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文已矣，并且在其盖棺之际就有定论，是“烂”之外再加“臭”。此后的几十年，直是人人掩鼻，以至少有问津者。现在重又掘出来，摆在光天化日之下，就仍不免饶舌，再说几句。说而无新意，有违为文之道。但我这里并不想（其实也不可能）为八股翻案，不过是就自己的所思，本着今语实事求是的原则，说几点一己之见。
可是，一到落笔，却又觉得无从下手。各种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想法纷至沓来，缠夹一起，剪不断，理还乱。无已，仍是老办法，笔随思路走，想到哪说到哪，大旨不外“是”“非”两端。依后来居上法，先说“非”，后说“是”。这是文题（一）、（二）的由来。
几乎从八股诞生之日起，到它寿终的几百年间，有关八股文评价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八股的祖师爷王安石创制新法，改革科举，并亲自“下水”示范，作经义文，开八股先河，意欲为大宋天子网罗“通经致用”的人才，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连他自己也不无后悔地说：“本欲变学究为秀才（按指出众的人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也。”（顾亭林《日知录》引《谈丛》语）这结果是他自己也始料不及的。不过，倒是有一点似乎被他说中了，是创制八股，初衷为培养人、选拔人，结果却是误了人。关于这一点，清人徐大椿（字灵胎）的一首题为“刺时文”的“道情”说得最痛快：
读书人，最不齐。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作了欺人计。三句承题，两句破题，便道是圣门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臂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这是谈八股对读书人的危害。但时文之烂如泥，内中蹊跷究竟如何，或者说，八股文的弊端究竟在何处，恐怕王荆公、徐灵胎也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以今日眼光看，八股文最腐朽的，是代圣贤立言。从育人角度说，重，是扼杀人的思想，泯灭人的创造性；轻，是教人造假、说假，助长饰伪之风。从作文角度说，是违背了作文之道。《易·系辞上》说“修辞立其诚”，《尚书》中也有“诗言志”的说法，都是强调一个“真”字。八股则反之，拿起笔来，不是言己之所想、所信，而必须反复揣摩圣贤大义，同时又要免拾前人的唾余，因此，有所领会要说，没有领会，也要煞有介事、装腔作势地之乎者也一番，变我作文为文作我，“甘蔗渣嚼了又嚼”，自然滋味全无。以之选拔人才，必然使读书士子拼却毕生精神，全力以赴，皓首穷经，在摇头晃脑的八股吟哦中耗尽自己的生命。
再举一点实例吧。
清初一士子作《不为酒困》（《论语·子罕》）题，不明题意，难以落笔，旁边一老叟见了，讥笑他道：“孔子饮酒，不过一盅，汝未之闻乎？”士子即沿用其意，成一破题云：“圣人之于酒，一中而已矣。”歪打正着，把“盅”字误写为“中”字。考官未辨，又未读下文，这位士子就中了秀才。
又，清乾隆时，长沙俞士钦为诸生，应试，得一截搭题，“可以人而不如鸟乎”（《大学》）搭至“诗云穆穆文王”（《礼记》），题目本来不通，邻舍考生作承题云：“夫人而不如鸟则真可耻矣。”但转不到下截，于是再三吟哦，俞听得不耐烦，顺口说了一句，“耻矣，耻矣，如耻之，莫若师文王”。那位考生闻听大喜，当即笔录下来。主考莫辨，以其承题乃通场之冠，竟也录取了。
不必多举例，读者自会明白，这样造假说假、没话找话的文字，能培养出经世治国之才么？以作这样的文字来培养人，究竟是“诲人”还是“毁人”？吴敬梓《儒林外史》写范进不知苏轼为何许人，实在是一点也没有夸张。明代曾任文渊阁大学士的刘健就不止一次地对人说过：“好笑后生辈，才得科第，却去学作诗。作诗何用？好是李杜，李杜也只是两个醉汉。撇下许多好人不学，却去学醉汉！”（陆深《停骖录》）为人见识如此，还能指望他修齐治平吗？吴敬梓说：“萃天下之人才而限于资格，则得之者少，失之者多。”良有以也。
也有人认为，明清以八股取士，也选拔出不少人才。依我看也靠不住。理由是①明清以前不作八股，人才并未见得少。②所谓八股选拔的人才，也大多与八股无关。即如清代的纪晓岚、袁简斋之流，均中过进士，是八股高手，有大成就，大文名，但他们的成就，恐怕不是作八股作出来的。《阅微草堂笔记》《随园诗话》与八股有什么相干？其实不过是这些人天赋较高，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掌握八股程式，高中金榜，得以有余力旁及经史词赋，才取得了后世瞩目的成就。而大多数读书人，倘若不忍终身衣褐，如蒲松龄夫子，退而写《聊斋志异》，就只能皓首穷经，一辈子与八股为伴了。
说到这儿，想岔开，说几句题外话，是在我们几千年的悠久文化中，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古到今，有许多文字，语意与语言形式常常发生背离。这些文字在内容上有一个共同之处，是大多与“在上者”有关，或者就叫官场文、官样文吧。今天的情况不好说，只说古代，如上对下的“制”“诰”“诏”，下对上的“奏”“启”“疏”之类，加上八股的真本家“策论”“律赋”“试帖诗”等等，不说都是颂圣、代言之作罢，即便有自己的意思在内，也常常是半真半假，半吞半吐，所谓“述而不作”“微言大义”，被诸多的程式、套路掩盖着，后人就很难看到作者的真面目。这只要看看古代极为发达的文体论就可以知道。它们各有各的写法，各有各的规格，到八股文，算是集了大成。要知道，这些文字都是有关家国大事，须郑重从事的。从理上讲，越是严肃的大事，就越要认真对待。认真的本意，表现在执笔为文，不外是言己之所思、所信，但实际情况却是表面上越认真而内心里就越不认真。语言所传达出的意思，恰恰与作者的本意相背。这似乎告诉我们一个规律：所谓官样文章，越是表面上正正经经，堂而皇之地高喊着的，骨子里就越不正经。要想看点真格的，只能到台面儿下边去找，或者说，要到远离官场的地方去找。不是么？汉祖唐宗，哪一个不把治国安邦挂在嘴边？哪一个不讲仁义道德？可底下干的见不得人的事恐怕不比所讲的仁义道德少。再看看文人，陶渊明告别车马喧之后，作品何其率真，何其清新，推想在为五斗米折腰时，必不会也不能如此罢。又如李白的识荆之文，与“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诗句两相对比，简直判若两人。再说那位以道统自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观”的韩文公，作《原毁》《师说》，讲了那么多修齐治平的大道理，转过身来，不还是照样去谀墓，收取笔润么！至于那些终日孜孜矻矻，嘴上说着济天下，心里想着步青云的“禄蠹”“官迷”，就更是自郐以下了。(www.xing528.com)
总之，从内容上来评价八股，我看，是无丝毫可取之处。但从反面看，它未始不可以成为一面镜子。凡执笔为文的诸公诸婆，都可以用它来照照自己，看看身上是否留有八股的余毒。也可以照照手中的书卷，作为一条衡量文章高下的标准。
八股文的另一可厌之处是写作的程式化。先从程式说起。程式是技巧的集中，是“法”，然则写文章要不要有程式？程式有用没有？这好像不是一言所能蔽之的。以文章而论，《庄子》，有定评，是“汪洋恣肆”，无法，更无所谓程式，但属于上乘文字总没人反对吧。这是否定程式。但马上会招来相反的诘问：老杜的律诗又当如何？其实，从道理上讲，这矛盾并不难理解，是文、质两端，必须兼顾，所谓“文质彬彬”是也。中国人喜欢在这二者之间走钢丝，先确立极为规范苛刻的形式，然后在其中运斤成风，游刃于枝经肯綮之间，以显示才华技巧的高超。如书法、戏曲表演、诗词曲赋等，都是极为程式化的艺术门类。即如今天的京戏，台上每行一步，甚而一个手势，一个眼神，都有严格的规范。学习、掌握这些规范，往往要十几、几十年的工夫。但最高境界并非掌握这些规范，而是能够用这些程式化的技巧表现出自己对作品内容的独到见解，所谓“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是也。能否体现出自己的风格，是区别“家”与“匠”的重要标准。西方艺术，大概只有芭蕾舞堪与比肩。这或许是东方艺术的一大特征吧。
就文学而言，大凡稍有常识的都知道，诗词的格律规范严格，不能越雷池一步，因而常把诗词看作汉文学技巧性最强的体裁，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真正的典型当首推八股。它集中了汉文学几乎所有的形式技巧。有人说明清文学的真正代表不是小说，而是八股时文，不能说全无道理。但技巧的运用，贵在自然，又，如前人所说，“辞，达而已矣”，说、写的目的在于传达出作者的意思，则技巧云云就只能置于次要的位置。最可贵的是辞与意的浑然一体，天衣无缝，即严羽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显然，八股的精神不是这样，而是反量体裁衣之道，削足以适履。代言，颂圣，本已无真情可言，又要顾及形式，有话，分成几股，没话，也要硬扯成几股；可一言以蔽之，却非要铺陈为几百字不可，八股的空洞无物，自然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因此，对于八股的“臭”且“烂”，严格的、程式化的写作技巧，并非没有一点责任。
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说吧，这就好比做红烧肉，先要肉好，五花、薄皮外加鲜嫩，这是内容。开水淖过后，炒糖色，佐以上好的酱油、料酒、葱、姜、蒜、八角等调料，文火焖上个把小时，收汁，出锅，必是色香味俱佳。若是肉不好，或根本没有肉，只将“十三香”之类的调料烩于一锅，那么，即便有特一级厨师的烹调技术，恐怕也难以让人举箸吧？说这个比喻不恰当，是因为八股的形式技巧不仅不如增味的“十三香”，它还反过来助长了八股的华而不实，这实在比烩调料更令人作呕。
晚清末造，当西学东渐之际，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弊端日见显露，谭嗣同上疏请废制义，他说：
制艺章法，已成窠臼，凡瑰奇伟俊之士，往往耻袭前人唾余，思有以自别于腐流，而一逞为怪诞。由是膺衡文之任者，将语语绳以法律，则失士必多；苟稍加宽容，又愈趋而越甚。迁使所及，制艺将不成为制艺，又何论于经？故制艺之可废，非一二人之私意耳，自其势之处乎不得不然也。
郑振铎先生论及八股的流弊也曾经说：
以严格的文字的和音韵的技术上的修养，来消磨“天下豪杰”的不羁的雄心和反抗的意思，以莫测高深的道学家的哲学和人生观来统辖茫无所知的儿童，总之是注入式的教育，顺民或忠臣孝子的教育。
问题是如此令人作呕的东西何以能堂而皇之地摆到桌面上，并且许多人，包括在上的康熙、乾隆们，心里都非常清楚八股的底里（康熙年间还一度废止过），却仍要装模作样地奉之为圭臬？我看，除了从“制（人）术”的角度去理解，没有别的解释。心里明知是假，是演戏，是敲门砖，但对乾隆们来说，都是表忠心的，这就等于承认了他的至高无上，也无异公开宣布在下者的臣服，并且一旦臣下耽心于如何颂圣，把假话说得更好，至少会转移一部分攻乎异端的精力，又何乐而不听之任之？清乾隆时的大学士鄂尔泰一语道破机关：“非不知八股为无用，特以牢笼志士，驱策英才，其术莫善于此。”（见《满清稗史》）从在下的士子小民看，要想活下去，并活得好一些，如果没有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勇气，也只能俯首听命，大嚼其甘蔗渣。而且，一旦这种局面历时长久，还会使在下者养成一种奴性心态，即使受气挨打，也要高诵“圣代即今多雨露”。颂圣而自觉，这对乾隆们来说，是可喜，而对士子小民来说，就不是什么可喜，而是可怜、可悲复可叹了。
话说至此，八股呜呼哀哉之后而无人问津，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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