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爱投资：家庭关怀与义工辅助

前面的论述已经解决受益分配下的绝大多数问题，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即国家应如何使用公共资金？如何进行社会福利的投资？在今天，社会福利项目不断膨胀，生老病死、衣食住行无论哪里都有社会福利的影子。但是，我们还应看到，单凭增加税收或提高社会保险费缴纳标准的扩张性策略来提高社会福利的保障水平并不可持续。一方面，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人们完全可以选择以“用脚投票”的方式来规避高昂的税收；另一方面，在经济形势变幻莫测的今天，让人们多缴一分社会保险费就有可能会引发，包括有利者和不利者在内的所有人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在此情境之下，如何高效地使用公共资金，将有限的资金投入高回报的社会福利项目之上，就成了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认为，社会福利投入的基本策略是：变传统的财政扩张的思维为新型的投资经营的思维，除了保障社会基本福利外，更应放眼长远将有限的公共资金投入高回报的社会福利项目上去。

社会福利的投资，首先应关注那些能给社会带来丰厚回报的高外部性项目。所谓外部性即是指在自己受益的同时也能使社会受益，高外部性项目就是指能给社会上不特定多数人带来收益，且社会受益远远超过私人受益的项目。比如，基础性科研就是高外部性项目。从短期来看，基础性科研不仅投入大，而且难以产生立竿见影的效益，但若放眼长远的话，基础性科研则是应用性科研的前提，基础性科研上取得的突破往往能辐射诸多领域。因此，国家应将有限的资金更多地投入高外部性的基础性科研项目上，而对那些应用性科研项目，则应更加注重自主研发和市场运作。又如，我们常常讲国家要发展职业教育，培养应用型人才，但职业教育及应用型人才培养并不具备高外部性。职业教育培养了职业技能，而职业技能最终都会反映到人的赚钱能力上，这就是说，一个人在职业教育中所花费的成本完全可以在日后的职业生涯中得以弥补，因而，国家无需给人的赚钱能力的培养提供过多的补贴。相反，学术教育和研究型人才的培养则完全不同，学术教育特别是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教育，并不能直接提升受教育者的赚钱能力，而是带来了人的观念、思想、意识的更新，而人在思想上的一点点进步，最终都会融入民族灵魂之中，惠及整个社会，并成为社会活力的源泉。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值得敬重的民族，必定拥有全世界最优秀的大脑和最值得人们尊敬的灵魂，他们在思想、文艺、制度和科技之上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杰出贡献，一个强大的国家，也绝不仅仅是商人的乐园，而是大家辈出的新天地。

除此之外，对人本身的投资也能产生高外部性效应，因而，我们应将更多的公共资金投入对人的培育和关爱上。关怀经济学的论者认为，人本身就是能在未来产生效益的“资本”，“投资于人力资本就是投资于人类，那意味着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实现人类幸福美满，而不仅仅是增强市场的赚钱能力”，[290]不但如此，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将会在一代人的跨度内得以偿还。[291]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无非有两种方式，即教育和关爱。其实，教育和关爱在要旨上是完全相通的，教育的目的即在于止于至善，在于塑造完美的人格，就是“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就是“unto a full grown man”，[292]对人的关爱又何尝不是以如上种种为目标的呢？从某种意义上讲，对人的关爱即是一种教育，而且是一种更有效的教育。因为教育在前文中已经陆续谈到了一些，在这里就着重谈一谈对人的关爱。

关爱是一种不图回报的回报。从短期来看，关爱是无条件的，不带任何功利色彩，但从长远来看，关爱却能带来丰厚的回报。新近的心理学、神经学的研究已经表明，人力资本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特别是孩子受到何种程度的关爱。在权威主义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喜欢使用武力进行管控，对他人的事务指手画脚，而在关爱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在待人接物上则拥有更为宽厚的性情。[293]关爱是一种可以相互传递、相互影响的情感和行动，用一句歌词说就是：“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爱心传递的例子比比皆是：父母对子女施以关爱，在父母年迈之时，子女就会反馈给父母以同样的关爱；一个贫困学生从社会那里获得了关爱，等他们成才之后，总会以某种方式向社会回馈关爱。既然关爱是高回报的，国家该如何进行“关爱”投资呢？

关爱投资首重家庭，要为人们的家庭生活创造足够多的闲暇时光。家庭是自由的城堡，心灵的港湾，是和乐融融的小天地，是爱心开始的地方。由家庭到社区，由社区到社会，爱心被一再传递放大，进而在全社会形成一种爱的氛围和文化。正如关怀经济学创始人艾斯勒所言：(www.xing528.com)

一种文化构建其首要人际关系——女人与男人、父母与孩子之间关系——的方式，是信仰和价值的根基，同样也是所有制度性建构的基础，从家庭到教育，到宗教，最后到政治和经济领域。[294]

然而，我们中国人或许是这个世界上最紧张忙碌的人群，工作上的琐事几乎榨光了我们所有的精力，真正的家庭生活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们常常赞美工作，但工作不应成为生活的全部，工作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国家关爱公民，就要让公民最大限度地从工作中解放出来，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抚养孩子、照料老人，使他们能真正享受家庭生活，成为有爱心，有灵魂的人。在对家庭的关爱方面，北欧国家是做得相当出色的，尤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比如，在瑞典，父母任一方都有权请假到孩子18个月大，政府支付前390天的补贴金，当孩子生病时，父母任一方都有权得到临时补贴，使他们能留在家里照看孩子；在挪威，子女未成年前，父母可享有42—52周的父母假；还有一些国家拿出一部分公共资金用于企业的职工关爱计划。[295]北欧国家的关爱行动所取得的成效是十分明显的，离婚率、家庭暴力大大降低，国民的文化素质和道德素养得到很大的提升。[296]

除此之外，应将更多的公共资金投入社会关爱事业，支持社会关爱事业的发展。一方面，国家应给诸如照看孩子、护理老人等机器无法从事的关爱性工作，提供必要的培训和补贴，使之得以蓬勃、有序发展；另一方面，国家还应给无私奉献关爱他人的义工以关爱。比如可以考虑，给义工在研究生和公务员考试上以一定程度的加分，给他们提供必要的交通补贴，还可以考虑将义工的劳动折算为“时间货币”，[297]使其可以用这些“时间货币”来支付未来发生的诸如医疗和保健等方面的费用等。不宁唯是，国家还可以将对失业者的关爱与社会关爱事业联系起来，用供给关爱性岗位的方式替代经济上的直接施舍。直接施舍并非是对失业者的关爱，因为社会上的每个人都看不起那些受施舍的人，甚至就连那些受施舍的人也看不起自己。对失业者的真正关爱就是要给他们创造再就业的机会，使他们能在工作中获得应有的尊严。基于此，国家可以考虑用公共资金设立社会福利性质的托儿所、老人福利院以接纳失业者，让他们从事社会关爱的事业，并给予他们较高的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