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脱离口语，还不只是时间变动的结果，就是在同一个时期，写到书面上的文也总是比口语精简，纵使在早期，还不能说是分道扬镳。这有很多原因。其一，口语是人人用的，这人人中有很多不通文墨的，他们说话经常不检点，信口开河，因而专就表达方面说，就容易出现重复、拖沓甚至颠三倒四的情况。文是通文墨的人所写，不容易出现重复、拖沓等毛病，所以即使照他的口语写，也不会同于一般的口语，或说是总会成为比较干净的口语。其二，文，尤其比较典重的文，大多是经过斟酌甚至修润的。如《论语·宪问》说：“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这结果，一些见于口语而可不用的声音当然就削除了。其三，纯粹记言的文字也总是化繁为简。举《史记》为例，周昌坚决反对汉高祖换太子，说：“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张丞相列传》）这“期期”是描画口吃，本来可以不用；但这里司马迁是想绘影绘声一下，所以保留了。不过终归是偶一为之，如樊哙是个老粗，记他的话反而文诌诌了，“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项羽本纪》）。时代再靠前，如《论语》，化简的痕迹就更为明显，前面3.1.2节提到的答景公问政，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又：“哀公问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皆见《颜渊》篇）这都是对君主谈话，理应谦和委婉，推想不会这样干巴巴，而是到笔下才写成干巴巴的。其四，还有个原因是受物质条件的限制，不能不简。在有纸以前，记言，文字要写在竹木上，编成册或编，传抄也是这样。这很费事，不得不用化简的办法来调节，如现存早期的文献，《易经》的卦辞、爻辞，《尚书》，《春秋》，甚至《左传》等都是这样。但就是这样言简意赅，写成书也会笨重得不得了，官府的储存不用说，就是私学，也是“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庄子·天下》）。这费工笨重的程度，随着纸和印刷术的发明、改进而逐渐减轻，但就是到今天，写和夸夸其谈究竟不一样，为了经济些，书面的还是不得不求简。一繁一简，其间自然就形成距离。其五，文求精简。精简有优点，因而渐渐地这优点就会被人视为一种高的风格，不少文人就会用力求笔下实现这种风格。古典作品里这类例证很多，最突出的如史书的论赞，晋人的杂帖，唐宋以来的随笔、诗话等，都是轻轻点染，意在言外。总之，文偏于简是不得不然。这必然性也是文脱离口语的一种推动力，纵使单单靠它，文言还不能建成自足的词汇句法系统。(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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