解读与阐释，也提醒我们注意研究者不同的文化语境对文本解读的影响。整体来看，大陆和部分华人研究界格外关注李安电影叙事中的民族文化身份与认同；海外人士的研究，则更多地带有西方的文化视野与语境，研究视角多集中于西方现代、后现代的文化解读。譬如在2006年12月15日举办的一次“李安电影研讨会”上，与会的海外学者，多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角度，研究了李安电影中的父子冲突、性别冲突等，也有从西方的类型电影角度，对李安电影进行种种的理解与定位。海内外的不同研究，提供出一种“跨文化”的对话与借镜。

与海外的研究相比，国内的李安电影研究，更显示出一种对于本民族文化的焦虑，特别是在全球化的“跨文化”交流语境中，面对西方文化和好莱坞电影的强势影响，中华文化和电影如何与之对话和交流，似成为研究者的一块心病。这在李安的电影研究，包括张艺谋、陈凯歌等人的华语电影研究与时评中，尤为明显，以至上述华人导演及其电影经常被作为一种民族文化文本和文化现象加以研究。如此研究，固然强化了电影的文化深度与内涵，但往往也忽视了电影文本故事基本的叙事意义与审美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如何透视李安电影中的文化符号，从中理解李安电影本体的叙事意义与美学价值，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