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魂：东钱湖南宋石刻发现保护实录

杨古城

高级工艺美术师。在工艺美术的理论、创作、雕饰、教学方面颇有成就。他主持设计创作的大型金银彩绣《百鹤朝阳》获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珍品金杯奖；竹根雕作品《寒江蓑笠翁》获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一等奖。出版《中国狮子艺术》（合著）、《现代家庭布置陈设艺术》、《南宋石雕》（合著）等专著。2008年获称“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杰出人物”；2016年被评为“首届宁波中华文化人物”。

口述时间：2019年11月4日下午

口述地点：宁波镇安花园杨古城家

采　　写：赵淑萍

赵：杨老师，关于南宋石刻，这是我第四次跟您一块儿聊了。记得第一次是2007年，当时在曹厚德先生家里，我和刚从香港回来的陆锋老师一起来拜访你们。当时采访的由头是南宋石刻中的“文臣武将”复制品被作为回赠礼物送往佛罗伦萨。第二次是2014年，我来您家，是为了完成当时江东区档案局（馆）主持编撰的《江东人家》，你们是入选家庭之一，其中提到您对药皇殿、前童古镇、南宋石刻的保护。2016年您和曹厚德先生都评上“首届宁波中华文化人物”，录制视频时，文案也由我撰写，当时，在曹厚德先生家，您也来了，又说到南宋石刻。这一次，我们要详详细细地说一说南宋石刻。

杨：好，那我就讲讲南宋石刻发现始末。

关于南宋石刻，要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说起。当时我在绣品厂工作，曹厚德先生已退休。有时候，我们工艺美术学会会借车去东钱湖。当时就看到一些石雕，或零落在荒草丛中，或散落在寂静的山岙里。有的蚀迹斑斑，有的已经支离破碎，也有的就横卧在水沟里。许多精雕细镂的享亭、仿木结构的亭阁牌匾，或被砌入沟坎，做了居民的宅基，或被埋没于荒草泥淖。当地人对它们熟视无睹，毫不在意。甚至当时鄞县（现鄞州区）的一些文保资料记载也有信息漏误。比如当时标注的明代的包桢墓，其实也是南宋史家的墓道所在，因为史家后来整体没落，这块墓地就转给了包家。但资料上没提及。1992年冬，我们就有了去东钱湖调查石人石马的意愿。曹先生和我向时任《鄞县日报》总编的周时奋和鄞县文管办的陈万丰反映。后来，我们就共同去实地勘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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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古城考察南宋石雕

东钱湖横街有许多石像生。有一次我们到横街，发现地上有一块长约3米的石头，这是宋孝宗写的神道碑，已经碎裂，当时碑因为被人用来烧草木灰，已经模糊不清。但是，看上面的几处稍清晰点的文字，隐约和南宋丞相史浩有关。周时奋就摸出两百元让当地农民去搬来工具，把碑翻了面，文字出来了，确实是史浩的神道碑。可是，好长一段时间，史浩被误解，老百姓把他视为“奸臣”，对山里的墓道不管不顾，“文革”时，一些石像生甚至被敲碎。

陈万丰、曹厚德先生和我还找到下水村。下水村的文保工作做得比较好。文保员史永和，当时60出头，是村里的书记，也是史家后人。他知道我们去调查他们祖先的墓道，极力支持。就是从那时开始，直到南宋石刻公园建立，他陪同我们10年之久。这10年间，我曾去过东钱湖150余次。曹厚德先生虽然岁数比我大，平时很忙，但也去过100多次。

1995年春节前，我们接到史永和的一通电话，说是在下水村官驿河头发现了一块刻着“史”字样的石碑。再过两天就是大年三十了，虽然天寒地冻，但是这个电话还是令我们怦然心动。我当即答复，第二天一早去。

第二天，曹厚德先生和我各乘公交车到宁穿路会合，然后我们坐车去东钱湖。出发前，天空已飘起雪花，到了莫枝，已是鹅毛大雪。班车早已停开，好在还有一艘摆渡的船。船老大是下水人，说摆渡过去他就可以回家吃饭，下午还把我们送回来。一个小时后到了下水，史永和已等在那儿。村路都被雪盖得看不出来了。我们高一脚低一脚到了目的地，扒开厚厚的积雪，仔细辨认石碑上的文字，看到了南宋丞相史弥远的名字。至于碑的内容，我们约定天气好时再来，到时再细细考证。中午，我们在史永和家吃饭。饭后，他陪我们到船老大家，再摆渡回莫枝。一星期后我们再去，把石碑文字拓印下来。原来，这是史弥远的续弦夫人黎氏的墓志铭，由史弥远亲自撰文。从墓志铭看，黎氏去世，史弥远因为公务繁忙无法前来，很愧疚。他的原配夫人潘氏去世较早，而儿女尚幼，全靠黎氏夫人操持家务，教养子女。史弥远专心国事，全靠黎氏夫人打理家务，自己才没有后顾之忧。从文中看，史弥远为官颇为廉洁，当时，朝廷给的俸禄他减半受之。这也改变了一些文史研究员对史弥远的评判。此前，在人们印象中，他就是个权臣。

从那时起，东钱湖以及横街等地我去得非常频繁，每星期两到三次。一段时间下来，南宋石刻的情况基本摸清。南宋石刻，可以说是江南，甚至国内最完整、丰富的墓前石刻。下水是史氏祖父史诏的居住地，绿野岙村长乐里山有他的墓地。他的墓建立于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雕刻风格简朴浑厚。墓后有一把石椅子，被称为“江南第一椅”。下水村西是史诏生母叶太君的墓道，现在墓道的石刻都是从别处迁来，幸好，一对竹笋状的墓表柱还保存着。上水村凤山脚下是史渐的墓道。还有横街村的吉祥安乐山、福泉山茶场的大慈山、东吴的世忠寺山。宝幢省岙、横溪大岙等处也有南宋石刻。

赵：杨老师，您是工艺美术师，对石刻艺术比较了解，能讲一讲南宋石刻群的地位和意义吗？

杨：陵墓石刻是中国古典石刻的三大支系之一。曾经，上起汉唐、下迄明清的陵墓石刻艺术长卷中有一个令人遗憾的断裂地带，长达一个半世纪多的南宋王朝石刻史竟然一片空白！由于南宋统治者偏安一隅，中原迟迟不能收复，帝王死后仅做临时性的“厝葬”，墓道前未设石刻。绍兴攒宫山下的南宋六陵还惨遭洗劫，遗物无一幸存。可是，八百年后，我们在宁波东钱湖发现了南宋墓道石刻，多达二十余处，二百多件。自1993年以来，宁波的文物工作者、国内专家孜孜不懈地研究、考证，确认该石刻群是南宋时期规模最大、数量最多、雕刻最精的文化遗存。这一发现填补了中国古典石刻史的空白。

赵：杨老师，东钱湖石刻群规模为什么如此浩大？

杨：南宋时期，北方战乱，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移至杭州。宁波（当时称明州）由海疆鄙地变成了京畿樊篱，才俊辈出，官宦云集。鄞县史氏家族是南宋最大的望族，有“一门三宰相，四世两封王”“五尚书、七十二进士”之说。史氏家族出了史浩、史弥远、史嵩之三位丞相。其他鄞县籍丞相还有郑清之和魏杞。当时还有说法“满朝朱衣贵，尽是四明人”“文武百官，半出史门”。这些朝臣要员、达官贵人致仕后回乡居住。叶落归根，葬于故里，他们的神道一般都选在山环水抱、清幽宁静的地方。神道前是由文武大臣和各种奇珍异兽组成的仪仗队，统称石像生，还有石笋墓表柱、石太师椅、仿木石牌坊、石享亭构件等。这些石刻群就是他们生前享用模式的缩影，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它们为研究中国的美术史、雕塑史、服饰史、建筑史、家族史、堪舆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为研究南宋时期的墓葬形制、兵器服饰、工艺雕刻、建筑营造及历史学、民俗学、堪舆学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依据。

赵：您能谈谈南宋石刻的主要特点吗？

杨：和宋以前的墓前雕刻比，南宋石雕更为细腻精致。这跟江南丰富的物产和优秀的历史人文是分不开的。石雕具象写实，气韵生动，衣冠服饰都很有特色。就说史浩墓前的“文臣武将”，文臣一脸慈蔼、温文儒雅，头戴进贤冠，手捧朝笏，宽袖长袍，风度翩翩，高3.3米，宽1米；武将虎背熊腰，威武庄严，头顶盔缨，耳饰凤翅，身披铠甲，双手按剑而立，有气镇山河的感觉，高3.6米，宽1.3米。文臣冠服上的花纹和绶带、武将甲胄和佩剑上的饰物都精细入微，铠甲坚硬而富有质感，飘垂的织带又很有动感，这就使雕刻厚重而不失飘逸，肃穆而又灵动。

这里，我也谈谈梅园石。南宋石刻大都由本地梅园石、小溪石雕琢。梅园石分布于鄞江镇的梅园山、锡山一带。它的结构致密坚硬，石质细腻。其实，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梅园石早已走出国门。日本东大寺南门前的一对石狮、般若寺的十三重石塔都是由宁波石匠用梅园石雕刻的。我们的朋友，日本村上博优先生多次来宁波，对梅园石赞不绝口。现在他过世了，我们还给他做了一件梅园石石刻墓塔。

图002
日本报纸上关于中日石刻文化交流的报道

赵：杨老师，这些石刻，比如那些动物，有特定的意义吗？

杨：有，墓前石像生有特定的意义。文臣代表“忠”，武将代表“勇”，蹲虎是“节”，立马是“义”，跪羊是“孝”，都是成对排列于墓道两侧。文臣武将昭示的是儒家思想中忠诚谦恭、勇猛尚义的精髓和内涵。它们的排列秩序也有讲究，比如“百善孝为先”，所以象征孝的跪羊放在最前面，随后是虎、马。南宋王朝重文尚儒，亲近文臣，所以文臣最靠近墓的主人。

赵：杨老师，南宋石刻发现后，我们民间及政府相关部门都有哪些行动，采取了哪些保护措施？(www.xing528.com)

杨：最初，1993年12月4日，鄞县就派人来接我，去参加东钱湖石刻会议。当时主持人是周时奋，与会的领导有华长慧、钱根福及省内的文物和工艺美术专家。大家一致认为东钱湖畔20余处146具南宋墓道石刻不仅江南罕见，在全国也少有，是我们的文化瑰宝。会议专门制订了8条保护意见，要求继续深入。第二年，建立了“东钱湖历史文化保护开发研究会”。

1994年初，文管局的陈万丰来传达国家文物局意见，提出东钱湖石刻一定要原地保护。有几处地方不能动，是史渐墓、史诏墓、余有丁墓、世忠寺、福泉山茶场、宝华山等。从1994年到1995年，国家文物局、省文化厅、省文物局和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的文物权威人士多次来调查研究。

新闻媒体的关注也有力地推动了保护工作的开展。《人民日报》《宁波日报》《钱江晚报》以及中央电视台都有对南宋石刻的报道。媒体呼吁大家保护珍贵的南宋石雕，甚至还提出了“北有秦陵兵马俑，南有钱湖石刻群”的说法。

南宋石雕发现后，盗墓的现象也时有发生。1998年、1999年西乡就发现有人偷盗石刻，后来上头就决定迁移保护。但是，事情总是有利有弊。集中确实有利于保护，但有些地方因为迁移，上头石像生动了，下头墓就有影响，没有了辨识的标志，甚至被混淆。还有，现在南宋石刻公园里的雕刻有些是明清的，有些是外地的，可以说良莠不齐、时代不分、墓主人不明。

图003
杨古城为大家讲解南宋石刻

赵：杨老师，您和龚国荣老师曾合著《南宋石雕》一书。您能介绍一下这本书吗？

杨：《南宋石雕》2006年出版。我们的目的是将散落在浙东大地上的南宋石雕一一列出来。书里重点介绍了鄞东史氏家族墓前石刻，对同时期慈城、镇海、余姚、慈溪、奉化、宁海等地的墓前石刻也做了勘察，摄制了图片。我们力图从石雕的艺术造型、人文内涵及其所处自然环境等诸方面进行分析、研究，让读者走近这些默然面对蓝天的稀世珍宝。

在做这本书时，我们非常讲究细节。如武将面容、形体的变化，石虎石马姿态、风格的衍变等，一一加以说明。文臣进贤冠上的“梁”、绶带上的结，以及武臣后背的佩饰，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含义，我们详细进行了阐释。除了陵墓石刻，此书对佛教文化石刻、居饰文化石刻也做了介绍，对承袭南宋余韵的元明清石刻和同时期日本的石雕亦有所涉及。说明文字我们力求生动、晓畅，有可读性，引导读者去思考、去对比，去从那饱经风霜、蚀迹斑斑的石雕中想象当年的辉煌和历史的沧桑。书中还穿插了墓主人画像、家族世系简表和家族墓群堪舆示意图，介绍墓主人的生平和业绩。

赵：杨老师，南宋石刻大部分是南宋史家的墓前雕刻，四明史氏绝对是一个奇特的现象。三位丞相中，史浩在本地的名声最好，贤孝仁义，但是史弥远就不这样了，您先前也提到了他给黎氏夫人作的墓志铭，您能谈谈您的看法吗？

杨：一直来，后人对史弥远的评价不高。他的名声远远低于他父亲史浩甚至他的兄弟们。一是因为他主和，二是因为史弥远独相的时间太长了，给人形成权臣的印象。其实，史弥远主政时，百姓生活相对安定，他是一位能臣。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国内外研究史氏的材料越来越多，评价也比较多元了。评价一个人，还得全面、客观。

图004
《南宋石雕》书影

赵：杨老师，有些事情真要做得早。比如当年去勘探和呼吁保护南宋石刻的好几位老师如今已经不在世了，我知道的就有周时奋、王重光、陆锋老师，曹厚德老师是去年离开我们的。你俩可说是志同道合、趣味相投的最佳搭档。您能说说曹厚德老师吗？

杨：曹先生是我的领导、老师、搭档。他是个很全面的人，在书法、雕塑、篆刻和诗赋上都有造诣。我和他合作出了几本书，如《中国佛像艺术》《四明寻踪》等。业余，我们一直致力于文保工作。1978年起，宁波重修天童寺和阿育王寺，我就跟着曹先生与工艺师傅们没日没夜地研究和修复。经过两年的努力，1980年年底修复完天童寺。后来，日本曹洞宗大本山朝拜团来宁波参观天童寺，这群日本专家、学者在天童寺里里外外看了许久，感慨道，保护得真好，与书中记载的几乎没有差别。就说南宋石刻，我们和王重光、王介堂等义务考察，那时交通极不方便，有时还刮风下雪，但只要当地业余文保员一个电话，我们就赶过去。我和曹先生共同起草了《关于抢救和保护宁海黄坛、前童的建议报告》。现在，宁海前童是一个旅游休闲好去处，但是当时我们是冒着风险将其保留下来的。为此有个别宁海人还骂我们：“你们宁波人管我们宁海的事做什么？”可以说，能够将古镇留下，离不开曹先生的坚持。宁波当年将南宋石刻文臣武将复制雕像作为礼物回赠意大利佛罗伦萨，还特意请曹先生作了诗。

赵：现在，曹老师、陆老师、王老师都不在了。有些事情得赶紧做，比如这次南宋石雕发现的口述史。谢谢杨老师！您说得那么仔细。上次《天一文化》我写您的人物专题时，专门写到您的家像一个小型的博物馆。今天我们再好好欣赏一下您的收藏，这几年是不是又增加了。

杨:好，我的收藏都在这里，尽管看。

◆ 附：曹厚德《文臣武将》颂词

东钱浩浩，烟水蒙蒙，太湖气魄，西子流风。南宋石刻，巧夺天工，文臣肃穆，武将英雄。漂洋跨海，穿越时空，佛罗伦萨，永现仪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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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臣武将“出使”佛罗伦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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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厚德考察南宋石雕

◆ 附文：2007年采访手记

我是十多年前参加“天行书友会”组织的奉化葛竹古村之旅时初见杨古城先生。他声音洪亮，吐字清晰，在萧王庙，滔滔不绝地向我们解说庙宇的来历以及萧王庙镇历代所出的名人学士，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如今，杨先生还是那样硬朗，但鬓间添了些许白发。我们在曹厚德先生家小坐，时值他们的老友陆锋从香港回来。当年，杨古城、曹厚德、王重光、陆锋等经常结伴而行，勘探浙东大地的山山水水，共组“丝绸之路”的文化之旅。大家坐在一起，话题始终是书法、绘画、雕刻、文物。陆先生将当年“天行书友会”去东钱湖寻访石雕的录像重新播放。十多年过去了，甚至车上的每一个细节，他们记忆犹新：讲到书友们怎样兴致勃勃地坐在“天下第一椅”的石太师椅上摄影留念，讲到王重光对着庄严肃穆的文臣武勋触景生情，唱起慷慨激昂的《满江红》，大家会心而笑。

当看到曹厚德先生早年的一些油画写生和国画作品时，两位老友一眼就分辨出图中的景物。“那是都江堰”“那是老外滩”“那是天封塔旧影”“那是消失了的彩虹桥”……曹先生拿出一些获奖证书和他的得意之作，陆先生马上拿出相机，把它们精心拍下来。我内心感到了极大的震撼。不仅因为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热衷，不仅因为他们广博的人文学识，还在于他们的友情。所谓“知音”，就是这样吧。没有动听的语言，不是为了某种目的而进行物质上的交往，只是因为共同的理想、志趣，聚在一起，所以胸怀坦荡，言传意会。因为心灵的默契，每一个细节都流露出殷殷深情。一杯清茶，絮絮而谈，感觉是那样恬淡、美好。我再次想起了那本《南宋石雕》，正是这些擅长书法、美术、摄影、文史、地理的文化人心心相印，交流互补，才使他们的著作博采众长，视野开阔，落笔宏观，充满着浓浓的文化意蕴和艺术情趣。

三位老人讲起这十多年的文保工作，仍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忧虑：破坏文物、缺乏管理的情况还时有发生。“当那些有特定文化含义和秩序的石像生被随意摆放时，石雕群不就成了雕塑动物园了吗？”“当有人盗走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或大量仿制，和原始文物相混淆，古今不分，使参观者感到迷惑、专家学者徒劳而返时，这简直是对我们的民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诚哉斯言。他们都已年过古稀，个人的荣辱得失对他们来说是过眼云烟。他们心中放不下的，还是曾经哺育过世代中国人的璀璨绮丽的文化。他们对古文化的挖掘也就是对人生和自我价值的最后挖掘。他们的友情、他们的品行，似高山流水，悠远绵长。他们的赤子之心，必将感召更多的人，致力文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