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提出通过实施环境税来保护环境的理念的是福利经济学家Pigou，1918年，Pigou提出引入环境税作为将外部性成本内部化的方法来解决对环境的污染与破坏。外部性成本是指某一特定的经济主体被其他主体的活动所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且这种影响是外部于市场的。[23]由于市场本身不能或者不愿通过内部化手段消除这种成本，因此国家往往都采取不同手段来减轻这种由于市场不充分所造成的影响。
在20世纪70年代初，当环境政策还处于萌芽期，经济调控手段还只是被零星地用于少数个例，而且这些手段的运用往往会导致社会争议。随着社会发展，从发达国家开始，许多经济调控手段被越来越多的运用，经济调控的方法也日趋多样，环境税的作用日渐凸显，可交易的污染许可方案被国家所接纳，由此，通过经济调控手段达到环境政策目的的做法才逐渐被世界各国所接受。
按年代来排序，西方国家的生态意识觉醒以及环境税改革缘起于20世纪70年代初，但由于最初时环境付费被认为是一种对污染的罚款制度或者是购买污染的许可，因此首轮环境税改革失败了。直到80年代，环境收入不断增加、其惩罚性特征不断加强，这一调控工具才取得了现实意义。[24]到90年代初，瑞典最先开始了环境税尝试（1990年），随后丹麦（1993年）、西班牙（1995年）、荷兰（1996年）、英国（1996年）、芬兰（1997年）、意大利（1999年）、德国（1999年）、法国（1999年）、澳大利亚（1999年）陆续开征了环境税。(www.xing528.com)
当然，我国引入环境税并不仅仅是因为发达国家有相应的立法例，在国家立法层面并不一定要完全模仿西方世界亦步亦趋。但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都引入了环境税，说明环境税这种经济调整手段确实有其独特的价值，而这种价值正好与我国经济新常态的要求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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