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法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当某一行为或者政策所得到的收益大于其所付出的成本，那么这种行为或政策就是值得选择的。对于环境税的征收选择而言，其开征的成本就是市场的无谓损失（P损），而由于环境税的开征所产生的节能减排的环境收益（E环）以及减少的治污成本（C治），当 E环+C治＞P损时，环境税的征收在法经济学意义上就是合理的。维护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状态，预防污染事故发生，其意义远大于对某一特定损失的赔偿。
既然环境税的征收会给经济带来无谓损失，为什么实际上多数发达国家都开征了环境税？这主要是从成本-收益的比较分析上得出的结论。从法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当某一行为或者政策所得到的收益大于其所付出的成本，那么这种行为或政策就是值得选择的。对于环境税的征收选择而言，其开征的成本就是市场的无谓损失（P损），而由于环境税的开征所产生的节能减排的环境收益（E环）以及减少的治污成本（C治），当 E环+C治＞P损时，环境税的征收在法经济学意义上就是合理的。
发达国家之所以开征环境税，是因为它们大多经历了高发展、高污染所带来的伤痛，例如，比利时1930年马斯河谷事件、美国1948年多诺拉事件、1946年～1955年洛杉矶光化学烟雾污染、1952年伦敦毒雾事件、1985年威尔士饮用水污染事件等等，为此西方国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无论是生命的代价，还是经济的代价），这些都使西方世界在污染的问题上达成了“预防比污染更重要”的思想共识。维护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状态，预防污染事故发生，其意义远大于对某一特定损失的赔偿。要预防和抑制环境侵权的发生，理想状态是将损失成本、预防成本、行政管理费用成本总量控制在最小范围，[31]而非事后的被动治理。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发展中国家鲜有出台环境税的实例。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民对于经济发展的需求并没有消退，但经济发展的理念正在悄然改变，绿色GDP、可持续发展等理念的引入使得环境的保护、经济的调控与新常态的应对在内在上是统一的。发达国家的前车之鉴犹在，我们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不能在高速发展后再去付出更大的治污代价。(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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