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与法家对春秋时期财政影响

春秋时期开始，由于社会经济的深刻变革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情况，其中不乏一些财政卓见。

儒家是春秋诸子百家中影响最深远的学派，其代表人物是孔子、孟子等人。孔子反对为统治阶级“聚敛”，但他的言论中尚没有出现公开反对儒者从事财政工作的观点。在财政支出方面，孔子主张“政在节财”，[10]“道（治）千乘之国……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11]这里的节用，并不是要减少财政支出，而是要在封建礼仪的制约下做到俭不违礼。因此，孔子并不是单纯地倡导统治者节省财政开支，而是渗透着封建礼仪规范的。在财政征收方面，孔子主张惠民政策：“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12]从这个前提出发，孔子坚决反对重税主义，将之谓之为“聚敛”。当时鲁国田赋，把按丘（每十六井为一丘）为单位征收的军赋改为按照每户田亩征收，孔子并不赞成，认为“丘赋”已经足备，不必按田纳赋以增加人民负担，主张“敛从其薄”。[13]此外，孔子很看重税源的培养，不同意竭泽而渔的征收，他在与门人的论述中说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14]而在具体税负标准上，孔子主张什一税。而儒家另一位代表人物孟子，在财政思想上不但接受了孔子的若干理念，还在此基础上有所补充发展。《孟子》一书一开始就对梁惠王提出的“何以利吾国”答复“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15]但孟子并不是一个不言利的人，反而提出了许多杰出的经济观点。孟子的财政思想大多与租税问题有关，而他认为租税也应该建立在“仁政”的基础之上。他认为封建财政税收要以是否有利于人民为标准，这是他最突出的财政观点，他说：“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16]“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17]而仁政之下的财政要求薄税，他说：“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18]而在税种设置方面，孟子主张单一的农业税：“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 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19]在税率方面，孟子把“什一而税”看作一种绝对正确而丝毫不可变更的税率制度：“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夫貉，五觳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飧，无百官有悟，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为国，况无君子乎？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无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20]此外，在财政开支方面，孟子主张以救济鳏寡孤独为王政之先声，即所谓：“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21]荀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开源节流”的著名财政原则：“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故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垣窌仓廪者，财之末也；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等赋府库者，货之流也。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交无所藏之，是知国计之极也。”[22]荀子把财富的生产看作是永远不会困乏的，但对于节流，荀子衡量一般人民消费与统治阶级消费时却采用了不同的标准，体现了其浓烈的阶级意识。

与儒家对于“利”遮遮掩掩的态度相比，墨家完全不掩饰自己对“利”的态度，并将“利”作为社会伦理的基础，分辨利与不利的标准以其行为是否利民为断，利于民就是义，不利于民就是不义。其代表人物墨子（墨翟）将仓廪的充盈程度视为万民是否能富的基础，认为国家要解决百姓的衣、食等经济问题，就首先要有充足的财政积蓄。墨子说：“上有以洁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为皮币，与四邻诸侯交接，内有以食饥息劳，将养其万民，外有以怀天下之贤人。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诸侯与之，内者万民亲之，贤人归之。以此谋事则得，举事则成，入守则固，出诛则强。”[23]墨子对于关市之征也抱有善意，他说：“士君子竭股肱之力，亶其思虑之智，内治官府，外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仓廪府库，此其分事也。”[24]在财政支出方面，墨子也主张节用，但墨家的节用与儒家不同，不仅仅针对私人开支，更加强调的是公共开支的节约，因此墨子要求去掉财政上的“无用”之费，即超过正常公共支出的那部分，他说：“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大之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圣王为政，其发令、兴事、使民、用财也，无不加用而为者。是故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其兴。……天下为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劳，其籍敛厚，民财不足、冻饿死者，不可胜数也。……去无用之费，圣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25]可见，在财政支出方面，与儒家维护封建特权相比，墨家更崇尚“兼爱”。(www.xing528.com)

法家对于财政的观点与儒家、墨家大不相同。以商鞅为例，商鞅一改过去学者的轻税主张，坚持重税政策，他的基本观点是“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征必重”，[26]即对非农业收入征收重税。商鞅主张对非农活动采取重税，其目的不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是以租税为手段抑制非农活动、迫使非农业人口转向农业。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商鞅加重了关市之赋，加重了酒肉之租税，按照每家不务农事的人口重课人头税。[27]商鞅十分重视“富国”，但他将“富国”与“富民”对立了起来，提出富国必然会使国治而兵强，但是对于人民来说，要强兵就必须使民弱、民贫，因为“民……弱则尊官，贫则重赏”。[28]而作为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韩非也反对“富民”，他认为人是生而自利的，无止境的个人欲望不可能得到满足，因此将“富民”作为治国的方针只是不察世事的书生之见。韩非说：“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于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为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为皆如老聃。故桀贵在天子而不足于尊，富有四海之内而不足于宝。君人者虽足民，不能足使为君天子，而桀未必为天子为足也，则虽足民，何可以为治也？”[29]韩非认为只有极少数的特殊人物才能“知足”“知止”，绝大多数的人都和桀一样贪婪，君主不可能满足人性的贪婪，因此足民、富民是不可能实现的。与商鞅不同的是，韩非并不主张重税，他认为：“徭役多则民苦，民苦则权势起，权势起则复除重，复除重则贵人富。苦民以富贵人，起势以藉人臣，非天下长利也。故曰：徭役少则民安，民安则下无重权，下无重权则权势灭，权势灭则德在上矣。”[30]但是韩非子主张减少徭役是为了增加君主的权威，绝不是为了减轻人民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