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文言风格和白话形式

我们翻看这时期的作品，与甲骨文、金文、《尚书》相比，就会有由面生变为面熟的感觉。如：

（1）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

（《左传》隐公元年）

（2）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论语·学而》）

在先秦的作品里，《左传》的文字比较深奥，《论语》的文字比较简古，可是我们读它，如果刚读过金文、《尚书》，就会觉得都是浅易的。艰涩与浅易之外，两个时期的文字还有个重要的分别：商周时期的文献是“办公事”，到战国时期就不然，而是“作文章”。如《荀子·天论》由“天行有常”写起，《韩非子·说难》由“凡说之难”写起，都是凭空发议论，所以写出来的是“文”。文有文的特点，是不只内容精粹，组织有条理，而且语言有腔调。就文言能够定形、成为标本说，语言的腔调很重要，后代所谓“文必秦汉”，揣摩追求的主要是这个。什么是腔调？比较难讲，大致说，不同句式的适当配合有关系，声音的适当变化有关系，甚至用适当的虚词（主要是表语气的虚词），使意思贯串起来也有重要的关系。如：

（3）故曰：口之于味也，有同耆（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曰：“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

（《孟子·告子上》）(www.xing528.com)

像这样的文章，句式整齐中有变化，语气繁富，使意思和情调融会到一起，是秦汉风格，商周时期是没有的。

秦汉时期文献资料很多，流传到后代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但为数还是不少。用现在的眼光看，这些都是文言。作者多而杂，时间由春秋战国之际到东汉末，地域以中原一带为主，还有中原之外的东西南北，阶层以士大夫为主，还有少数平民，思想包括各家，行文包括各种风格，因此，就表达习惯说，大同之中总难免小异。所谓定形，所谓以秦汉为标本，是指这小异之上的大同。还有，由后代“文必秦汉”的角度看，采取标本，并不是有一份算一份，而是分别轻重。所谓重，是照传统的读书法必读的那一些。因为必读，熟悉，所以自己写，就容易甚至不得不用那个格调。这所谓必读的书，主要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诸子，二是史书，三是解经的著作。

诸子主要在先秦，因为那是处士横议的时代，是思想奔放的黄金时代。著作很多，成就很大，单是学派，班固《汉书·艺文志》就分为九家（小说家不算）：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各家都有不少大师，不少著作，可惜绝大部分没有传下来。传下来并对后代有大影响的是以下这些：《论语》（旧时代曾算作经书），《孟子》（也曾算作经书），《荀子》，《老子》，《庄子》，《列子》（成书年代有小问题），《墨子》，《孙子》，《管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论衡》。重要性差一些的还有以下这些：《慎子》，《商子》，《邓析子》，《尹文子》，《公孙龙子》，《法言》，《新语》，《新书》，《盐铁论》，《潜夫论》，《新论》等。

史书种数不多，可是分量很重，因为其中有空前绝后的大著作。这是指《左传》（旧时代看作解经的书或经书）和《史记》。地位差不多的还有以下三种：《国语》，《战国策》，《汉书》。重要性差一些的还有以下这些：《越绝书》，《吴越春秋》，《列女传》，《新序》，《说苑》，《东观汉记》（残）等。

解经的著作汉朝不少，因为那时候经师很多，他们的专业就是讲解经书。这类著作，有不少是章句的注解，零碎几句，不成篇。成篇而传到后代，比较重要的是以下这些：《易传》（也称易十翼），《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小戴）礼记》。重要性差一些的是以下这些：《（大戴）礼记》（残），《韩诗外传》，《春秋繁露》，《白虎通义》等。

我们说这些著作是文言的标本，是因为，一方面，无论从内容方面看还是从表达方面看，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最上乘的。所谓最上乘，为了说明的简便，我们可以举个旁证，就是：两千多年来，无数的文人发议论，记史事，一般说，还没有人认为某人的文笔已经超过《孟子》《庄子》和《左传》《史记》。这不是厚古薄今，因为直到现在，多数人大致还是这样看。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后代的无数文人都愿意学，或说不能不学。前面曾提到必读书，照传统的不成文的治学规定，秦汉时期的绝大部分著作，不只必读，而且要一读再读，直到很熟，甚至能背诵。这样，秦汉时期的大量文句印在心里，到自己下笔为文，有相类的意思，不知不觉地用了相类的表达方式，就是很自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