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形成以后，独占了书面语的阵地，白话作品想出头，争一席地，就困难了。原因主要是四个。其一，人睁眼看的是文言，拿笔写的是文言，日久天长就会不加思索地认为，书面语就是这样，不这样的就不是书面语。其二，文言是流行在上层人群里的，有别于街谈巷语，这“别”包括很多内容，可是人看到的却经常是雅不雅。文言雅，这就有了强制力，使绝大多数人拿起笔就不得不之乎者也。其三，文言把大部分有学识的人吸引过去，结果是肯用白话写的人不只量少，而且常常是学识也不够，写出好作品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其四，即使写出一些，在文言雅的风气之下，也不会受到应有的赏识，因而也就难于取得保存的机会。两千年来的文献资料可以清楚地说明以上几种情况。隋统一以前，成篇的白话作品像是只有两类，一是谣谚，因为要传俗，所以用白话写，二是文人的游戏之作，如王褒《僮约》之类，总之是稀如星凤。从唐朝起出现了变文，那是和尚俗讲的产物，就是说，是进口货，本土的文人大概不会重视，可是人民群众喜欢，就有了市场。又一种是语录，是记录禅宗和尚的机锋的，也应该算进口货。总之，都是由人民群众作内应，由外面攻进来的。到宋朝，前一种进口货变化、发展，成为话本系统的小说，加上元明清三朝，成就很不小。仍是话本形式的有《京本通俗小说》和三言二拍等等，扩大为章回体的有《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等，势力可以说不小。但是还不能说是已经同文言平起平坐，因为是“俗文学”，俗，当然就为大雅所看不起。例如：一是正牌的文人都不干。大概只有俞樾是例外，他曾修改《三侠五义》 ——但那是修改，不是作。二是不只不干，还怕玷污了雅，不敢沾。如讲古文义法的人，有不少曾谆谆告诫，不许入小说、语录语。三是更深一层，连写的人自己也承认是俗而不雅，因而有不少作品虽然传世出了名，可是作者却不敢出头露面，以致后代治文学史的人不得不费力考索，如《水浒传》《金瓶梅词话》等等都是这样。因此，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文言压制，白话作品的量就不会这样少，成就也就会高得多。可多而少，应高而低，这责任也应该由文言承担。(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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