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表达，过去习惯称为“辞章”，取舍的问题比较难于说清楚，因为同一篇文章，专从写作技巧方面考虑，常常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概括的原则容易说，比如自然比造作好，简练比拖沓好，流利比艰涩好，古朴比轻浮好，生动比板滞好，典雅比粗俗好，优美比鄙陋好，等等，大家都会同意。问题是这些原则都很抽象，难于像天平衡物那样，半斤就是半斤，三两就是三两。抽象的原则难于实用，原因不只一种：一、各人眼光不同，好恶不同，甲说流利好，乙甚至可以说，艰涩有一种暗藏的美，更好；二、同一种写法，甲看着不很自然，乙也许觉得很自然；三、有些作品，辞章方面属于中流，于是好之者可以誉为质朴，恶之者可以毁为笨拙，好之者可以誉为灵活，恶之者可以毁为轻浮，因为质朴与笨拙，灵活与轻浮，本来就是近邻。总之，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难于避免主观片面性。但是我们又必须承认，就是辞章方面，作品，或说有些作品，终归有高下之分，而我们也应该细心地、尽量避免偏见地分辨高下，然后取其精而舍其粗。以下举例说说这方面的情况，因为终是一己之见，所以只能供参考。
先说书。古籍传到现代的，绝大多数是名著，因而辞章好的就用不着举例。书与书相比，有的，即使是极少数，显然差一些。例如王充的《论衡》，在东汉阴阳五行迷信盛行的时期，大声疾呼地提倡科学精神，毫不留情地揭露、反驳各种流行谬说，其思想的高超真是难以笔墨形容。可是说到文字表达，却琐碎拖沓（明朝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曾指出这一点），既不流利，又不生动。如果我们是刚读过《孟子》，这种印象就会更加明显。又如南北朝有一部新奇而价值很高的书，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它与也是北朝著作的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相比，就显得过于板滞无华了。
再说人。同是作家，有人文笔造诣高，有人低，这也用不着举例。就是同一个人，写不同体裁的作品，也会有高下之分。例如杜甫是了不起的大诗人，其实他也写文，可是（还是从写作技巧方面看）远不如诗。明朝的大作家归有光正好相反，是诗不如文。
缩小到一篇，文字表达方面有时也有高下之分。例如“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文章为后代古文家推为登峰造极，《原毁》一篇尤为人所乐道，可是那种故意多重叠、多对称以制造声势的写法，今天看来未免造作气味太重，实在没有什么好。又如明朝马中锡的《中山狼传》也是一篇流行的名文，内容当然是好的；至于全篇生硬地拼凑典故的那种写法，使人不能不想到冬烘先生在篱下诌文，摇头晃脑的那种神气，可以说是不能与内容相配了。
再缩小，一篇之内也会大醇而小疵。例如：
（1）庭坚顿首，几仲司户足下：……天难于生才，而才者须学问琢磨，以就晚成之器；其不能者，则不得归怨于天也。世实须才，而才者未必用，君子未尝以世不用而废学问；其自废惰欤，则不得归怨于世也。(www.xing528.com)
（黄庭坚《答李几仲书》）
（2）右《金石录》三十卷者何？赵侯德父所著书也。……呜呼！余自少陆机作赋之二年，至过蘧瑗知非之两岁，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
（李清照《金石录后序》）
例（1），“天难于生才”以下是经义文写法，放在后代八股文里是稍解放的两股，至少我们今天看来，有迂腐气，不如前后散行的文字那样平顺自然。例（2），《金石录后序》是一篇内容充实、感情深挚、可歌可泣的名文，叙事朴实恳切；只是上面引的“呜呼”以下，交代自己经历的时间，忽然谜语式地用了两个典故，显得纡而拙，这不得不算作金玉堆中一颗小小的砂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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