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干预原则，又称适度干预原则。财政法是为了适应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而产生的一种法律形式。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是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但是，国家在多大程度上，用什么手段对社会经济进行干预，各国有各国的政策和法律，就是在一个国家之内的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范围和方法也不相同。概而言之，无非有三种情况：一是“过多”干预，通常来讲，国家经济状况比较紧缩的情况，容易出现这种势头；二是“过少”干预，一般来讲，国家经济状况比较宽松的时候，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但是，更多的国家都在从过多和过少干预的教训中走出来，寻求国家对经济生活的“适度”干预。我国大体上也经过了相似的历程，但总的趋势仍然没有走出过多干预的轨迹。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一方面表明国家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对经济生活进行过多的干预；另一方面也表明国家不能完全放弃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同样也要寻求一种适度干预。这里所指的适度，既包括干预范围的适度，又包括干预手段的适度。前者是指国家干预所及的领域，后者是指干预的方法。这两种情况，在实践中又以两种集中的形式表现出来，一是以行政手段的方式为之，二是以法律手段的方法为之。对这两种方法，我们都不能采取绝对肯定或否定的态度，而应当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进行考虑。所谓静态考虑是指国家要从总的政策上确立国家干预经济的范围，这就宜于用法律的方法作出规定；所谓动态考虑是指国家通过法律赋予政府官员在特定的时候和特定的情况下，可以运用行政的办法确立国家干预经济的范围，但是，从主导方面来讲，应当强调干预范围和方法的法律化。这就决定了财政法必须首先把适度干预作为自己的一个原则，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避免干预的随意性。[39]其一，在国家干预与自由放任的关系上历来存在争论。具体到任何一个国家，国家的干预程度都是不同的，即国家干预的“度”是不一样的。“干预”和“自由”的度，只能放在各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去考虑。这里所说的具体历史条件，最重要的就是该国家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客观经济环境；其二，财政法的内容受经济学影响甚重，因此国家干预的程度也与经济学有着重要联系。但是经济学分为众多流派，没有任何一派经济学观点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般的地位，任何一个国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学观点，都是针对解决一定时期的经济社会矛盾而推出的，每一个被采纳的经济观点，都可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某种经济学观点之所以在一定时期成为主流，是因为该观点适应了当时的环境，能够解决当时的社会矛盾，并不意味着该观点放之四海而皆准。与任何事物一样，无论是国家干预还是自由放任，在实践过程中，都可能呈现出“物极必反”的效应，比如，国家干预主义的极端发展，必然要唤起自由放任主义的出现，自由放任主义的极端发展，又可能呼唤国家干预主义的“回归”。正如凯恩斯本人所预测的那样，“政治家往往是某位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但是我们所看到的许多政治家并不是“十足的奴隶”，即使是他对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某种经济思潮的崇尚，也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他们总是根据一国的现实状况有所发展或者创新。有时，也会出现像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所采取的那种态度，即克林顿出任总统伊始，就建议公共工程采取凯恩斯主义的开发方式，以刺激滞后的经济；后来他则建议实行反凯恩斯主义计划，以便在此后15年为支付国家债务而保住日趋增长的联邦盈余。
有限干预原则也是宏观调控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政府进行宏观调控行为必然涉及资源的配置与利益的调整，尤其是财政、税收、中央银行和物价部门的调控行为，都直接涉及生产经营者和公民的财产权益。为了保障市场机制的活力，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切实维护企业与公民的利益，政府的宏观调控应控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要使政府的调控纳入法制轨道，必须在宏观调控法中确认政府调控法定原则。其基本要求是：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调控主体资格法定；各类不同宏观调控主体所享有的宏观调控权力法定，严格要求宏观调控主体在法律赋予的调控权范围内活动，禁止假借调控之名，侵害受控主体的权益，保障宏观经济健康运行和市场经济秩序；政府调控方式与程序法定，这是保证宏观调控法和宏观调控权能够实现的基本要求。(www.xing528.com)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