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杨：一个家庭的丧失与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

几乎每天如此，不是在白天的喧闹奔腾中，就是在黑夜的辗转反侧间，他总是如同格式化般映现在我眼前，活生生地说话、活生生地欢笑或愤怒……并且还有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幻想……

最后的记忆

1989年6月14日，爸爸像往常一样，早上起来听两小时广播，大约在十点左右，他套上外套要去上班，我告诉他我下午回北京了，他一边换鞋一边嘱咐我：回北京，把毕业论文、毕业作品搞好，好自为之，别惹是生非……我听完后随口说了一句俏皮话，没想到他突然瞠目，发急了：“给你两记耳光怎么样?”我乐了，他这才悻悻地了却话题。“我走了！”“嗯，再见！”我答应着，几乎连眼皮也没抬，仅感到他的身影在一声“砰”的关门声后就此消失……他和我就这样轻易地随着这个简单的关门动作而永远地隔开了。他搞了一辈子戏，而他与儿子的诀别竟毫无戏剧性，普普通通、平平淡淡。

胡伟民和儿子雪杨

6月22日上午，我陪同母亲等去华山医院与父亲遗体告别，当父亲从冰库里抬出时，起初我觉得他和往常睡着时一样，只是他从来不用这种姿势睡觉，我走上去，捋了捋他的头发，头发是柔软的，接着我的手触摸着他的眼睛、鼻子、牙齿、胸颈，他身上的所有部位竟然和牙齿一样的硬，而且冰凉白净，像一尊坚挺的雕塑，鲜明有致的轮廓间透射出一种高贵、圣洁的艺术天赋。也许只有作儿子的会对父亲的尸体有如此瑰丽之想象。

这是我最初记忆的关于父亲去世后我所经历的短暂片刻，然而这一切已经深深地刻印在我的心上！

生日与一生

1989年6月，我父亲由于工作期间突发广泛性心脏前壁心肌梗塞离开了人间，但据我所知，这种病因是由于人的盛怒和郁闷积埋心中不得宣发而致，对此我深信不疑，因为就我父亲的性格，盛怒和郁闷的并存是极其合理的。

20年前，可能是1969年，一天夜里，天很黑，我父亲领着我走进我们当时住的那个胡同（那是在扬州），死胡同最里面那扇门就是我们家。胡同里没有灯，黑乎乎的，我记得很清楚，我父亲走到门口，掏钥匙开门，我问：“爸爸，你今年多大了？”爸爸说他36岁了，我抬头看他，在漆黑的胡同里，透过高深的围墙，偶尔切进一线月光铺射在门和墙上，还有我父亲的脸上，我发现我父亲的脸显得特别苍白，他戴着一顶鸭舌帽，正拿着钥匙摸索着找门上的钥匙孔……

1972年7月，有一天天很热，我母亲把胡同口的大门打开，这样可从狭小的胡同里穿进一些风，妈妈给我父亲炒了一个鸡蛋西红柿，似乎还有一个什么菜，淡黄色的鸡蛋和粉红色的西红柿放在一起颜色很好看，我父亲什么话也没有，似乎喝了一点酒，极少量，我很奇怪。后来我妈妈说了，今天是爸爸40岁生日，我母亲替他记住了，我父亲仍然什么也不说，很平淡，草率地吃完了这顿饭。这是我唯一一次记得爸爸过生日，一个极其简单而且凄惨的生日。然而，爸爸对我们三个孩子的生日却记得非常清楚。在“文革”中期，当时我还没读书，一个夜晚，我父亲把我带进一个叫“小站春”的馆子，他说他把我的生日忘了，很内疚，今天要补上。我记得馆子不太干净，地面上流着脏兮兮的水，湿乎乎的，我和父亲面对面坐下，他给我要了一个炒面，看着我一个人吃，炒面很油，很入味，当时我还想要个锅巴，我父亲说等下一次吧。他没有满足我，如果当时他能够满足我的话，他一定会满足我的，我知道他没有钱了。以后，我的生日我父亲一直记得，直到去年的7月17日——我的生日，他都是这样的，可是自从他40岁生日以后，我似乎再也没有见过他过生日，他也是7月份的生日，至今已近17个年头了，从那时起，我已过了16个生日，当我即将过第17个生日时，我父亲离开了我们，他仅仅57岁还差一个月，然而在20世纪的第57个周年时，正是我父亲蒙冤20多年的开始，历史的巧合竟是一个残酷的恶作剧，我父亲终究是逃不过57年这一关的。

从我记事起，我总是觉得我们家在进行一次艰难的旅程，这是一次纵横南北的悲凉的长途跋涉，从黑龙江的漠河、乌苏里江和松花江，到长江、大运河，直至黄浦江畔，这个“怪圈”我们走了24年。人们说有水的地方就是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摇篮，我父亲领着我们经历了这30年的中国文明建设，他是我们家第一个走完这一趟悲怆旅程的人。我想这个民族划时代的进步最终是不可动摇的，但是这个过程也许需要半个世纪甚至一个世纪，甚至还要更长的时间，那么，个人的生命运行过程也仅仅是沧海一粟，个人的生死离别，所失所得就更“微乎其微”了，甚至耗费一生而一无所获。我父亲和中国众多早逝的知识分子就是这样，这些智慧的生灵最终也没能挨过这个灾难深重的时刻，没有看见那个划时代的时刻，并且在同一条轨迹上一个又一个不停地重复着前一个的悲剧，因此就他们每个人的生命在这个年代的运行过程，我也为此感到深深的悲哀。

我父亲有着普通人所应有的优点和缺点，但他的智慧和才华以及他的刻苦精神却不是每个普通人所能具备的。他曾对我说：“你以为我排每个戏就那么轻而易举地排出来了？”作为他的儿子，我必须坦率而绝非夸张地说，我父亲每次创作所做的案头工作比我所见到的任何导演都要细致和充分。我父亲1979年回到上海，十年间共排18台话剧，6台戏曲和滑稽剧，3部电视剧，平均一年完成2—3部，而且留下了百万字的文稿，忙得甚至听妈妈弹琴的时间都没有。就是这样的工作节奏和成效，最终导致他生理心理机制的全面失控和崩溃，为此，人们对他的猝然离世也许不会惊讶了。我父亲拼命地有意识地用自己的工作方式和工作干劲来证实自己依然是年轻和健康的，被残酷暴敛之后所剩无几的那部分创作生命依然是灿烂和辉煌的，是可以诞生最杰出的艺术作品的。我们认为，《肮脏的手》《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红房间·白房间·黑房间》《大神布朗》这四个戏，完全可以当之无愧地列入世界一流戏剧行列，而就导演的总体构思来看，则完全是一个成熟导演的大家手笔，潇洒而持重，单纯而深刻，这非一个戏剧天才莫属。

他的“老坦克”

1986年上海电视台给我父亲拍了一部艺术家专题片《跋涉者》，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辆永久牌自行车。

父亲在世时，每日“青话”—“田林”来回倒，这段路程26岁的我骑车往返还颇觉疲累，何况56岁的他呢？而且身患高血压、慢肝。况且，精神的负荷又比我们这一代人沉重得多。这辆自行车又称为我父亲的“老坦克”，从1978年到1989年，它载着父亲，风雨同舟，历经沧桑11年。我第一次见它时，它还是铮亮崭新的，当它最终载着父亲抵达生命的终点时，它的外胎已消耗得只剩一层皮，内胎伤痕累累，补了又补，需不停地充气，而且铃也没了，尾灯也没了，几乎所有的装饰品都脱落了，只剩一个结实的钢架，但龙头是直的，好久不上油，拗都拗不过来！这太是我父亲的车了。(www.xing528.com)

照我父亲的性格，他是不会轻易因为小毛小病去挂急诊的。1989年6月20日那天一定是他胸闷难忍之极，才蹬车赴医，但他绝对不曾想到这是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将在30分钟后离开他身边的一切：空气、声音、色彩，以及人…我曾这样假设，如果他不是猝死，而是身患其他慢性绝症，并预感到死期临近，他又会怎样呢？我无法想象他将预感到死亡并会为之干什么。父亲的死法只有现在这一种，这是上帝安排的：单车赴医、猝然辞世，孤零零，冷清清。每每想到父亲死前无一人知晓，无片言只语，只有一身傲骨，傲骨一身，我便难以自制。有时我常常把自己作为父亲的朋友，看待他对自己死亡的处理，便不由自主地慨叹道：“干得真漂亮！”

桥牌、麻将和足球

父亲喜欢打桥牌、看球赛，又酷爱打麻将。

20世纪50年代，父亲的桥牌就打得特棒，曾获得过50年代上海青年桥牌冠军。还说要把我和哥哥也培养成像他一样杰出的桥牌手。在一次市桥牌邀请赛上，我父亲再度夺得桂冠（他的搭档是焦晃）。记得那天他喜气洋洋，捧着洁白的冠军杯闯入家中，左看右看，乐不可支。至今，这座冠军杯仍静静地伫立于家中的装饰柜中。

父亲也喜欢打麻将。每次寒署假或拍戏归来，总能见到父母和近邻挚友蔡颜夫妇围坐方桌“搬砌长城”。虽然他们之间是纯粹娱乐，但每个人都打得有板有眼，有时还斤斤计较，为此面红耳赤，尤其是父亲，认真得同孩子一样。去年4月回沪，看见父母与蔡氏夫妇打牌，当时我就觉察父亲面色通红，但自以为父亲皮肤红润，气色好！听人说，其实这就是广泛性心脏前壁心肌梗塞的预兆，如果当时能明白，那该多好啊！父亲去世后很长时间内，蔡颜夫妇与我们谁都不敢提及麻将或有此兴致，因为现在已经是三缺一了！

今年（1990年6月8日，第14届世界杯足球赛开幕，开幕式的辉煌灿烂在千家万户的荧屏上展现，然而此刻，父亲的空缺所带来的万千遗憾便腾然升起。父亲是一个球迷，听母亲说，她生下我的当天，父亲得知是一男孩，便喜滋滋地去看篮球赛了。我和哥哥长大后，由于他的熏陶，也成了球迷。第五届全运会足球决赛，我和父亲赴江湾体育场为上海队最后夺得冠军助威呐喊，嗓子都吼哑了。家住安福路时，我和父亲为女排世界杯决赛，震天动地地加油呐喊，引得窗外路人惊异地以为父子吵架。1988年全国足球锦标赛在广东举行，在进入决赛时，两个省队做手脚挤掉上海队。为此父亲义愤填膺，奋笔疾书体委主任袁伟民，对这种亵渎社会主义体育精神的卑鄙行径提出尖锐批评。这就是传为美谈的胡伟民致信袁伟民之举。在众多的体育运动中，父亲最偏爱的是足球，这次世界杯决赛依然没有中国队跻入，而我父亲至死也盼着中国足球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父亲的“图腾”

去年4月，父亲访苏归来，一个劲地称赞苏联的戏剧。他说在莫斯科一个晚上能有三四十台话剧演出，而且每场几乎爆满，有的还买站票，戏闭幕时，鼓掌谢幕达十多次，观众与演员共同歌唱，为艺术所陶醉……这感人场面令我父亲多次落泪。父亲一再说苏联是一个文化大国、艺术大国，人生活在这种如此高尚的艺术环境中，必然受其熏陶。

父亲去世后，我第一次梦见他是在我奶奶家。他和李祥春叔叔坐在一旁抽烟，他们身边还躺着一个死去的胡伟民。活着的胡伟民指着死去的胡伟民对李祥春说：“他这回真不该死，活着多好！”李祥春说：“是呵，太不应该了，你可得好好注意身体，活下去！”活着的胡伟民点头称是，两人起身，又看了一眼死去的胡伟民，无可奈何地摇头，上楼去了……我很难阐述清楚这个梦，但这肯定有某种图腾意味。1989年北京“文代”会期间，余秋雨、沙叶新、胡伟民特请章乃器之子章立凡来住处坐坐。章立凡先生说，他碰见三个智商极高的天才。章说父亲近年大耗（即烧旺火而不架柴），必有一空，须伺机进补，但他认为父亲属长寿命，越老越红火。想必父亲听后安慰不少，工作、生活更无所顾忌，随心所欲，从而导致黄浦江畔又一曲悲剧……

父亲排的戏，我几乎每部必看。从《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红房间·白房间·黑房间》《二十岁的夏天》《游园惊梦》以及《大神布朗》，我明显地意识到一个风格化大师的形成。他想排自己编剧的《傅雷与傅聪》，他想排与秦培春共同创作完成的话剧剧本《上海生死劫》，他还想排关于潘汉年的戏；在将要举行的莎士比亚戏剧节上，他还想推出一部崭新的、将人类历史浓缩一体的《哈姆雷特》。然而，他脑子里所有的艺术构想都随着他的突然离去而被无情地带到天国陪葬。

1989年6月19日晚，父亲在“人艺”看完《明日要出山》后与院长沙叶新在草坪上长聊。父亲说，作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保持自己的历史人格和文化人格！这也许是一个导演在生命终极时对自己的深刻解剖和反省。

幸福就是具有生命。

我为我死去的父亲痛苦，但思念、追忆这种生命思维本身却又是一种幸福。

童年挚友小聪来我家，看了父亲大本大本的照相册后，眯着眼睛笑了：“我总觉得你父亲出远门了，一直没回来！”我苦涩地朝他笑笑。我们都只能这样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