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代，尤其是古代，文化不普及，通文墨的只是少数上层人。上层人少劳多得，权多利大，有实惠。实惠同时是荣誉。人总是喜欢荣誉的。荣誉必须表现为己身之外的人（越多越好）对己身的羡慕和尊敬。因为这要由外来，所以“深藏若虚”的办法行不通，一定要想尽办法表露，求为人知。表露的方式，文人比不通文墨的人多“文”这一种。能文是一种荣誉，文而能典雅是更上一层的荣誉。典雅当然与内容有密切关系，如在古人的眼里，《诗》《书》之类是最典雅的。小说就不成，《汉书·艺文志》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虽然不无可观，可是君子不干，因为是“街谈巷语”，不典雅。典雅与否还同表达有密切关系，就是说，还要看用的是什么语言。街谈巷语的对面是保存在书面上的古典，用这上面的语言，既可以表示自己有教养（熟悉古典，这是很高的荣誉），又可以表示自己脱俗（能够出口成章）。这方面的荣誉感使文人为文尽全力求语言典雅。办法很简单，是趋旧避新，就实况说，是在文言的系统里打转转，为文言的壁垒添砖添瓦。这风气大概很早就露了苗头，如《论语·季氏》说：“不学诗，无以言。”情况也确是如此，我们看《左传》《国语》等古代典籍，用“诗云”引诗以壮声色的几乎触目皆是。后来又加上“子曰”。总之，都是义求古，言也求古。为交流情意着想，此风本来不可长，可是偏偏越来越厉害，笔下趋旧避新，几乎无孔不入。比如称丈夫的父母为“公婆”，意义明白，很好，却为求典雅，偏偏改为“舅姑”，反而把一般人闹胡涂了。同类的费力不讨好多到无限，如“南京”的称呼不古，要改称“金陵”；“刑部尚书”的称呼不古，要改称“大司寇”；甚至做了小官，要写“释褐”，死了妻子，要写“鼓盆”。你不这样，人家会说你教养不够，出言不典雅。这种风气给后代文章的影响很大，值得注意的有两种。一是大量用典，尤其在骈体中，如大家熟知的王勃《滕王阁序》就是这样：“他日趋庭，叨陪鲤对；今晨捧袂，喜托龙门。”这从一个角度看是“表意”，从另一个角度看是“表露”。表露什么？不过是能用古，典雅。另一种是大力求古奥，就是多用古字，古词语，句式避常而用变。有意甚至挖空心思这样做，并成为流派，大概从唐朝古文运动开始。自然，人也不能尽同，如果可以把这看作一种病，我觉得，韩愈比柳宗元似乎还轻一些。发展到明朝，前后七子就更加严重，简直可以说是病入膏肓了。其实，就是不大喊“文必秦汉”的，如宋濂、刘基等，笔下也古奥得很，远不如读战国的《孟子》《韩非子》，反而显得浅易流畅。这种求古奥的风气一直阴魂不散，到章太炎身上还表现得相当厉害，是为文多用古字，你想读，就必须多翻《康熙字典》。这里还是撇开是非，只论事实，这情况就是，文人笔下总是古，古，古，就使文言不只站稳了脚跟，而且势力越来越大，直到在有些人（如林琴南）的眼里，不这样写就不成其为“文”。(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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