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负与增效：教育中教师是最关键的因素

根据有关方面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台了几十个关于减轻学生学习负担的文件，比如教育部在《2018年中小学生减负调查报告》中指出：“中小学生负担过重问题，是中国教育中的一道难题，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已经存在，被称作当代中国教育最大的顽症。”但减负没有从系统论的角度辩证思考，导致出现治标不治本的现象。众所周知，人类进入工业革命时代，再到信息化时代，伴随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置身其中的每个人都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迈进。高速发展给每个人的生活带来两种影响：一是把工作时间拉长；二是把休闲时间填满。所以，每个人都处于一个强节奏的生活环境之中，任何一个人都不可以随意走出这高速前进的时代列车。这现象不止出现在政治、经济、工业等领域，教育也难以独善其身。

例如，随着2021年7月“双减”政策落地，家长对减负效果持浓厚观望态度，短期内教育供需杠杆失衡导致产生“私教”“拼客”“住家私教”等隐形变异学科类校外培训形态。减负对于部分学生效果始终不明显。归究其因，部分家长对减负的认识不够。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PISA测试表明，校外补课与学生学业成绩相关性并不大，也就是说补课并不是有效提高孩子成绩的办法。

教育是一项牵动千家万户的系统工程，承载政治责任、国家责任、社会责任、教育责任，自然肩负多重的压力，已经成为社会最敏感的神经之一，稍有不慎就会触动社会痛点，这也是由教育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所以，解决教育的负担过重问题一定要从深层本质思考，而不能将教育孤立于社会之中去调整和改造。因为教育涉及的主要利益主体包括政府、教师、学生、家长，所以政府提出的减负政策必须顾及另外三方的利益才能深化和实施。否则，就会出现每年各地“两会”减负议题不断，结果不变的尴尬局面。只有顾及政府追求的社会和谐、教师面临的考评晋升、学生心理的内在诉求、广大家长的名校追捧，才有可能把减负落实到地，真正为孩子的成长创设适合的环境。在这些众多利益群众之中，影响减负最大的因素是教师。因此，只有政府理解教师、家长信任教师、孩子配合教师，才能减负不减质量。如果教育质量得不到保证，家长是不肯减负的，学生会被逼增负，减负文件即变成一纸空文。

教学质量既需要总体的评价，更需要个体评价。个体的学习质量是总体教学质量的基础，质量保证是减负的前提。个体质量是个性化的，减负也因人而异。所以，减负工作更重要的是应该在整体减负的基础上，落实个人的减负。减负工作绝不可能一刀切，一刀切只会带来治标不治本的后果。我们要将减负落实到位，就必须保证每位学生的学习质量，让家长对小孩学习满意，让学生对自己的学习有信心，这自然会达到减轻学业负担的效果。(www.xing528.com)

否则，教师就会在政府的减负与家长的增效之间推诿，学生将在增效与减负之间挣扎，出现教师减负而家长不断增负的现象。在2015年，经合国家组织（OECD）就做了一项名为“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的调查，结果显示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等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在内的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小学生在课外学习时间每周达到17小时。此项调查同时评测了北京、上海、江苏、广东四地的中国中小学生课外学习时间，结果达惊人的每周人均27小时！平均27小时每周和平均17小时每周的差距是每周约10小时，折算到每天相差约1.5小时，长此以往，会严重挤压学生的睡眠时间，让孩子在瞌睡中度过白天，影响学生的发展后劲。

所以，只有在全社会共同营造信任教师、尊重孩子的育人氛围，才能为教师教育质量提高创设有利条件，才有可能让减负这个指令变成回归个体、服务成长的具体行动，使教与学自然融合，达到学生乐学、家长满意、教师舒心、社会和谐的状态，减负就会水到渠成。否则，行政的减负，一定通过家长的增负而抵消。正如白岩松所说：“没有高考，你拼得过富二代吗？”1980年，经过二战后三十多年发展的日本，经济好转，政府就开始推行宽松教育，降低课程难度，放学时间提前，不再排名，最终导致这一代人口素质发生“雪崩”，日本把这代人叫做“平成养豚”。

故此，我们要切记减负的落实点在于提高教育艺术，让孩子在学习中做到苦中作乐、克而不苦，才是教育的追求。特别在国家推行“双减”政策的形势下，在全面做好孩子共性作业负担“减法”的同时，应认真做好孩子个性发展的“加法”。这样才会达到强教提质、身心和畅、消除家长焦虑的效果，避免掉进内卷的漩涡。做到人尽其才，各美其美。否则，在丛林法则下，谁盲目减负谁就将被时代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