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初收到苏联汉学家盖达女士（她是专攻中国当代戏剧的）托人捎来一封信，其中有一段话提到了胡伟民：“我怀着极大的兴趣从《文艺报》上读到了胡伟民论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文章，胡伟民的个性魅力给我留下过深刻印象。”我随即给伟民写了封短笺，将盖达教授对他的评价转告给他。
我终于没有等到他的回信，倒是等到了他的噩耗……
那是1989年6月21日上午，《中国戏剧》副主编王育生打来电话：“老童，我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胡伟民去世了，心肌梗塞，昨天下午去世的，马中骏刚刚给我来电话，小马在电话中都泣不成声了，我想，应该把这消息尽快通知胡伟民在北京的朋友，我马上还要给林兆华打电话……”
从传达室出来，我不知道是怎么走回家去的。一进家门便坐到里房的沙发上，呆呆地、怅怅地坐着。几个小时后，妻子回家，看我神态异常，便问：“怎么啦？”“胡伟民死了。”她也受到震动，不说话了。晚上坐到书桌前，在日记本上写了如下的话——
“十点半王育生来电话，报告噩耗：胡伟民昨天去世——死于大面积心肌梗塞。这消息无异于晴天霹雳。一个最富于青春活力的艺术家，一个我无比热爱的艺术家，先于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想起了马雅可夫斯基。罗曼·雅科布森对诗人的情人勃利克说：‘我无法想象老态龙钟、满面皱纹的沃洛佳。’胡伟民从此在我们的记忆中永远是个充满青春活力的、不知疲倦的、没有一点老态的人。我不能想象，不能想象满脸皱纹、老态龙钟的他。从此，他永远年青——无论是思想，还是容颜！”
这就是在沙发上木然地坐了几个小时之后，在乱如麻的思绪中梳理出来的“乐观的悲悼”。后来我发现，在胡伟民的朋友中，不仅我一个刻意地在对伟民的悲悼中激扬出乐观的调子。焦晃发表在6月28日《文汇报》的悼文的结句是：“让我为你念一句你所喜爱的莎士比亚的剧词：‘安眠吧，好王子，成群的天使将要为你而歌颂。’”陆谷孙听到噩耗，在“惊愕之余，悲痛莫名”之后，又写道：“现在，胡伟民匆匆去了，还是他一贯的风格，走得痛快干脆，没有缠绵病榻的牵丝攀藤，不给家人增添侍疾的负担，不让侪辈友好为他担忧操心……”（见《新民晚报》1989年6月29日）
胡伟民是怎么“匆匆去了”的呢？请看《文汇报》6月28日所载《胡伟民的最后一天》中写的最令人揪心的一段话：
“午后1点多钟，他从戏剧学院出来，感觉胸口堵得慌，并伴有阵阵刺痛，他推出脚踏车，慢慢骑向附近的华山医院。他怎知道，那竟是他生命的最后归宿。在那里，他倒下了。尽管医生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尽管闻讯赶来的同事、朋友们大声呼号，他终于未能再站起来。3点12分，他那颗疲惫的不堪负荷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人行道上那辆旧脚踏车孤零零地无言地歪斜着，谁能料到，这辆伴着他闯过多少风风雨雨的‘老坦克’，今天竟载着他走到了生命的终点……”他走得如此突然，如此匆匆，让朋友们一下子怎么接受得了？！焦晃在电话里大声喊道：“这根本不可能，昨天他还亲口对我说，今天晚上来我家，跟我谈我的剧本！”
认识胡伟民的人没有一个想到他会遽然去世。他是那么的生龙活虎，怎能把他和死亡联系起来？！
那么，胡伟民自己是否想到过死神在向他逼近？这是一个谜。没有一个导演像他那样地“超负荷运转”的。他不会不知道这样的工作方式在加倍地耗损着他的生命。尽管他自我解嘲说：“生命在于运动。”但他已经无法改变他的生活节奏、工作方法。他说过：“我愿意燃烧，一辈子只冒烟不燃烧多没意思！”他的“超负荷运转”就是他生命的“燃烧”方式。也可以说，他的生命就是自我燃烧。他的最近十年的生命也就在这“燃烧”的过程中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因此，我愿意相信：胡伟民想到过死神会有一天突然向他走来。只是他没有想到死神会来得这么早，这么突然……
一旦胡伟民认真地想到了人的生与死，他的思想更加深邃。
他为自己拟好了墓志铭：“他一生都在追求真，总不安分，也就总不太平。”
1985年写的剧本《傅雷与傅聪》是他的一部呕心沥血之作。胡伟民在这个剧本里已经在深沉地思考人的生与死。他让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伴随着傅雷夫妇跑到另一个世界。
贝多芬的奏鸣曲使人战栗。夫妇俩手携手走到舞台中央，互相凝视良久。
傅雷：1931年1月，吕班路，法国梧桐茂盛的街，我们结成伴侣，从此，你陪伴我度过了35年艰难的生活。现在，你又将陪伴我走到人生的尽头。(www.xing528.com)
夫人：我觉得幸福。
傅雷：谢谢。（他拥抱夫人，夫人轻声饮泣。）（长叹）“清风两朝朝天去，免得阊闾话短长。”（果断地走向煤气灶，开启煤气。）
全剧最后以傅雷的一句思考生死的台词结束：“人的生命总是有限的，而人的事业却永远无尽。孩子，我在你的身上看见了自己，我感到生命在延续。”
我相信这句台词也是属于胡伟民自己的。他已经从永生的角度去考虑死。人的生命总是有限的，但人死了之后可以活在他的“事业”之中。他无限地热爱自己心中的艺术，他对于戏剧事业的那种献身精神，不能不说也是和他豁达的生死观联系着的。
在胡伟民生命的最后一年，排演《哈姆雷特》的艺术构思逐渐在他的心中明朗起来。他要把这个戏奉献给定于1990年举办的第二届莎士比亚节。胡伟民为什么选中了《哈姆雷特》？这也耐人寻味。我们都知道，这是莎翁戏剧中最有人生哲理深度的剧本，其中也探讨了人的生与死。
哈姆雷特在第三幕第一场的著名独白，胡伟民仔细研读过不知多少遍了。哈姆雷特说：“死了；睡着了；睡着了也许还会做梦；嗯，阻碍就在这儿，因为当我们摆脱了一具朽腐的皮囊以后，在那死的睡眠里，究竟将要做些什么梦，那不能不使我们踌躇顾虑。”
人生如梦，人死也如梦，人死后“究竟将要做些什么梦”，这是从柏拉图开始的西方先哲们关于生死轮回的一种“不能不使我们踌躇顾虑”，也就是不能不引起我们思索的哲理。
更为要紧的是戏的最后一场。哈姆雷特快要死了，他对霍拉旭说：“啊！我死了，霍拉旭……你可以把这儿所发生的一切事实告诉他。此外仅余沉默而已”。
多么幽深奇奥的“此外仅余沉默而已”！霍拉旭仅仅能把悲剧的大致经过告诉别人，但更加深层的悲剧意味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了，所以，“此外仅余沉默而已”。
接下去就是上文已经提到的霍拉旭那句胡伟民很喜欢的台词：“安眠吧，好王子，成群的天使将要为你而歌颂。”
我以为，胡伟民还是从《哈姆雷特》的生死哲理中想到了永生。遗憾的是，我们永远看不到胡伟民的《哈姆雷特》了。这也许是胡伟民的终生憾事。幸运的是，他已经来得及想到《哈姆雷特》所昭示的人的永生。
人活在自己的事业中，胡伟民事业有成。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在新时期的十年戏剧革新运动中，是一个功劳卓著的开路先锋。正因为如此，他的死才在戏剧界引起了如此大的震撼。但他生前所从事的事业，后人将继续下去。胡伟民的生命就要在这种“继续”中延续下去。
人活在后人的记忆中。胡伟民死后，上海、北京等地的报纸发了那么多情真意切的悼念文章。上海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北京也召开了“缅怀胡伟民座谈会”。追悼会的悼词中说胡伟民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缅怀会的发言者们在一片唏嘘声中诉说他们对于胡伟民的敬与爱。假如生前没有胡伟民的艺术的力量和人格的力量，死后哪会有这份哀荣！
胡伟民的死使人更加公正地认识到他活着时的价值。胡伟民的死是他又一个生命的开始。“胡伟民之死”也是一部“乐观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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