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石刻发现保护口述实录，石魂

周东旭

现就职于宁波市文化旅游研究院，曾任职于海曙区文物管理所。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浙江省戏剧家协会会员、宁波文化研究会理事。2017年，为海曙区第五届政协委员。著有《苍水诗注》、《鼓楼钟声：宁波老城的生命印记》、《浙东古戏台：宁波卷》（合著），剧作《牡丹灯》《张苍水》。在宁波电视台科技频道录制《千年海曙》10集、《江南话语》4集。

口述时间：2020年5月28日下午

口述地点：宁波开放大学

采　　写：赵淑萍

赵：小周，在文保界，你虽然年轻，但资历不浅，很早就开始进行历史文化研究和文物保护了。东钱湖南宋石刻的相关活动，你参加过吗？

周：我2005年开始在海曙区文管所工作，单位还兼管了一个海曙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者协会，因为单位人员少，所以我很快就接触到这些事情。这个协会里有许多甬上文化名人，他们都热爱家乡的文化事业，尤其是文保事业，其中著名的有曹厚德、王重光、杨古城、王介堂四位先生，被宁波人称为“宁波文保四老”。我和杨古城先生、王介堂先生最为熟悉。记得杨古城先生一开始的时候，还不会使用电脑，因此每有打印、复印、电子邮件往来等事务，便会来我们单位，每次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他开一辆电瓶车，熟门熟路，先问候门卫师傅，然后到楼上，问候领导，接着会找我做一些具体的案头事情，时间也总是在临近十一点的时候。后来他努力学会了使用电脑手写板，来文管所的次数就少了。每一次，我都很认真地帮他打印、复印，等事情办完，才去吃午饭，所以老先生他们在做的一些事儿，我是知情的。我也多次跟着他们前去。关于南宋石雕的活动，最初的时候我没参与。但是后来日本友人来宁波，他们对南宋石刻的研究以及崇尚，我是清楚的。

赵：那你谈谈日本专家来宁波的一些活动吧，主要是关于南宋石刻的，其他的也可以讲一些。

周：在我开始工作后的第二个年头，2006年，杨古城老师和海曙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者协会就策划了三件大事。一是纪念雪舟等杨圆寂500周年，在居士林立了雪舟行迹碑，字是郑玉浦先生写的；二是首个文化遗产日（文化与自然遗产日的前身），在原日湖的遗址上立了一块遗址碑，字是曹厚德先生写的；三是纪念史浩诞辰900周年，这个史浩是史氏家族的第一个丞相，他们家族和南宋石刻关系很大，在宝奎庙前也立了一通石碑，字是李羡唐老师写的。

赵：你还能想起那次纪念活动的主要情景吗？

周：史氏后人中有一位叫史美露的，在四川。她费时三年完成《南宋四明史氏》一书，书中有百余幅图片，还有很多家训、家风和史料之类的内容。当时举行了此书的首发式，还进行了“南宋四明史氏故里”揭碑仪式。再就是开了一个研讨会，讲史家和月湖的关系。编过论文集，当时一些老先生有几个现已作古。宁波大阿嫂史翠英还给我们提供了包装好的泥螺，赠送给史氏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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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四明史氏和月湖文化研讨会（周东旭提供）

赵：你再谈谈日本学者的宁波之行吧。

周：日本学者、专家大概可以分这么几种。有画家是雪舟等杨的传人，雪舟等杨曾被大明皇帝赐予“天童第一座”的称号，所以雪舟传人访宁波寻祖认宗是必须的。还有研究石刻的日本专家，日本人管石刻叫作石造物，他们来寻访石刻，重点是东钱湖南宋石刻。还有如研究《牡丹灯记》的学者，研究佛教、曹洞宗、道元禅师的村上博优先生及研究瓷器的专家。

赵：石造物专家来宁波，你参与接待了吗？

周：我曾随杨古城先生多次接待过他们。研究石造物的专家团是山川均先生和佐藤亚圣先生领队的，山川均先生的工作单位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市级教育局，佐藤先生则是元兴寺文保所的，类似宁波保国寺文保所。山川均先生很清瘦，佐藤先生个子非常高，大概有1米9，随团有10个人，或是自费，或是有相关研究单位资助。2015年我们访日的时候，山川先生他们也招待了我们一次，也算礼尚往来吧。

赵：谈谈你印象比较深的一次吧。

周：2008年，他们来参加中日石造物研究会宁波考察交流活动，为期5天。在野外的时候，他们常用烧烤用的锡纸拓印石刻上的花纹与文字，这确实是一种好方法。我记得，80多岁的老先生在天童寺看一个石抱鼓的时候，就半跪在地上拍照。大冬天，寒风凛冽，他们用量尺在石刻上比画丈量，如得珍宝。有一次，在野外看到一个武将石翁仲，还被农民用红油漆涂了嘴唇，大家都忍不住发笑。专家们对东钱湖石刻馆、宁海黄泥丘石刻、奉化溪口魏杞墓石刻、鄞州梅园、慈溪袁韶墓石刻、大隐石雕厂等地实地考察，深入了解宁波和有关县（市）区的石刻遗存，对中日石造物的历史渊源及保护、研究有了更深层次的交流。中国有一句诗叫“住山未必知山好，却是行人得细看”。对于眼见的许多珍宝，我们大都会舍远求近，对于常见的文物，我们大概也会以司空见惯的态度对待。当我们看到外国人如此重视我们的文化时，我们不禁会重新审视。我们的文保意识，确实还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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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友人勘察南宋石刻（周东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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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石造物研究会宁波考察活动(周东旭提供）

赵：小周，我了解到，原江东区档案馆（现并入鄞州区档案馆）关于四明史氏的宣传小册子是你撰写的。里面，你谈到了史氏祖先画像中的衣冠服饰。我当时应鄞州区档案馆之约，写介绍史家祖宗画像及传记、题跋的文章时曾仔细阅读，有些地方还进行了参考。那么，你能不能也谈谈南宋石刻中那些精美的构件和文臣武将的装束？

周：南宋石刻的特点就是写实，能够反映出时代特征，而且刀法细腻，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南宋时期，中原地带手艺高超的石匠随着朝廷迁移南方，北方的巧匠们遇到了宁波特有的适合雕刻的石材——梅园石和青石，两者相结合，石雕的水准达到了新高度。南宋石雕的主要部分是四明史氏的墓道石刻。其中叶太君和史诏的墓道石刻所属时期是南宋早期，石刻风格比较简朴。到了中期，史浩、史渐的墓道石刻也是低调、淡泊。而晚期如史弥远、史弥坚等的墓前石刻，造像神态比较自得，仪仗感很强。总的来说，宋代重文轻武，所以，不仅文臣造像慈祥和蔼，武将的面容也是敦厚，缺少杀伐之气。而那些石兽也驯服温顺，所谓“虎不威、马不烈、羊不犟”。

赵：你能否也谈谈文臣武将的服饰？

周：文臣的衣冠、武将的铠甲，都能在宋画中找出对应。文臣冠顶的梁数表示他的官品。武将的璎盔披甲、臂上的护袖、脚上的护腿、腰间的护腰都是当时的制式，中规中矩的。而且，立体感极强。这些都反映出南宋时期的人格意识和审美标准。有些比较学术性的论述，您可以查查期刊网。我记得，我查到金皓老师有专门论述，还有杨古城老师和龚国荣老师的著作《南宋石雕》。其实从古代画像雕塑上研究中国古代服饰，沈从文先生那会儿就开始了，根据文献记录和实物对比。我感觉我这篇文章创新点在于对19则题跋的考证，这个工作原先是没有人做过的。这份家谱档案除了画像之外，还有一部分清代道光年间甬上文人撰写的19则题跋。这些题跋的作者到底是哪些人，他们和史家是什么关系？我翻阅了许多文献资料，19个人中，张渠与王允中是史家廿四（五）世孙婿，两人的生平几乎很难在其他文献中找到，其他人，除了本地文人外，还有时任鄞县地方官的外地人，虽然内容仅有只言片语，但弥足珍贵。同时，题跋是保留下来的当时的文人手迹，十分珍贵，也剥茧抽丝理了一下道光年间的甬上文人圈子。

赵：谢谢小周。希望以后看到你更多的研究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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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东旭和南宋石刻（周东旭提供）

◆ 附文：载《中国档案报》2020年2月10日，后又刊于《宁波日报》

“满朝文武，半出史门”——堪称南宋历史缩影的《史家祖宗画像及传记、题跋》文献

赵淑萍

文献遗产名称：史家祖宗画像及传记、题跋

文献形成年代：明代中期（画像及传记）、清代（题跋）(www.xing528.com)

文献数量：画像及传记各31件、题跋10件19则

文献保存者：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档案馆

浙东鄞县史氏家族在宋代，尤其是南宋时期曾出现“一门三宰相，四世两封王”“五尚书，七十二进士”的极盛现象，曾有“满朝文武，半出史门”之说。虽然史氏家族曾是寒门庶族，但经过百余年的时间，各房子孙开枝散叶，最终成为名门望族、簪缨世家。《史家祖宗画像及传记、题跋》文献包括南宋史氏家族重要历史人物共7世31人的画像，每幅画像旁附有其人传记，另有清代文人为此写下的题跋19则。该文献不仅详细记述了南宋年间史氏家族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活动的情况，还记载着史氏家族的历史，堪称南宋历史的一个缩影。《史家祖宗画像及传记、题跋》文献对于研究南宋历史具有重要价值。

四明史氏，是南宋时鄞县最大的望族。如果说广为人知的东钱湖史家墓道石刻，展示了南宋时期独特的人物造像和墓葬制度，那么珍藏于鄞州区档案馆的《史家祖宗画像及传记、题跋》，则形象“再现”了史氏家族成员的“面孔”，展示了南宋时期士大夫衣冠服饰的规制，并记录了史氏家族成员参与社会活动的一些情况。

《史家祖宗画像及传记、题跋》堪称南宋历史的缩影，透过画像中一个个“鲜活”的面孔，向我们讲述了一个显赫家族的传奇。

母慈子亦孝“八行”垂后人

“一门三宰相，四世两封王”“五尚书，七十二进士”“满朝文武，半出史门”……说的都是南宋时鄞县最大的望族——四明史氏。

资料显示，四明史氏来自江苏溧阳史氏，大约北宋时迁居鄞县东钱湖畔。曾经的寒门庶族，经过百余年时间，发展成为名门望族、簪缨世家。东钱湖边留下的20余处、200多件史家墓道石刻，为了解史氏家族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而鄞州区档案馆保存的《史家祖宗画像及传记、题跋》，2003年被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宝”。

《史家祖宗画像及传记、题跋》，不仅详细记述了南宋年间史氏家族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活动的情况，还包含31幅作于明朝中期的孤本史家祖宗精美画像，以及一些作于清代的题跋（10件19则）。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是我国现存南宋和清代档案的一部分，对研究当时的社会和历史具有十分宝贵的参考价值。

31幅画像及传记，为史简、史诏、史师仲、史浩、史弥远、史嵩之、史司卿七世共31位家庭成员，均为史氏家族中有影响的人物。

在31幅画像中，叶氏太君叶玉英是唯一的女性。

叶氏12岁时由祖父——明州教谕叶世儒做主，和10岁的史简定了亲。她19岁嫁给史简，婚后夫妻恩爱，琴瑟和鸣。但史简23岁就亡故了。这时，无论是史简的兄弟还是叶玉英的父母都劝她改嫁，但她生下遗腹子史诏，立志守节。叶玉英昼夜操劳，节衣缩食，让儿子接受私塾教育，并亲授诗书，把史诏培养成品行高洁、才华出众的人。可以说，没有叶夫人的坚持，就不会有四明史氏一脉后来的兴盛。叶氏5个孙子中的史师才，第一个踏入仕途，后官至副相。当时的地方官楼异曾赞美叶夫人“黄卷教成遗腹子，白头亲见起家孙”。叶夫人死后受封累计18次，最高位为冀国夫人。

史诏不负母望，德才兼备，被宋徽宗封为“八行高士”。他不愿入朝为官，宁愿长奉母亲身边。为躲避朝廷宣召，从城内洗马桥迁入鄞东大田山，后又定居东钱湖下水绿野村，他的5个儿子都生于此，并在此建立最早的祠堂——林染桥史家。

北宋政和八年（1118），史诏五子中的史师才首登进士，此后师仲、师禾、师光相继迁入城内，在鄞东张斌桥繁衍“藤下史家”，建立了祠堂。祠堂留下了八行垂训：孝、友、睦、姻、任、恤、中、和。清道光九年（1829），藤下史氏重修宗谱、祠堂，重新裱画祖像，并由史氏廿四世孙义震从绿野岙购画像后，重新装裱或仿绘、增补题跋，在家族公祭或重要节庆时开启木箱出示。

1991年，宁波市江东区档案馆（行政区划调整后并入鄞州区档案馆）开展历史档案征集活动，了解到张斌桥“藤下史氏”祠堂藏有古代祖宗画像，遂与“藤下史氏”后裔、东升村党支部书记联系，东升村于1992年将这套史氏祖像捐献给档案馆。

一门三丞相　四世两封王

史氏家族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三位丞相：史浩、史弥远、史嵩之。三位丞相中，史浩被封为越王，谥号忠定。史弥远被封为卫王，谥号忠献。

史浩，字直翁，号真隐。由于父亲去世得早，家境贫寒。史浩在四十岁之前仕途并不顺利。史浩侍母极孝，在当地留下了很好口碑。母亲60大寿时，他在钱坊间借了一笔钱为母祝寿，后来因为还不出本金和利息只好去绍兴躲债。他住在一位卖饼的婆婆家里，婆婆见史浩器宇不凡，问明缘由后，借钱给他还债赴考。而后，史浩考中进士，这一年他已经四十岁。他后来不仅将钱如数归还卖饼婆婆，并行跪拜之礼。

史浩中举后，调余姚任县尉，后任温州府学教授。南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在他人的推荐下，史浩应召入京，升迁为太学正，不久又升为国子博士，这使他有机会与皇帝商讨大政。文献记载，宋高宗赵构对史浩“有相见恨晚之叹”。由于皇帝没有子嗣，史浩便建议他从赵家本族中太祖一系的后人里选定太子。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选宋太祖赵匡胤七世孙赵伯琮（后改名赵）、赵伯玖（后改名赵璩）为皇子，并让史浩担任他们的老师。

授课时，史浩发现赵生性恭顺谨慎，更适合继承帝位，于是向皇帝进谏。皇帝经仔细观察，发现确如史浩所说，便立赵为太子。赵后来即位，就是宋孝宗。

在此期间，史浩的官职不断得到提升。南宋隆兴元年（1163）初，也就是孝宗即位后半年，史浩官拜右仆射，淳熙五年（1178）三月，复拜右丞相，登上政治生涯的顶峰。

史浩在任时，发现了大量人才。他推荐的张浚、张焘、辛次膺、周葵、胡铨、王十朋等35人，均为所用。其中，张浚、王十朋由于政见不同，屡次弹劾史浩，史浩仍然宽宏大量，任人唯贤。他还提出为岳飞平反昭雪，上疏言赵鼎、李光无罪等，均被采纳。为政期间，他主张“先行自治，方可远图”，对金主和，反对贸然用兵。

史浩还是一位很有文学天赋的诗人，《峰真隐漫录》收录了他写的许多诗词，清新雅致，文采斐然。另外著有《尚书讲义》《周官讲义》《仙源类谱》等作品。人们敬爱这位丞相，东钱湖的小普陀景区至今流传着关于他的传说，宁波人把八月十六过中秋的习俗，也安在他的头上。

史弥远是史浩的第三个儿子，字同叔，号小隐。这是个争议很大的人物。后世有人称其为能臣，有人则将其和秦桧、韩胄、贾似道列为四大奸相。史弥远天资聪颖，从小又受到很好的教育。18岁时参加铨试，独占鳌头，24岁中进士，但此后一直无多大进展。绍熙五年（1194）春史浩去世，史弥远丁忧守孝。3年之后，他的官场生涯有了戏剧性的飞跃。从庆元二年（1196）到开禧三年（1207），史弥远获得了十几个显要的任命，可说一路畅达，青云直上。

南宋开禧三年（1207），韩胄北伐失败，金朝来索主谋，史弥远当时任礼部侍郎兼资善堂直讲，与杨皇后等密谋，槌杀韩胄，又将他的人头送金请和，因此升任礼部尚书兼国史实录院修撰。据说这一做法得到当时士大夫阶层的默许。嘉定元年（1208），史弥远任参知政事，拜左丞相兼枢密使。皇太子赵因为看不惯史弥远弄权，曾写下“弥远当决配八千里”，又呼他为“新恩”，寓意他日当将史弥远流放到新州或恩州。史弥远非常恐惧，潜谋废立，让余天锡从越州觅得宗室子赵与莒，赐名贵诚，立为沂王后，极力扶植。嘉定十七年（1224）八月，宁宗驾崩，史弥远矫诏拥立贵诚，改名昀，是为理宗。封赵为济阳郡王，出居湖州。后来，又派人逼赵自缢，诡称病死，自此又独相9年。史弥远历两朝擅政26年，权倾朝野，为人诟病。但他崇尚理学，坚持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也有不少人对他持肯定态度。

1995年，甬上文保人士杨古城、曹厚德由文保员史永和带路，在下水村官驿河头发现一块“史”字样的石碑。这是史弥远的续弦夫人黎氏的墓志铭，由史弥远亲自撰文。铭文大意是说，黎氏去世，他因为公务繁忙，无法前来，很愧疚。他的原配夫人潘氏去世较早，而儿女尚幼，全靠黎氏夫人操持家务，教养子女。自己专心国事，全靠黎氏夫人，让自己没有后顾之忧。从文中看，史弥远为官颇为廉洁，当时朝廷给的俸禄，他减半受之。20世纪90年代，国内外研究史氏的材料越来越多，对史弥远的评价也比较多元了。

史嵩之，字子申，号野乐，是史弥远堂兄史弥忠的儿子，从小风流倜傥，出类拔萃。史嵩之进入官场是在史弥远的全盛时期。据说在嘉定十三年（1220）获取进士功名后，史弥远就把他安排到战略重镇襄阳城（今湖北襄阳）当户曹。史嵩之因组织改造屯田有功，受到提拔。绍定三年（1230），他被授予爵位（从五品）。

史嵩之曾联合蒙古灭金。金亡后，蒙古就成了最大的敌人。在对待蒙古的问题上，史嵩之主和。后来，宋师溃败，皇帝后悔没有听他的话，授他刑部尚书。史嵩之任右丞相时，举荐贤能如董槐、吴潜等人。但是，朝中他的反对者们攻击他专权独断、排斥异己。淳四年（1244）因为父丧去官。不久，太学生144人、武学生67人、京学生94人及建昌军教授卢钺，俱上书“不当起复”，并言史氏三世（浩、弥远、嵩之）执政专权误国。自此，史嵩之被罢官，闲居13年。

不同于史氏家族的其他成员，史嵩之的墓道不在东钱湖周边，而在余姚车厩，那里原是他的外婆家。2011年夏天，当地村民发现山上有盗墓迹象，遂向当地公安部门报警。此后，浙江省文物局专家对现场进行了勘察，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被盗的南宋古墓实施抢救性考古发掘。专家通过墓顶上的圹志证实墓主人就是史嵩之。墓内有金丝楠木棺材一具，棺内除一件玉佩、一件鎏金铜环和一些钱币外，还发现了大量的水银以及保存尚好的丝织品。

满朝朱紫贵　尽是四明人

“朱绂皆大夫，紫绶或将军。”古代，穿红着朱者都为高官。而南宋，因为史氏家族，四明人在朝显贵的很多。

《史家祖宗画像及传记、题跋》文献真实而具体地反映了南宋时期士大夫衣冠服饰规制的情况。打开该文献可以发现，31幅史家成员画像中，有头戴冕冠的，有头戴七梁、五梁进贤冠的，还有戴幞头（即乌纱帽）的。帽与冠的区别是，帽不用系带。冠又分为七梁、五梁、三梁、无梁，七梁官级最高。史家31幅画像中，19人戴进贤冠，属一品二品七梁冠的有11人，其余均为五梁冠；有13人的进贤冠外罩有薄如蝉翼的笼巾，笼巾上又饰有2只或3只金玉制的蝉和一串貂尾，在冠的顶部还有一支象征性的“立笔”。立笔又名簪笔，是一种象征性的古制，延续到明代，官级愈高愈弯折。《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有这样的解释：“至宋，施于笼巾，金蝉加于额前，貂尾加于左侧，专用于三公、亲王。”可见进贤冠中金蝉、貂尾和笼巾只有高级官员、帝王封爵者才能享用。

最为特殊的当属史浩和史弥远。他们虽都戴冕冠，但又有区别。史弥远戴的是五梁通天冠加冕九旒，通天冠中心有金制的博山，加冕九旒是仅次于皇帝十二旒的最显贵规制。

冠饰之外，服饰的色彩也显示官级的尊贵。史家31幅画像中穿朱领紫衣者2人，穿朱衣者22人，穿青白衣者6人。按宋代规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九品以上服青”。宁波民谚“满朝朱紫贵，尽是四明人”，从画像中可见一斑。

史氏家族中，除了一些位高权重的官员，也有史弥坚、史弥巩、史守之等生性淡泊的隐逸之士。但无论如何，一个家族出现如此之多的显贵，这在中国的历史上十分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