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语文教育困境，以读为本！

【作者】王培远

语文学科人文性质的确认，是世纪之交我国语文教育思想的重大发展。它标志着我们经历了许多年的摸索，终于突破层层认知障碍，看清了 “语文”的真实面目：它是人类的交际工具，又是人类的文化成果；它不仅肩负着教学母语的责任，还肩负着承传文化薪火的使命。这一新的教育理念给已经面临严重危机的语文教育注入了新的生机，也为语文素质教育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阅尽教育界风雨沧桑的刘国正先生曾经口吐真言：“语文教学的问题，近百年来未能很好地解决。”现在，体现上述理念的新教学大纲已经颁布，根据新大纲编写的新教材已开始试行，使我们看到了解决这一世纪难题的希望。

但是，大家知道，当前在全国上下盛行一种 “做题式”的语文教学，它很少关注教材的人文内涵，说到底是以知识教育为核心，以应付考试为目的，把广大师生拖进了旷日持久的题海大战。这样的语文教学在观念上与素质教育格格不入，在中外语文教育史上绝无仅有，已成为语文教改的最大障碍。如果不清除这一障碍，建立一个能够体现上述理念，与新大纲、新教材相辅而行的新的教学体制，我们的美好希望又将化为泡影？

那么，新的教学体制应该是什么样子？

“做题式”教学最大的恶果是造成了对读这个学语文的最基本环节的淹没性冲击，把学生读书的时间、精力和权力统统剥夺了，致使学生读写兴趣严重丢失，学校读书传统衰微。这一教训从反面启示我们：新的教学体制必须以读为本。(www.xing528.com)

以读为本并不是什么发明创造，它原是各民族语言课程的固有传统，是中外古今教育家们早已认定的学习语文的基本途径。

读的第一种形式是诵读。我国历代童蒙教育以诵读为主，以“日诵万言”为美德，是大家所熟知的，“读书之声满天地”是对这一风气的生动描写。远在欧洲，17世纪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说过：“一切语文从实践去学习比用规则学习来得容易。这是指的听、读、重读、抄写，用手和舌头去练习，在可能的范围以内，尽量时时这样去做。”（注：夸美纽斯 《大教学论》）叶圣陶先生也说：“原来国文和英文一样，是语言学科，不该只用心与眼来学习；须在心与眼之外，加用口与耳才好。吟诵就是心、眼、口、耳并用的一种学习方法。”（注：《叶圣陶语文教育论文集》）这些来自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声音形成一种交响，其主题就是诵读。

重视诵读是由语文课的性质决定的。生活常识告诉我们，任何工具的掌握和运用，都必须反复练习，达到自动化的程度，方能得心应手。语言的练首先就是读。这是因为：第一，语言首先是诉诸声音的，是语音和语义的结合体，对语言的记忆首先是声音的记忆，毫无疑问，只有诵读才能形成这种记忆；第二，只有诵诸才能形成语感。语感是听说读写能力的根基，是语文素质的核心。语感的形成包括两个层面的自动化：一是意识活动的自动化，即心有所思，不必着意就能调遣词句，组织表达；二是发音器官筋骨活动的自动化，表达的意念一旦形成，口舌即能付诸实现，达到心口双畅。朱光潜先生早年曾引用行为心理学理论说明这一道理。他说，各种技艺都有各自特殊的筋骨技巧，唱歌、吹箫要有喉舌唇齿筋骨的技巧，诵读也是这样，“朗诵既久，则古人之声就可以在我的喉舌筋肉上留下痕迹。”（注：朱光潜 《谈美书简二种》）这 “痕迹”就是发音器官的习惯动作和技巧。我国古人对这一过程有深切体会。曾国藩曾写道：“先之以高声朗诵，以昌其气；继之以密咏恬吟，以玩其味。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与我之喉舌相习，则下笔为诗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注：《曾国藩家书家训》）久而久之，就会产生这样的功效：古人之言 “若出于吾之口”，古人之意 “若出于吾之心”，古人文章也 “与我为化，不知是人之文，我之文也”了。可见诵读是生成语感的温床，语感并不神秘。书读得多了，熟了，即可 “风行水上，自然成文”。

诵读的另一重要作用是积累语言材料。有人说 “口语没有语法”，其实不是没有，是溶化在语言之中了，不需要特意去学，更不能倒过来用语法规则去学。中小学生迫切需要的是通过说和读积累足够的语言材料，语言材料积累多了，自己就可以凭实践经验去说去写，语法规则也就不期然而然地掌握了。而由于知识水平和理解能力的局限，他们对所学的语言材料不可能完全理解，死记硬背就在所难免。正因为如此，古人又特别重视背诵，称之为 “立根脚”，用今天的眼光看，它正是培养语感和积累语言材料最有效的方法。有人把背比作电脑的使用，先输入再编码，十分切当。在下过工夫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记忆的冰山就会化作知识和智慧的长河，使人终生受益。现在，学生对课文 “多数只是看看而已”（叶圣陶先生语），正犯了古人十分忌讳的 “目学之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