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八股文的内容，是很有意思的话题。有意思，是因为在八股文中能看到截然相反的东西。
打个比方说，某君刚刚还在台上慷慨激昂地高谈反腐败的大道理，一转身就拿着公款，钻进酒吧歌厅，对三陪四陪附耳道：“刚才，我那是胡扯！”在旁观者看来，必定如欣赏方成先生笔下的漫画一样忍俊不禁。只要读读梁章钜《制义丛话》就能感觉到这一点。具体说，是八股文一方面正襟危坐，满口儒家的仁义道德，另一方面又嘻嘻哈哈，一副玩世不恭的态度。清道光时杨文荪为梁氏《丛话》作的序文就说：“重之者曰制义，代圣贤立言，因文见道，非诗赋浮华可比……轻之者曰时文，全属空言，毫无实用……”真是一语破的，揭露出八股文的真面目。
下面从功令要求（即科举条例）和五花八门的题目等几个方面，具体说说。
首先，八股文是所谓代言体，要代圣贤立言，士子必须熟读经书，仔细揣摩先贤大义，而决不能出以己意。但据题作文，又必须说自己的话，于是功令要求，其一，文中所说，须合乎朱注，但又不能照抄朱注，其二，即便是自己的话，也要模仿圣贤的口吻，在起讲后，要入“口气”。清李光地《榕村语录》说：“做时文要讲口气，口气不差，道理亦不差；若口气错，道理都错矣。”管世铭则说得更甚一步：“前人以传注解经，终是离而二之，惟制义代言，直与圣人为一，不得不导入深细。”这是连注释的形式也看不起了。顺口气，最显著的标志是八股文中随处可见的“若曰”“意谓”“盖谓”之类的词语。细究起来，这也是颇耐人寻味的，“若曰”，用今语讲是“好像是说”“仿佛是说”，本来是自己的意思，却要强加在圣人头上，你若说圣人本无此语，他这里又有“若”（好像）作为挡箭牌，即：我从来也没承认这是圣人说的！因此，八股文的入口气，看似严格，而一旦用了这些模棱两可的“若曰”“意谓”之类的词，反倒变得容易了。因为任何人都可以借圣人的嘴说自己的话，而既不必担侮圣之责，又可以收售己之实，所谓“打着红旗反红旗”，结果必是无往而不胜。
顺口气的关键是在“揣摩”上下功夫，说白了，就是把自己看作演员，把写文章看作演戏，不能说自己的话，而要说角色的话。前人讲作八股须读书，不过是为扮演好角色增加点储备，以便扮妆之后不至于无话可说而已。有人甚至提出，要想作好八股，必先学习度曲，从写剧本开始练起，确是一语道破机关。对这一点，连清代康熙年间学者唐彪（字翼修）也颇为不满，他在《读书作文谱》中说：“今必使作文者皆顺口气，到底令学者得以文（掩饰）其空疏浅陋也。”
明代以前，八股文在结尾处还有所谓“大结”，可以抒发己意，甚至针砭时弊。嘉靖时，山东乡试，一士子作“无为而治”（《论语·卫灵公》）题，文末大结云：
继体之君，未尝无可继承之法；但德非至圣，未免作聪明以乱旧章。
结果触怒了嘉靖皇帝，一阵乱棍打死。从此，也就没人敢再说什么。到清康熙时，干脆取消大结，改为收结。八股成了纯粹的代言体。
其次，八股文在写作上还有一系列苛刻的要求。如破题中凡提到圣贤，不可直呼其名，如孔孟必须称“圣”“圣人”，颜渊、曾子等则称“贤”“大贤”，这叫避圣讳（承题以后不如是要求）。又如文体不正，用俚言俗语，引用后代史实著作，书写夹杂行、草字体，字数超限或不足（明初四书义限二百字以上，清初每篇不得超过五百五十字，乾隆四十三年定为七百字，此后沿用为定式）等等，都将判为不合式。
这样的故事不少。如文体不正例，据《韵鹤轩杂著》载，有一秀才喜欢盲词（鼓词），应岁考，题为“子曰：赤之适齐也”至“与之粟九百，辞”（《论语·雍也》）这位秀才写道：
圣人当下开言说，你今在此听分明。公西此日山东去，裘马翩翩好送行。自古道，雪中送炭为君子，锦上添花是小人。豪华公子休提起，再表为官受禄身。为官非是别一个，堂堂县令是原人。得了俸米九百石，坚辞不要半毫分。(www.xing528.com)
行文全用鼓词体，结果被置劣等。
引用后代史实著作例，乾隆三十四年，福建举人林元桂应试，文中有“衣钵”一词，系佛教语汇，被判不合功令，连举人的资格也取消了。又，清初李文固颇有文名，一次，作“割不正不食”（《论语·乡党》）题，本已收结，见纸面尚有余地，提笔添足，加了一段：“噫！予生也晚，未能与孔子同时，一食其所剩零头碎脚之肉，岂不惜哉！”因语近游戏，有侮圣之嫌而置四等。
也有考官昏庸而误判的例子。清初有一士子文中用了“佛时”一词，学政批语道：“佛时是西土经文，不宜入孔门口气。”却不知“佛时”一词实见诸《诗经·周颂》。又有士子文中用了“贞观”一词，考官批道：“贞观乃汉朝年号，不宜用于三代之时。”不仅不知“贞观”一词的出处（见《易·系辞下》），甚而连朝代也分不清了。有好事者曾撰一联，讽刺主考的无知：
佛时是西土经文，宣圣低眉弥勒笑，
贞观乃东京年号，唐宗失色汉皇疑。
以上讲功令要求，下面说八股文的题目。
八股文的题目，自明代以后，均出自“四书”。考试，自然要划定测试范围，这是古今同一的。明清规定制义从“四书”中出题，也可以看作对考试范围的界定。但是这一界定，从它开始的那天起，就隐含着危机。这是一，“四书”中，《论语》《孟子》是语录体，记载的是孔、孟的言行，《大学》《中庸》是《礼记》中的两篇论文。其中所记，未必句句是真理，比如“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论语·乡党》），本是讲孔子生活习惯的，又如“子见南子”（《论语·雍也》）一节，记载的是连孔子自己也感到脸红的事儿，以这些章节为题，要士子作八股，如何与儒家修齐治平的大道圆融？其二，即便选择所谓义理正大的章节为题，但整个“四书”加起来不过五万余字，可出的题目终究有限，而各级考试繁多，行之既久，必然出现雷同题目。想避免雷同，势必要出一些偏、难、险、怪的题目。其三，明清之际，科举是士子进身的唯一途径，“上以是求，下以是应”，应考，关乎一生的衣食荣辱，就不能不从更大的范围去准备，因此，在诸生的日常训练中也必然出现一些特殊的题目。这些因素相加，八股文的题目就进了死胡同。
事实正是这样。明初洪武二年应天府乡试题为“老者安之”三句（《论语·公冶长》），还属于意义正大的题目。几百年过后，到清朝初年，问题就出来了。那些所谓平正之题几乎出尽，应试士子“每多宿构幸获，致读书通经之士渐少”，只要饱读前科程墨，就可以侥幸中式，获取功名。顾炎武曾对此慨叹说：“八股盛而六经微。”因此，康熙五十二年不得不诏谕“闱中题目应不拘忌讳”，乾隆二年又明诏允许出截搭题“以浚发巧思”。尽管乾隆皇帝一再强调，截搭题“必须意义联属，血脉贯通”“毋蹈割裂之陋习”，但这个口子一开，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各种花样翻新的题目就纷纷出笼了。民国时期卢前先生《八股文小史》中曾列举出数十种，兹录如下：
单句题、通节题、通章题、双扇题、三扇题、三扇递串题、四扇题、五扇题、截上题、截下题、截上下题、承上题、结上题、冒下题、单句截下题、单扇截下题、上完下截题、上截下完题、上全神下半面题、上偏下全题、上全下偏题、上下偏中全题、两扇截上题、两扇参差截作题、两扇分轻重题、隔章无情截作题、隔章有情截作题、上下偏题、上下两截题、滚作题、截作题、半面题、半面滚作题、上完下截中宜侧串题、上完下截中宜消纳题、一头两脚截作题、两头一脚截作题、承上截下题、截搭题。
题目五花八门，作文的要求也各式各样。以下撮其大类，做简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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