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亦步亦趋地学会的，口语是这样，书面语也是这样。理论上，口语可以以书面语为师，书面语可以以口语为师，可是事实上，口语总是基本上以口语为师，书面语总是基本上以书面语为师。说“基本上”，因为其中的情况颇为复杂。其一，要看学的人会写不会写。不会写的，自然只能以口语为师。其二，至于会写的，那就不一定，怎样学，还要看他怎样看待口语和书面语；学得怎样就更难预测，因为要由身内身外的许多条件来决定。以近年的情况为例，“五四”时期提倡用白话写，有不少人努力在笔下学口语，可是写到三十年代，文学革命有了成果，这成绩见于书面，量不小，质相当高，但我们可以看一看，那是纯粹的白话吗？这只要念念鲁迅的作品就可以知道，那是与口语有距离的“白话文”。再以后，主要是五十年代，曾经有人大声疾呼地提倡“写话”，原因当然是大量的书面语写得不像“话”。这里我们且放过是非，专谈事实，那是：绝大多数人学写，是以书面语为师，而书面语又绝大多数不像“话”。可见学写，以口语为师不是容易，而是很难的。这困难，在古代，文言正在成长的时期，尤其形成之后，当然会更大，更明显。我们可以想一想，班固写《汉书》，如果限定他只许用东汉的口语写，而不许学《史记》，那困难会是如何大。这困难还必致随着时代的变动而增长，比如司马光等写《资治通鉴》，也限定只能用《京本通俗小说》那样的白话，而不许学《史记》《汉书》等，那恐怕连成书的希望也没有了。再从正面说，旧时代两千年来的文人，写的本领都是由书面上照猫画虎学来的，写文要熟读经史，写诗要熟读李杜。绝大多数人还要有所专，如苏轼是《庄子》，归有光是《史记》，黄庭坚是杜甫，等等。这照猫画虎的学甚至成为流派，最突出的如西昆体的学李商隐，明朝前后七子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这样学的结果是，在书面上，后代与前代无异或基本上相同，而口语独自向前走了，于是两者的距离越来越远。就书面语说，它有了自己的一套，这一套因一学再学而势力越来越雄厚，阵地越来越稳固，这就是现在说的“文言”。(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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