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心与心融合的古典心灵宪法，为何产生心灵压制？

追求心与心融合的古典心灵宪法，本应该是和乐融融的，为什么反而会产生心灵上的压制和彻头彻尾的奴役呢？原因在于，这种心灵的融合带有强烈的压迫性，并非出于自愿。在小规模的自然共同体中，因有共同血缘纽带的联结及共同劳作的滋润，人们尚能臻于心与心的完美融合之境。但随着共同体规模的不断扩大，人与人的关系就如同投石入水一般，水纹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愈推愈薄，[119]血缘关系的纽带已被剪断，每个人与每个人的交往已断无可能，在这样的情境之下，光靠先定血缘和自然交往很难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心灵合一的团结。于是，在大规模的社会里，更多地依靠推行一元化的宗教和伦理来维系族群团结就在所难免了。

要想在大规模的社会里，推行一元化的宗教和伦理，心灵教化是必不可少的。心灵教化作为一种柔性的手段，它如一夜春风潜入心灵润物无声，并能幻化出“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成效，但请注意：人心毕竟是多元的，最好的教化也不能排除冥顽不化之人的存在，若对人的离经背教的行为听之任之，任何“经”或“教”都会变得没有权威，心灵合一的秩序就无法维系。由此而见，要想推行一元化的宗教和伦理，不仅要有人心教化的柔性手段，更要依赖于强力，而且随着共同体规模的不断扩大，人与人的关系愈渐疏远，强力的运用也就更显急迫。

事实上，带有强制色彩的宗教和伦理绝不是什么可自由选择的东西，而是一项彻头彻尾的强迫性义务，任何与宗教、伦理相违背的行为及想法，都是对集体情感的公然冒犯，都需受到最严厉的制裁。于是，追求“心灵合一”的古典宪法，摇身一变，也就成了压制心灵的宪法，滋润心灵的宗教成了残害“异端”的宗教，而崇尚美德的伦理则沦为泯灭人欲的礼教。涂尔干即用“压制”两字来描述古代法律的总特征。[120]他认为，从本质上讲，古代的法律是压制性的，大多数罪行都是对宗教、习俗和权威的损害，犯罪所侵犯的是一种深植于内心的集体情感，对集体情感的侵犯单靠恢复原状的做法是绝对不够用的，需要用压制性的刑法加以惩罚。[121]

古典心灵宪法压迫性的另一个明显特征，就是主张把法律和宗教、伦理融合为一，使法律宗教化或伦理化，从而得以一体推行。(www.xing528.com)

在古代西方的宗教社会里，法律一直被视为维护信仰的神圣性和教义的纯洁性的工具而存在的。世俗法来源于神法，要受神法的控制，即便是在世俗法与教会法并立存在的中世纪，世俗法仍不得与教会法相冲突。到了中世纪晚期，教会法甚至通行于欧洲各国，事实上支配着教会内教士和僧侣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俗人生活的大多数领域。[122]

法律和伦理的融合在古代中国法那里表现得更为明显。在帝制中国时期，正是通过将家的伦理化约为礼，将礼的精神融入法，通过礼乐教化和心灵压制，将宗法伦理无限扩大，从而维系了庞大帝国的团结。法律伦理化带来的最大恶果就是使心灵压制变得无处不在。一方面，中国历来就有“论心定罪”的传统，从《法经》的“议国法者诛”、秦律的“偶语者弃市”，到汉《九章律》的诽谤妖言之法，再到西汉、曹魏的腹诽罪、元代的“妄谈禁书者徒”，对于思想和信仰的诛讨，往往比对行为本身的追究更甚。[123]另一方面，在传统的司法实践中，也常常是经律不分，推行“春秋决狱”，“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违于法者诛”。[124]上述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不仅进一步扩大了心灵压制范围，酿成裁判的恣意，而且还导致如下悖谬的局面：其一，倡导德政却布设苛法；其二，强调道德却扼杀道德自由；其三，主张善德却酿造普遍的伪善。[125]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古代社会始终是一元的，不仅家政、皇权、法律，甚至连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都被彻底地伦理化，人们被伦理的纽带紧紧地束缚在一起，从而窒息了心灵的自由。相反，在古代西方的宗教社会里，虽然对“心灵合一”的秩序也孜孜以求，但至少在中世纪后期的那段历史中，社会是相对多元的，人们不仅生活在教会里，还生活在城邦、庄园、城镇中，这就为心灵的自由开出了一扇“天窗”。自由归根结底是心灵的自由，心若没有自由，即便身上戴着一副唬人的纸枷锁，人们也没有丝毫勇气去挣脱，反之，心灵若有了自由，套在人身上的那副纸枷锁也便会自然而然地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