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钱湖南宋石刻发现保护实录

谢国旗

文博研究馆员，原鄞州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现海曙区文物管理所党支部书记，海曙区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国际博物馆协会、中国博物馆协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等协会会员，浙江省考古学会会员，曾获国务院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突出贡献个人奖”。出版过《东钱湖石刻》《历史的回声》《文缘血缘两岸情》《三字经·梦仲席》《六塘古韵》等论著，撰文达300余万字。

口述时间：2020年5月16日

口述地点：海曙区文物管理所

采　　写：赵淑萍

赵：谢老师，很不好意思，双休日还约您进行采访。您先前是鄞州文管办主任，我想向您了解南宋石刻的事。

谢：说到石刻，就要说到天行书友会的三位老师，曹厚德、杨古城、王重光，他们对宁波历史文化很有研究。1995年，筹集成立宁波天行书友会，王重光老师任副会长兼秘书长，会长是黄朝洋。1993年，我还在集士港文化站时，发现《宁波日报》报道曹厚德、杨古城老师在集士港潘岙发现汪洙墓前石刻，我就开始研究南宋石刻，从而发现《鄞县通志》等相关史料都有记载“潘岙汪洙墓”。而后我又翻到了《桃源乡志》，发现汪洙墓记载在西岙，实地考证后确实发现有石马、墓道和墓葬残迹。当地文保员说潘岙的这座山叫严嵩山，按“文保法”要求，此处石刻便被公布为严嵩山墓道石刻。曹老师、杨老师经常跑下来，最初我在白岳乡政府文化站工作时，因为那边是离城区最近的半山区，历史古迹、古墓葬特别多，自1983年起我经常陪着他们一起去。那时我还写通讯、拍照，当时的鄞县文管会周生望老师已发现我对文物的情结。1994年杨古城老师在古林职业高中教美术，经常带着学生写生。有一次，他们发现集士港西岙的一对石人没了，吃了一惊。杨老师打电话来，我马上去看，果然一对文臣没了。那时对于文物，各方都很重视，追得很紧。当时，我还兼任四明山村党支部书记。我决定自己先调查，不去惊动公安部门。经过暗中摸底，得知原来慈溪观城有人要做坟，要石人，向本村一村民买，又给本村的二十多个村民分了香烟，一起帮忙把石刻运出去了。于是，我就找到那个村民，一边义正词严，一边又安抚他：“这是违法的事情。但是，你可能不懂法，不知者无罪，只要追回来，就没事。”最后，他答应一起去追。我又想着，这么大的石人，得用车，还得有人帮，于是叫了村里二十多人，分香烟给他们，叫好汽车，赶去观城。到了观城，了解到大致位置。我让车子和众人在观城镇外面等，我径直去那户人家。那家前面有一堆东西，用汽车篷布盖着，上面柴压着，我掀起一角就知道那是石人。我找到主人，心想，先不能用很强的攻势，得让他安心，否则物极必反。我说：“据说四明山一对石人没有了，我来问问。”那人吃了一惊，然后就开始强辩说不知道。“国家有专门的文物保护法，禁止盗卖的。”我指着门前那堆东西说。“没卖过。大人要做坟，到坟前去摆放的。”他开始说实话。接着他走到楼上拿来两条香烟，要送给我。“我不吸烟，就是吸也不要。我没报公安，我属于民间人士，想做做工作。不知者无罪，只要没有损坏，没有盗卖，你就没有罪孽的。”我说。他脸色缓和了，说：“石人很重的，你一个人拿不了，我要么去叫一辆车。”我告诉他外面我们有人等着，我去叫来。我起初就防着他去集结他们那里的村民，到时石人就拿不回来了。“你在屋里等，人不要动，一切后果都没有，如果你去叫人，等会儿有什么纠纷，你就要负法律责任了。至于怎么拿是我的事。”我说。事至此，他也就默认了。那时没有手机，我去镇外面，叫来候着的二十多人，一起开车进去。后来那家人还听话，解开车篷布，拿出扛子，一起装上。出发前，我又警告他：“我们现在出发，如果途中因为你而被人阻挠，你也得负法律责任。”后来，车子顺利开到澥浦，大家一起吃了快餐盒饭，每盒也就三元多，二十多人，用了六七十元钱，就这样把文物追回来了。当时的《宁波日报》和1995年的《中国文物报》都报道了，夸赞我们没用公安力量，也没花费多少钱，追回了文物。也就是这件事后，王重光老师看我这么热爱文物，就介绍我加入天行书友会，然后就到东钱湖去考察。

图036
文保志愿者听杨古城老师讲解南宋石刻（谢国旗摄）

图037
谢国旗（右一）和王重光夫妇考察宋代石刻

赵：谢老师，你们考察了南宋石刻几次？

图038
文化之旅考察南宋石刻（谢国旗摄）

谢：到现在天行书友会文化之旅活动搞了300多次，考察南宋石刻10多次，我个人有50多次了。

赵：您和麻承照老师出过《东钱湖石刻》一书，比杨古城、龚国荣老师的《南宋石雕》还早吧？

谢：是的，这书大头的研究部分都是我完成的，麻主席在后面又加了几个生动的小故事。麻主席是当时的鄞县文联主席，认为此书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价值，就作为文联作协课题系列之一进行出版。我其实关注东钱湖石刻很早了，一直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拍照和研究，里面的照片都是我拍的。南宋石刻公园建馆时的陈列照片都是用我的，因为那时周时奋老局长来说，我就给了一个光盘。

赵：当时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

谢：因为听说南宋石刻要集中保护了，我就怕以后堆在一起要乱。所以，我要写这本书，厘清其关系。我对东钱湖石刻很熟悉，石刻的眉眼、样貌我都记住了，哪一件来自哪儿，我都清清楚楚呢。还有，后来我也到了文物相关的岗位上。当时，周生望老师很看重我，陈万丰、王重光老师亦都很看好我，我调到了鄞县文管办。说些题外话，后来王重光老师因研究红帮裁缝策划建服装博物馆，问我是否有兴趣做这件事，我就介绍了陈万丰老师，也得到了县人大王佩副主任的大力支持。我来到文管办后，领导要我带带那些新分配来的大学生徐明、小朱等，开展鄞县第三次文物普查（后来被省里定为“寻找文明”全省第三次文物普查）。县里普查时，我就带着他们。

赵：您为了写书，不仅是东钱湖石刻，宁波全市的南宋石刻您都去勘察过吧？(www.xing528.com)

谢：是的。余姚、慈溪、奉化、宁海、象山、江北等地我都去了。后来这些县（市）区发现石刻就干脆要我去鉴定年代，王重光老师的《中国帝陵》将结稿时，又邀我一起考察巩县的北宋皇陵和绍兴的南宋赵家山皇陵。由此，我通过比较发现，史家墓前石刻是忠孝节义排列的儒家文化的精髓和缩影。史氏家族对皇室忠心耿耿。从墓和墓道石刻的规制可以看出，他们非常约束自己。史浩的墓前石刻非常朴素，后来史弥远的时候，因为南宋江山坐稳，比较强盛，稍精美一些。那些石翁仲谨慎低调，表情含蓄，慈祥和蔼，表现了文臣士大夫的内涵和修养。不论是文臣的衣冠，或是武将的铠甲，大至形制，小至花纹饰样，都是中规中矩，力避张扬。姿态，均采取仪仗拱守之势，无一出格表现。虽然史氏一门显贵，但是在当时修墓筑茔时，并没有动用皇家艺匠，大多数都是民间匠人。皇陵前有石狮子，史家墓道前从来就不摆石狮子，这正是他们不僭越特权的表现。因为南宋明州工匠漂洋过海到日本，手艺传至日本，并在东大寺前留下了用梅园石雕的狮子。石狮子在日本的出现证明宁波的匠人是会雕狮子的。而且，从墓葬石刻可以看出史家对佛教的崇尚。史氏家族的墓葬石刻对宁波明清墓前石刻的影响也是深远的，比如墓表柱、石牌坊等。

赵：陈万丰老师说横省石牌坊是您主持工作时被公布为国家级文保单位的，您能具体谈谈吗？

图039
未经妥善保护的南宋石刻（谢国旗摄）

谢：1999年夏天宁波进行第三次文物普查，我们分组进行，我带的组往往是去最艰苦的地方。那次我们三人一组到了鄞县五乡，将原有的文物进行登记，然后再调查是否还有新发现。我想，到什么山唱什么歌，你跟农民千万别说什么文物，得讲究方法。我找那些上山上得最勤的老农民，问他们是不是本地人，问他们上山时是否看到奇出古怪的东西——每天能看到，却叫不出来。有一老农民说山上有像瓦楼一样的石柱，地上也有很多石头。众人顿时来了精神，纷纷要求带路前往。于是，炎热的午后，众人顶着高温，爬过山坡，穿过坟墓，终于在隐蔽的山路上看到了历经沧桑的残破牌坊。原来，由于遭受雷击，屋顶及部分构件已掉落地上，损坏十分严重。我量好、记录好，向区里、市里作了汇报。时任鄞县文化局局长周静书邀请相关专家来五乡党委会议室开论证会，我描述了形状，然后带着去看。杨古城老师一看就眼前一亮，说：“果然是南宋石刻！”后来，按照浙江省古建筑设计院的方案，在保持文物原貌的基础上进行修复。材料、工艺等需要尽可能地“回”到南宋时期，工匠们的工具都很原始，如榔头、凿子、斩斧等。我们还修好了上山的那条鹅卵石路。2001年横省石牌坊“连升三级”，一跃成为“国保”。之所以能够创造这样的奇迹，原因就在于它是全国目前所发现的时代最早的仿木结构石牌坊，与年代稍晚的庙沟后石牌坊一道，共同填补了我国元代以前石牌坊的空白。经考证，横省石牌坊应该是南宋史氏第四代、右丞相史浩叔父、乡贡史师禾的墓前入口门坊。当时还闹过一个笑话。天一阁博物馆副馆长章国庆为研究古建筑，前往横省石牌坊实地测绘，事先没和业余文保员打招呼，结果业余文保员胡芳德在巡查中发现他并拨打了“110”。五乡派出所随即出警，留下了一段“博物馆副馆长没带身份证和工作证，结果被带进了派出所”的趣闻逸事。

赵：谢老师，你们还发现过其他的石牌坊吗？

谢：有。2009年，东钱湖文物普查队在下水西村进行文物普查时，在该村的金字山山岙里发现了三座保存相对完整的墓前石牌坊。我和杨古城老师在业余文保员屠仲光的带领下，赶到现场实地研究考证。这三座石牌坊其实很早就已被发现，只是因为一直没有进行过多的宣传，所以并不为外界所知。杨老师认为，这三处石牌坊实际上是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南宋石牌坊，因为2001年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鄞州横省和庙沟后石牌坊都有屋顶，故严格说来，应该称牌楼。这三座石牌坊的发现，再次证明这处山岙就是南宋名臣史弥远家族的墓地。《史氏宗谱》曾明确记载，该地为当时皇帝封给史弥远家族的墓地。

赵：谢老师，我以前在报纸上看到南宋石刻中的毛坯石雕，这是怎么回事？

谢：以前，在东钱湖镇高钱村，我听说那个河槽嘴叫“倒马槽”，我就想，是不是曾经真的有石马倒在河里。果然，后来村民在清理河道时，发现了一尊毛坯石马。“倒马槽”河道清理出的那尊毛坯石马，其实就是在运输过程中不慎掉落到河里的。后来，在东钱湖黄梅山中一处南宋古墓穴的右后侧，发现两件布满青苔的歇山顶享亭毛坯石雕，不仅为南宋毛坯石雕增添了享亭这一新品种，还构成了一条证据链。同时又在鄞江石宕中发现毛坯石雕，其实是出了次品后废弃的石翁仲、石虎、石龟。东钱湖大量的陵墓石刻到底怎样落成，人们对这一过程一直不甚了了。两地三处毛坯石雕的发现，起码可以部分地对东钱湖南宋石刻群的诞生过程做出合理解释。工匠们先是在鄞江开采梅园石，然后进行初步的雕刻，形成毛坯后，装船通过水路运到墓地，再进行最后的细加工。

赵：谢老师，你们当年鄞州的文保工作是做得相当不错的，您本人曾获国务院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突出贡献个人奖”，您能谈谈吗？

谢：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第一代文物工作者骑着自行车，冒着严寒酷暑，进行艰苦的勘察。那个时候交通十分落后，特别是山路崎岖不平，我们都要依靠业余文保员带路。文物工作者带着干粮，徒步穿行。当然，有付出就有回报，我们获得了很多业绩。它山堰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普查中，东钱湖周围发现了大量史氏墓前石刻，但这些遗存究竟属于谁的墓道却谜团重重。业余文保员史久富拿来了《史氏宗谱》，史东奇打开了藏着墓志铭的王安石庙仓库，一一进行查核考索。由此，“一门三宰相”的南宋史氏家族史清晰地呈现眼前。我因此撰写了《东钱湖石刻》，从而被日本东京大学、广岛大学邀请，演讲《东钱湖石刻的艺术特征》。此文还被翻译成日文收入日本《现地石刻调查》一书中。东钱湖石刻群也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国家文物局决定花五年时间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我也应邀参加了国家文物局“三普”课题组对普查范本的制订。普查一开始，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在业余文保员的全力配合下，“三普”工作取得了可喜成绩，摘来了一块块全国级奖牌。业余文保员屠仲光荣获“郑振铎—王冶秋文物保护奖”，成为我国非专业文物工作者获此殊荣的第一人；鄞州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荣获全国文物系统先进集体称号；鄞州区政府荣获全国文物工作先进县称号；2013年，鄞州区业余文保员荣获“第六届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杰出团队奖”。这些都是对鄞州区文保工作和业余文保员的肯定。

图040
CCTV-7播放谢国旗老师讲述南宋石刻

赵：谢老师，谢谢您！今天讲了那么多。您的专著、论文很多，能不能发一篇专门论述南宋石雕的，您认为比较有价值的，我附在口述资料的后面。

谢：资料我有很多，有的曾经装在软盘里，后来读不出了。我回去再找找吧。

◆ 附文：载《焦点·风土中国》2010年第9期

江南兵马俑（节选）——弥合了的断裂带

谢国旗

一句“北有秦陵兵马俑，南有钱湖石刻群”，激起了我们对江南石刻的兴趣与渴望。鄞州东钱湖畔的南宋石雕，在中国雕塑艺术史上不经意间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像那个时代一场盛宴的谢幕，永远地凝固在了宁波东钱湖畔。中国的石雕除了用于佛像就是陵墓了，古代帝王陵墓建筑及其墓前的石雕更具有情景交融的意境，不似千篇一律的佛像式雕塑。当我们打开中国的陵墓雕塑史，你会惊奇地发现从秦汉沿袭至明清，历代陵墓的神道上，都出现过由文武大臣和各种珍禽异兽组成的石雕仪仗队。在这个陵墓雕塑史上却曾经有着两个断裂带：一个是至今还是历史之谜的元朝皇陵，另一个就是因皇帝一心归祖和偏安江南而浮厝的南宋。直到在宁波东钱湖畔发现了被称作“江南兵马俑”的南宋石刻，这段断裂带才终得弥合。而“弥合”者应该归功于四明史氏。南宋时期的京城临安，有着“满朝朱紫贵，尽是四明（即宁波）人”的热烈场面，而当时在鄞县则有“满朝文武，半出史门”之说。史氏家族在南宋时期先后历时一个半世纪，获得了“一门二王、三相四宰、五尚书七十二进士”的高贵荣衔。他们死后以岙为陵，布于东钱湖四周，墓迹达50多座。墓前石雕精美，形象生动逼真，整体保存较好，其规模之大、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在全国罕见。“江南兵马俑”式的东钱湖石刻不仅昭示着一个王朝的沉浮，而且蕴藏着南方石刻艺术的精华。史氏石刻采用象征、暗喻、写实的内心表达方式，表现出了当时朝野安乐于小朝廷的历史背景，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完美统一。

南宋时期的鄞县梅园石和匠师们已走出国门，到日本奈良形成石匠集团。他们是800余年前，鄞人造佛师陈和卿、陈佛寿、伊行末等一批工匠，曾对日本奈良东大寺整修作出过贡献。史氏家族对佛教文化曾起过推动作用。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史浩在东钱湖月波山下建月波楼，请孝宗帝赐“慈悲普济”额，后为月波寺，是宋代最大的四时水陆道场，东钱湖成套的佛教文化由此而生。当时的宋高宗、宋孝宗还为阿育王寺赐“佛顶光明”和“妙胜之殿”额。嘉定元年（1208），史弥远奏请宁宗皇帝钦定天下禅院“五山十刹”，阿育王寺、天童禅寺入列而占二山。由于史氏大族信佛学禅，所以对佛教起到了从西晋渐传于鄞以来的最大推动之势，五山十刹的禅宗文化相当发达，并促进了与当时日本佛教文化的交流。从明州上岸入宋的日本高僧就以明州为中心，先朝拜天童禅寺、阿育王寺、大慈寺、月波寺，然后再去其他山刹。史氏不但推动了湖周围的佛教发展，对日本也具有不同凡响的影响力。所以史氏陵墓石雕的兴起不但填补了国内空白，而且对推动中日文化繁荣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意义。

被发掘出来的史氏石刻，很多还保留了精美和完整的造型，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鄞州所出产的优良石材。在石刻原料的选择上，史氏石刻先后经历过几个时期。初创期选用的是当地的红砂石，早期选用红砂石和太湖石，中期选用鄞西梅园石，晚期又采用红砂石。这些石材各有特点，而东钱湖石刻中，目前仍然拥有着清晰完美的线条的作品，全部采用的都是梅园石。史氏在修建他们府宅的时候，还采用过另一种石材——鄞江的小溪石(即红石)。只因致密程度不够，终究没能成为东钱湖石刻的主流用材。当年史氏从明州城走向鄞东美丽的东钱湖，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打造，成功地让后人喊出“北有兵马俑，南有石刻群”的气势磅礴的口号。秦始皇兵马俑阵势浩大，天下绝伦；东钱湖石刻群精雕细刻，江南独步。千百年来，无论多显赫的人物，都免不了“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留存至今的唯有这些石头。当这些有血有肉的石雕艺术凝固成一具具石头的时候，便被赋予了永恒的生命。这是史氏大族留给后人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透过它们，我们得以在今天回溯那个时代曾有过的辉煌的雕刻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