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研发现：重庆农村文化服务欠缺参与度

从现实的原因来看，我国已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农民自身的原因，也使政府在农村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与服务中得不到民众的理解与支持。

乡村社会多年来已经形成了由村委会、村民和外来者三方共同营造的公共文化空间，而政府带着好意进入这个文化空间时，得不到民众的认可和积极参与。我国乡民社会大都形成了定期定点举行的民俗表演、节日习俗、庙会等公共文化空间。在这个公共文化空间内，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多为自发组织的文化精英，农民也能乐在其中并乐此不疲。当地方政府满怀好意地“强行介入”文化空间，农民不仅不觉得是帮助他们，反而觉得是“搅局”，打破了原有的平静和谐的文化氛围，因此农民对政府的文化供给并不“领情”，政府原本只想作为经费供给主体的初衷没能实现，不得不自导自演，逐渐取代了公共文化建设中民众的主体自觉意识。(www.xing528.com)

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中存在着隐秘的“搭便车”行为，也使农民的能动性尤其是农民整体的积极性不能得到充分发挥。由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本职能是向民众提供不可分的、统一的、非排他性的文化产品与服务，因此任何农民个体成员在公共文化服务中的“努力和牺牲”，其结果都是农民整个群体成员所共享。在这样不合理的成本收益结果下，“搭便车”的行为不可避免。尤其是随着群体人数的增加，“搭便车”的行为就越容易产生，也更难以发现。在市场经济体制的熏陶下，较为理性、自利的农民都不愿意参与公共文化的建设之中，不愿意为集体的利益而参与其中。在农村社会农民数量众多的现实情况下，农民大多对农村文化建设表现得较为消极和漠不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