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阶段比文学革命加三十年代还长一些，白话文献资料的数量就不只多一些，而是超过很多倍。多，除了上面第15.4节提到的一些原因之外，还有文体和出版物的百花齐放，例如相声和快板之类，过去是很难看到文字的，现在却可以印在报刊上，甚至印成书本。所有这种种体裁的作品，有阅读能力的人都或多或少地亲近过，因而也就用不着分成若干类，逐一介绍。值得注意的还是表达方面的特点。从与口语（一般指“普通话”）的距离方面考虑，可以分作两类。一类是与口语关系密切的，或者说宜于口语化的，如小说、剧本等的对话，广播词和讲话稿，说书、相声等曲艺，启事、广告等一般应用文字，等等，一般是用纯粹口语或接近口语的白话。另一类是事实上常常离开口语的所谓“文”，性质各式各样，如政经、文教、史地、科技、艺术、卫生、体育，等等，体裁也是五花八门，如议论、记叙、抒情，散文、论文、通讯、报道、杂文、评介，等等。前一类大致是说了听的，当然宜于用口语，可以不谈。需要着重谈的是后一类。
还是从与口语的距离方面着眼。有些人笔下的白话离口语近；因为离口语近，看或读就显得简明流利。这似乎也可以分为不同的类。一类是上了年纪的作者，也许是三十年代的旧习未改，拿起笔，还是三十年代那种不即不离的格调，如茅盾、冰心等就是这样。一类是在革命运动中做普及工作的，为了能够深入群众，笔下不能不通俗，如丁玲、赵树理等就是这样。还有些人，特别重视语文问题，认为上好的文章，用语应该与口语一致，于是提倡“写话”，不只在道理上反复讲，而且身体力行，如叶圣陶先生就是突出的代表。这种写话式的文章，具有三十年代的流风余韵，却比三十年代的更浅明，更整洁，我个人以为，如果可以称为话，也不是普普通通的话，而是精选的话，甚至可以称为“文话”。文话是写话理论的成果，值得重视，可惜的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人并不很多。
更值得重视的是还有一股脱离口语的水流，表现为生僻词语多，句子不只长，而且夹杂一些非本土的格局。口语当然不是这样。因为大不同于口语，所以看，读，就显得既不简明，又不自然，甚至晦涩难懂。我们都知道，词句变长是汉语发展的趋势。不过近年的加速，却是受了外语译文和新风气的影响。这说起来话长，只举一点点例。一种是语言形态变化的变相引进。文学革命以来把助词de分为“底”“的”“地”三个，有的人从译文习惯，在不必用的地方也要加上一个。近年来，时态越来越受到重视，以表完成为例，本来可以说“收到好的效果”，却要说“收到了好的效果”，本来应该说“写在黑板上”，却偏说“写在了黑板上”。一种是可简、宜于简的地方，乐于从繁的人像是越来越多，如“涉及”和“涉及到”之间，“而且”和“而且还”之间，如果投票，得多数票的恐怕是后者。一种是喜欢加多余的话，如不说“下了雪”，而说“下了洁白的雪”，不说“拿起笔来写”，而说“用手拿起一支笔来写”。一种是愿意绕弯子，如可以说“我没注意”，却说“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可以说“我爱唱歌”，却说“唱歌对我来说是可爱的”。与许多种外语比，汉语灵活，简短。近年来有一种趋势，是变灵活为拘谨，因而有时就不能不增添零件，改变说法。结果是句子渐渐加长，正襟危坐气渐渐加重。长，拘谨，有时也许是必要的，问题是简捷平易，或说接近口语的短句能不能把比较深远的内容说清楚。写话派的答复当然是不只能，而且应该。可惜的是有更多的人并不考虑这个问题，甚至像是认为，既然成文，就应该这样繁富拘谨，不像口语。下面的例就是这样的。
（1）在当代，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已经把探索和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及其发展规律提到了理论与实践的突出地位。现在许多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和关心社会进步的人士，都从不同的方面，以不同的方式，结合他们各自的国情，考察社会主义的状况，总结社会主义的经验，提出关于社会主义的新见解，寻求在本国实现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当今时代向人们提出的重大而紧迫的课题。它同亿万人民群众跳动着的脉搏息息相通，关系着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关系着马克思主义在新时期的历史命运，也影响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我们要明确自己的责任，在丰富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发展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走出一条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把我国建设成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为推动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在全世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作出自己的贡献。
（摘自某书）
（2）在广东、江苏这些人口稠密，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所以会大量存在诸如此类的特殊“行业”，说明了与封建社会高度发展和城市繁荣俱来的，是贫富两极空前剧烈的分化。在“人烟凑集，金粉楼台”，“骈肩辐辏，酒绿灯红”的背后，必然有着更多的贫苦人户被迫将自己的儿女卖出去为优为奴为妾为婢。当时的剥削阶级，特别是其中的上层特权统治阶层，他们除了需要役使大批奴婢以负担繁重的家务劳动外，由于奢逸生活欲望的无限膨胀和精神的空虚，他们还迫切要取得一些更能满足腐朽官吏生活需要的“色艺双全”的活“玩物”，供他们在酒食征逐嬉戏玩乐之余来消遣，也可以作为奢侈排场的装饰。
（摘自某集刊）
（3）通过这个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样一条道路，科学思维是通过这条道路从在感觉和知觉中直接对现实的特性的带有极大主观成分的规定达到在科学概念中对这些特性的客观的规定的。思维之有可能转向客观认识是借助于对一个客体的特性通过它同另外的客体的相互依赖性（在这里就是通过被测温体和测温体之间的热交换和通过物体的热的状态同它的体积和压力的联系）来间接地规定。就如我们看到的，为了揭示认识客体和它的特性之间的这些合乎规律的联系，必须在纯粹形态中、在撇开附带的、非本质的外部情况的抽象中来揭示现象，因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它的各个方面（在波义耳—马略特和盖—吕萨克定律中就是压力、体积、温度）的合乎规律的相互联系才毫无隐蔽地表现出来。
（摘自某译本）(www.xing528.com)
例（1）是讲政理的，例（2）是论史实的，例（3）是译文，都因为句子长，显得板滞，不平易，而且只能入目，难于上口。像这样的文章，都是随波逐流地写，不是故意要这样，使读者为难。还有少数，是进一步，像是欣赏繁杂、冗长、晦涩，因而就更远离口语，成为难于了解。如：
（4）话说回来，我们以“城市”与“乡村”作为一种比喻，来说明新旧变化、新旧交替的复杂社会现象，以及在文学创作中如何形象生动地将这些复杂变化反映出来，并且我们在论述有关艺术创作规律过程中的某些语句也可能并不十分妥帖和恰切，但是，有一条是肯定无疑的，即我们的文学创作应当采取多种变化的艺术手段，正如韩少功所说，要“凝聚城市和农村、历史和现实”，从而达到去揭示那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谜”的目的，这个本意是可取的，正确的，有价值的，也是我们进行创作时可以而又应当选取的一种方式，因为，运用这种互相对照和比拟的方式，对描写对象进行剖析和研讨，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增强文学作品反映的社会生活的广博度和思想内容的深厚度，给广大群众提供更加丰富而多样的社会思想内涵，以启迪思想，开发智慧，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助力，同时，又能够为众多读者提供崭新而富有多方面含义的审美对象，以增进美感教育，提高审美能力，为社会主义新时期一代新人的迅速成长和健康发展作出贡献。
（摘自某期刊）
（5）在著名高等学府N大学的一座学生宿舍楼里，生活着一群似乎超凡脱俗的“时代骄子”们，就在他们中间，生活阴差阳错地进行着，发生着一个个虽远未能说怎么惊心动魄然而又确实是令人哭笑不得却又耐人寻味的故事。小说就这样展示着一群活生生的青春灵魂：他们因为希望或失望所折磨而涌荡的骚动而不安，因为骚动不安而无法摆脱的痛苦和烦躁（以至不由自主的歇斯底里般的纵狂发泄），因为痛苦、烦躁跃跃欲试地进行的自我审视和省悟，因为自我审视和省悟而又不泯不绝地执着于希望或失望……这里，这群青春的灵魂们在深邃的精神层次上经受煎熬的程度，并不亚于人类历史以来任何一代的年轻灵魂。
（摘自某期刊）
（6）这种区别，似乎并不主要表现为他们对西方现代小说技巧的借鉴，而是力图从历史的高度观照人间，并谋求与此相适应的人生时空形成。正如韩少功所说：“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的历史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的表现。”然而，人生的无限与永恒自身的时空形式也是无限的，它必然受到小说容量有限性的羁绊。于是，他们力求在人生中寻找具有全息性的人生模态，一种化无限为有限，化多为一——有限中积淀着无限、一中含多的“有意味的形式”，或者表现为情绪的抽象，或者表现为精心选取的人生枝叶，这些作品确实显示出作者视野的阔大的。当然，这种阔大必须以作者的主体精神和实际人生经验的博大为前提。否则，情绪抽象的“空灵”会转成“空洞”，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对象化的人生模态也有变为理念化寓言的危险。
（摘自某期刊）
例（4）只是一句，例（5）两句，例（6）六句，写法都是把许多生而深的词语堆在一起，使人感到关系繁杂，意思模胡，念，断不开，不像“话”。这像是用力追求一种所谓风格，以反常显示深刻的风格。如果是这样，那所得至多只是远离口语、连自己也不得其解的“风格”。由白话的性质以及发展的历史看，书面语离开口语，如果程度渐渐加深并且去而不返，这趋势总是不好的。我个人希望，这股逆流的水势不至过大，流程也不至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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