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全集（5）·文言和白话：汉魏以后的别集

上一节把秦汉看作一个阶段，是因为文言在这个时期定形，成为后代模仿的样本。由这个角度看，汉魏以后，直到清末，一千六七百年，可以看作一个阶段，因为就表达方式说，都是顺着秦汉的路子走，也就是用的是同一个词汇句法系统。不过这个阶段时间长，作者多，作品更多，不只多，其中还有秦汉不见的花样。为了减少头绪，容易说明，我们把骈体留到下一节谈。但就是这样，也还是苦于材料太多。不得已，这里想以“怎样模仿”和“模仿的成果”为纲，说说大致的情况。

怎样模仿，可以粗略地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不知不觉地随着走，另一类是把学秦汉看作方向，有意地并且用力地随着走。先说前者。文言定了形，文人，不管是唐宋的还是元明清的，表情达意，除非不用文言，只要用，就不能不用秦汉的格调。举例说，“未之有也”的说法，秦汉通行，汉魏以后，不管时分古今，地分南北，只要用文言写，表达同样的意思，就一定也说“未之有也”，而不说“未有之也”。这样，我们无妨说，除了一些标榜“文必秦汉”的流派以外，凡是用文言写作的，由建安七子到章太炎和王国维，数目多到无限，都是不知不觉地模仿秦汉的。这所谓模仿，还不只是散行文字。骈体也是这样，如“夫迷涂（途）知返，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丘迟《与陈伯之书》）。用意凑成四四对四四，可以说是新花样，但是拆成四句，每一句的表达方式仍旧是秦汉的。诗词也是这样，“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杜甫《春望》），“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贺铸《青玉案》），其中的每一句，就表达方式说，都没有跳出秦汉的旧格局。

再说有意的模仿。有意是不只学，而且心里想，嘴里说。这种模仿，一般说是起于唐朝的韩愈和柳宗元等；也有人说，六朝末年，陈隋之际已经露了苗头。这股风是来自对骈体的厌倦。骈体盛行于南北朝到唐朝中期，行文要求工整的四六对偶，这有如缠小脚走路，纵使缠的人觉得美，很不方便是任何人都会感觉到的。并且，内容大多是风花雪月，写很费力而并不实用。这样，骈体这个像是很美的工具就成为不适用的工具。不适用，不能不改，于是就有了古文运动。大的方向是改用秦汉的散体写。用骈体写的是时文，所以模仿秦汉写的是古文。但这是就概括的格局说，至于实践，那就还有不少分别。分别之一，秦汉作品，有不少偏于古奥，但那是任时代的自然；古文运动的有些作家就不然，而是有意追求，如柳宗元就是比较突出的。分别之二，秦汉时期对于对偶，也是任其自然，碰巧就用，碰不巧就不用，如果说间或是有意，那也是有意用，而不是有意不用，如贾谊、枚乘等就是这样；古文运动的作者就不然，而是尽力躲避，唯恐沾染一点点骈体的气味。分别之三，秦汉时期，尤其先秦，作品都是言之有物，并且没有正统观念，孟子骂杨墨无父无君（《滕文公下》），韩非也可以骂儒墨非愚则诬（《显学》）；唐朝古文运动的首领韩愈，口头也是着重文章内容的，他标榜“师其意，不师其辞”（《答刘正夫书》），可是他所谓“师”，不是师先秦诸子的各抒己见，而是“师古圣贤人”（同上），具体说是要宣扬孔孟之道。风花雪月换成孔孟之道，由表面看是化虚为实，值得欢迎。可是看后果却又不完全是这样，因为一方面，唐宋以来的古文，通病是气势盛而思想贫乏；另一方面，由宋朝开始的经义文，以及渐渐转化成的八股文，即使不是古文的嫡系子孙，也总是近亲。分别之四，上一节曾谈到，秦汉的文已经有腔调，但那是任语言的自然；古文运动的作家就不然，而是有意地深追，不只在实行方面要求后来居上，而且想在理论方面找到根据。韩愈在《答李翊书》里曾谈到“气”，说“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者皆宜”，好像气是内容方面的事物；其实，纵使它不能完全脱离内容，可是想使读者感到，却不能不靠表达（曹丕《典论·论文》说“文以气为主”，气有清浊，如音乐有巧拙，显然也是指表达方面）。我们读韩文，其中多数篇章确是使人感到气盛。宋以来数不尽的文人读韩文表示赞叹，主要原因也是感到气盛。这气的理论到清朝桐城派手里就说得更神乎其神，是：“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目》）其实说穿了不过是在腔调上下了大功夫，比之秦汉多了浓厚的造作成分。

古文运动在唐朝是创始时期，经过宋朝尹洙、梅尧臣、欧阳修、苏氏父子等的努力才获得彻底胜利。大方向都是学秦汉，用散体写，可是大同之中有小异。如与唐的古文作家相比，宋的古文作家，尤其欧阳修和苏轼，行文比较平易。还有，同是宋代作家，风格也不尽同，如曾巩用力求精炼，文章就显得造作气重；苏轼就不然，写小札、笔记之类，行云流水，像是毫不在意。此后，大声疾呼学秦汉的是明朝的前后七子：前七子的重要人物是李梦阳、何景明等，后七子的重要人物是李攀龙、王世贞等。口号都是“文必秦汉”，可是拿起笔，就连韩愈的“师其意，不师其辞”的主张也忘记了，而是生吞活剥，甚至剽窃，以致内容和文字都无足取。这股歪风当然要引起反感，于是有唐宋派兴起，代表人物是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等。学唐宋其实是间接学秦汉，因为唐宋也是学秦汉。这学唐宋的风刮到清朝成为方苞、姚鼐等的桐城派，多讲义法，也就是更在表达方面下功夫。其后恽敬、张惠言等发思古之幽情，用秦汉的高古自然矫正桐城派的拘谨，成为阳湖派，就模仿的口号说，算是又回到文言的老根据地——秦汉。

以上说的是以秦汉为标本以及其中的大同小异，总的说都属于模仿的水流。有没有这股水流之外的文言？这要看从哪个方面说。如果只是看口号，明朝晚年以袁宗道、袁宏道为首的公安派可以算，因为他们反对前后七子的模仿，主张文章好坏，关键在达不达，不在古不古，意思是不必学秦汉。但这是就方向说，至于动笔写，那就还是离不开秦汉，因为他们用的是文言，想避开秦汉的格调是行不通的。

再说“模仿的成果”。显然，这方面材料太多了，因为只要是文言作品都要算。刊刻而收入各正史艺文志的，有不少没有传下来；只计传下来的，数量也仍是汗牛充栋。为了以简驭繁，这里想只谈几个要点，或说特点。按通用的编目办法，分为经史子集四类。(www.xing528.com)

先说集部。其中的“别集”是秦汉以后的新事物，传统书目所收，最早是《蔡中郎集》和《曹子建集》。别集是个人的各体文章的汇编，从汉魏之际开始，直到清末，不要说名家，就是《颜氏家训》讥为“上车不落”的人物，也总要想方设法，刊印求传世。因此，这个秦汉以后的模仿阶段，数量最多的文言作品是各朝代大大小小作家的文集。总集也不少，全收的有《全唐文》之类，选收的有《宋文鉴》之类。

再说史部。这不是新事物，但比起秦汉来，产量大多了，不只各朝有正史（有的不只一种，如《唐书》和《五代史》都有新旧两种），而且出了不少重要的大著作，如“编年”的有《资治通鉴》等，“政书”有《文献通考》等。其他记事的杂著，如《金石录》《野获编》等，更是多到数不清。

再说子部。像先秦那样，处士横议、成独家之言的著作少了，勉强说，王通《中说》、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之类还可以算数。产量多的是另一类，可以总称为“杂记”。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偏于讲学问，如《容斋随笔》《困学纪闻》《日知录》等等，成就很大。另一种偏于记见闻，如《酉阳杂俎》《癸辛杂识》《辍耕录》等等，成就也不小。

最后说经部。经是文献中的老牌号，后代当然不可能有；有的只是解经的著作。这类著作主要出于唐代和清代，唐代的多见于《十三经注疏》，清代的大多收入《皇清经解》和《皇清经解续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