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孩子的道德自觉和责任实践

随着人类的进步，道德与幸福成为社会倡导和追求的主旋律。“一个幸福的人几乎不可能是个缺德的人，幸福意味着他活得很愉快，而生活总是与他人共有的生活，因此他必定对人不坏。”^[1]人是关系性存在，他人既外在于我，又内在于我。换言之，一个活得幸福的人，必定与他人关系是彼此融洽的。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分子，要享受到生活的幸福，就必定要不断涵养德性，与社会的不良行为划清界限，让自己的行为得到更广泛的认同，这是生存的使然和幸福的必然。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无可厚非，人类社会文明程度越来越高，人们对道德行为就越来越向往，对自觉自发自为的道德主体就越来越认同。但是，在功利主义和情感主义高扬的时代，不同的价值主体对道德的认同标准不一，社会经常出现一些人戴着道德的帽子践行反传统、重指责、泯人性的伪道德现象，这种道德的虚伪、浮躁、功利，直接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

究其原因，道德品性从生成视角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先天获得的道德，另一类是后天习得的道德。两类道德都包括私德、公德、大德。因此，在世上没有完全无道德之人，也没有至德的完人。所以，人人都有可能居于本位立场对身边不道德的现象进行道德指责，从而凸显自己道德的高尚和伸张正义。在面临不良道德现象的指责过程中，德薄之人往往比厚德之人指责更为强烈、刻薄、偏激，甚至以为对道德指责越尖锐就越显示自己的道德水平高，就更能伐罪吊民。但是，我们试问如果道德标准，只是停留在道德指责层面，社会和家庭会变成怎样？一定是充满暴戾之气，戾气让人感到烦恼，产生偏激、躁动不安、欠缺包容，势必导致负面情绪泛化，让道德卷入情感主义的漩涡之中，这不利于良好社会道德的生成。众所周知，道德指责是不需要成本的，它更多是一种个人情绪和不满的宣泄。充其量就是对别人的“他律”而不是自己在接受“他律”，更谈不上道德自律。如果仅依靠主观成为判断道德合理存在的依据，道德必然被割断它的历史，私德一定会凌驾于公德之上。如果过度地相信情感主义，那么传统的道德品性将会弱化，容易导致社会上经常出现一些键盘侠和杠精，甚至干着蝇营狗苟之类的丑事，在遇到一些缺德现象之时，也积极充当着道德巨无霸的角色，以一反道德的行为进行大肆指责和不停点火。例如，近年出现的一些校园安全事件，一些媒体和个体，为了炒作，不顾及未成年人的私隐和安全，在揭露事件真相的同时，对未成年产生了严重的侵害，埋下不健康的心理祸根。

《礼记·文王世子》曰：“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也。”道德无疑是教育的重要手段和目的之一。要培育学生高尚的道德，最核心的是培育学生的自律能力，自律是道德的本质特点。教育的过程就是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只有主体生成自知自觉的意识，才能逐步走向自律，让道德自觉成为可能。其关键是自我教育，一个有道德的人，应该在看到不道德行为的时候进行换位思考，以此镜鉴进行深层的精神剖析，提升自身的良知良能和道德自觉。《荀子》：“君子贤而能容罢，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至德为恕，一个人应该拥有两颗心，一颗是流血的心，另一颗是宽容的心。宽容是一种高贵的品质，往往能产生比处罚和指责更强大的道德力量。宽容不仅是对外行为的主动控制，也是内心一种理智感受。所以，道德的培育过程是一个知道、行道、信道、守道的过程，应该在培育主体对道德规范遵守的基础上，促进其主动走向内在道德自觉，从而保证道德行为的实效性，而非只停留在外在的道德审判和指责层次。(www.xing528.com)

再看，康德道德哲学的核心可以概括为：如果道德规则是合理的，那么它们对所有理性的存在物都必须是同样的，像算术规则那样；如果道德规则对所有理性的存在物都有约束力或赋予他们义务，那么有理性存在物遵循这种约束或义务的偶然能力必然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们愿意履行这种约束或义务的意志，正像从自己有德的父母处学到的准则，不需要什么合理标准的检验和证明。所以，道德的培育，关键是唤发内心的觉醒和认同，让孩子学会反思，更有利于促进孩子道德自觉意识增强和内在约束能力提高，不断认同社会道德、践履德行、生成德性，从而走向机体功能的日臻完善和持续社会化。

进入文化多元的新时代，每个孩子的个性比以前任何一个时代更张扬和渴求自主，人与人的关系，从“服从”走向“尊重”。“尊重”已经成为道德的基础，尊重型道德逐渐成为社会核心道德价值的主流。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只有给孩子撑起个性张扬的空间，保障孩子作为一个独立主体应有的能动权利，孩子的内在道德潜能才有可能激发和生长。毫无疑问，尊重是构建和善的人际关系的秘诀，更是养育道德自觉的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