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财税制度也逐渐趋向成熟，但远未达到完善。不完善的财税制度不但会影响国家理财治国的能力，更会对民众的政治参与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建立符合权威化治理秩序要求的现代财税制度势在必行。具体而言，我国财税制度应当在以下几方面予以改进：其一，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保障民众的立法参与权。国家是公民根据契约而让渡部分权利而形成的，让渡的部分财产形成了税收，而让渡多少财产应当由人民达成契约共识，这个达成共识的过程就是税收法定的过程。目前我国尚有十余个税种未有法律依据，国家应当加快税收领域的立法进程。其二，赋予人大对预算草案的修改权，加强人大预算监督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公民参与政治的最基本形式，应当在实践中予以加强，对于整体适格、局部失洽的预算草案，应当允许人大对草案的失洽部分进行修改；强化预算的约束力，增强审计力度，杜绝政府随意的预算调整；[31]同时应当加强人大的预算监督力量，配备专业的人才，使人大的预算监督更加专业化、常态化。其三，改革所得税制，切实发挥财政法调节收入差距的功能。权威主体与民众应当着手探索以家庭为单位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制度，根据家庭人数和家庭负担的不同确认不同的免税额度，设立免税额度与物价指数联动的弹性制度，以避免随着经济发展需要随时修改个税起征点、破坏税法稳定性的情况。[32]
[1]参见卢正涛：《新加坡权威政治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9页。
[2]［美］萨缪尔·亨廷顿、琼·纳尔逊：《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王晓寿、吴志华、项继权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3]参见罗爱武：“亨廷顿和维巴的政治参与观比较”，载《行政论坛》2015年第4期。
[4]参见［美］萨缪尔·亨廷顿、琼·纳尔逊：《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王晓寿、吴志华、项继权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60页。
[5]参见王正绪：“亨廷顿：主要著作和缺陷”，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2期。
[6]参见［美］萨缪尔·亨廷顿、琼·纳尔逊：《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王晓寿、吴志华、项继权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43页。
[7]参见［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2页。
[8]参见［美］萨缪尔·亨廷顿、琼·纳尔逊：《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王晓寿、吴志华、项继权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
[9]参见朱大旗、李帅：“纳税人诚信推定权的解析、溯源与构建——兼评《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10]参见高雁晋：“亨廷顿政治稳定理论与中国社会和谐发展”，载《兰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11]参见［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55～156页。
[12]参见林涵：“‘权威政治的支持性参与模式’构想——关于亨廷顿政治参与理论的反思”，载《广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13]参见李帅：“司法改革中‘央-省’二阶独立司法预算的构建”，载《云南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
[14]参见［德］卡尔·施密特：《论法学思维的三种模式》，苏慧婕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79页。
[15]Stephen Leslie，“The English Utilitarian”，Vol.2，Bristol Thoemmes，1991，pp.76～78.
[16]See Carl Schmitt，Political Theology Four Chapters on the Concept of Sovereignt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5，p.23.(www.xing528.com)
[17]参见《孟子·离娄下》。
[18]语自国家税务总局总会计师（时任）范坚，参见李远方：“填补征管空白建自然人征税体系”，载《中国商报》2014年9月30日。
[19]参见王维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途径》，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0页。
[20]See Frank M.Walsh，“The Legal Death of the Latin American Democracy：Bolivarian Populism’s Model for Centralizing Power，Eliminating Political Opposition，and Undermining the Rule of Law”，Spring Law and Business Review of the Americas（2010），p.246.
[21]参见冯辉：“公共治理中的民粹倾向及其法治出路——以PX项目争议为样本”，载《法学家》2015年第2期。
[22]参见于浩：“共和国法治构建中的国家主义立场”，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年第5期。
[23]［美］乔尔·S.米格代尔：《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张长东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4～35页。
[24]参见［美］萨缪尔·亨廷顿、琼·纳尔逊：《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王晓寿、吴志华、项继权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44页。
[25]参见胡政、罗维：“论亨廷顿政治参与理论及其现实启示”，载《理论导刊》2009年第5期。
[26]参见胡艳蕾：“论托克维尔民主心灵习性理论的现代政治价值——对我国公民理性政治参与的若干启示”，载《山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11期。
[27]参见汤洁茵、胡静：“税务机关保密义务与纳税人的隐私权保护”，载《涉外税务》2012年第11期。
[28]参见王桦宇：“论税法上的纳税人诚实推定权”，载《税务研究》2014年第1期。
[29]Hermann Kantorowicz，The Definition of Law，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8，p.79.
[30]参见蒋悟真：“中国预算法实施的现实路径”，载《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9期。
[31]参见朱大旗：“现代预算权体系中的人民主体地位”，载《现代法学》2015年第3期。
[32]参见李帅：“论财税法对权威化治理的支持性参与功能”，载《现代经济探讨》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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