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族群的更迭，是元明易代最为明显的表征之一。朱明开国结束了蒙古色目贵族对全中国接近一个世纪的统治，按照儒家传统的文化观念，元明间的政权变更，无疑是由“夷”入“夏”。然而日本东洋史学家宫崎市定（1901—1995）认为，与五百年之后的辛亥革命相比，元明易代的“民族革命的意识”非常低，其民族革命思想的激烈程度，无法与辛亥革命同日而语[1]。虽然与中国传统“夷夏”观念与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共同催生的辛亥革命相比，元明政权更迭所表现出的“民族革命”色彩确显逊色，但“恢复中华”或者“用夏变夷”，不仅是元明政权更迭的思想基调，也是明代开国之后进行文化重建的基本口号。不过，一般读者仅仅通过《明史》等清人纂修的史籍，可能完全无法感觉到元明易代的族群革命色彩，难以看出元明鼎革与历史上汉族王朝相互更替的差别。谢国桢先生曾指出，清修《明史》“对于明初的事实记载多不翔实，清朝统治者讳言明朝驱逐蒙古于漠北的事实，犹如讳言建州女真曾经臣服明朝一样”[2]。实际上不止《明史》，清代纂修的诸多官书，对元明之际涉及“夷夏”变革方面的言论与史事，都有所曲讳甚至隐没。关于这点，似乎至今尚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3]。
本文试以史料举证的方法，说明无论元末群雄起事还是明朝开国政权建设，都具有“族群革命”性质；同时通过对比明清史籍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记载，揭示清代官修书籍对明初史事的隐没和改篡，提示研究明初历史必须尽量依据明代原始文献，以避免清代文献的刻意误导。
一、元季红巾军起事时的“夷夏”口号
以白莲教为纽带组织起来的“红巾军”，是元末农民起义的中坚力量。红巾武装分为南北两个系统：北系以刘福通为领袖，拥韩山童之子韩林儿为帝，建立起韩宋红巾政权。开创明朝基业的朱元璋集团，便从北系红巾军分化而来。南系初期以徐寿辉为领袖，建立了以蕲州为中心的徐宋政权[4]，后来分化出割据江西、两湖的陈友谅（国号“汉”）和割据巴蜀的明玉珍（国号“夏”）。从残存的元末史料来看，南北两系红巾军，都曾以“夷夏”口号作为起事的号召。
1.北系红巾（刘福通、朱元璋）
和南系相比，今天保留下来的北系红巾史料较少，其中的原因有两个：从北宋覆亡开始，中国北方地区的文化便明显落后于南方，元末北方文人数量及其撰述风气远远不如江南之盛，因此保留下来的史料较少；更重要的一点是，朱元璋集团脱胎于韩宋红巾政权，开国后对元末起家的历史讳莫如深，大量历史因《明太祖实录》的阙载而亡佚。幸运的是，今日从域外文献和残存的中国史料当中，仍然能够窥见韩宋红巾军的宗旨与旗号。
至正十七年（1357），刘福通分兵三路北伐，两年后中路北伐军关先生、破头潘部攻入高丽。《高丽史》记下了红巾军当时的檄文：
红巾贼移文于我曰：“慨念生民，久陷于胡，倡义举兵，恢复中原。东逾齐鲁，西出函秦，南过闽广，北抵幽燕，悉皆款附。如饥者之得膏粱，病者之遇药石。今令诸将戒严士卒，毋得扰民，民之归化者抚之，执迷旅拒者罪之。”[5]
刘福通显然以“驱胡”作为红巾军北伐的号召，这和后来朱元璋北伐时所标举的“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的旗号，本质上并无二致，都试图通过对“夷夏”观念的宣传来唤起汉族民众的族群意识，以此换取他们的支持。元末陶宗仪在《辍耕录》中记下了北系红巾的一则旗联：
中原红军初起时，旗上书一联云：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6]
这显示了红巾军的另一个口号：“复宋”，毫无军功的韩林儿也正是以宋徽宗九世孙的名义，被拥立为皇帝。《元史》称元末“河南诸处群盗，辄引亡宋故号以为口实”[7]，有意思的是，中原地区和南方不同，是由金而非由宋入元，然而北方民众反元时却以“复宋”而不以“复金”为宣传，正如王崇武先生所说，无疑带有强烈的“兴复汉统”的意味[8]。
出身于北系红巾军的明太祖朱元璋，是否真的“幼具民族思想”[9]，因为史料阙如已无法详细考证。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至正十五年（1355）朱元璋部渡江开拓江南基业时，使用的也是“复宋”旗帜。至正十八年朱元璋亲征婺州，军士俞本记下了朱元璋命人在浙东行省衙署外树立的两则联语：
上于行省门建立二大黄旗，两旁立二牌，旗上书云：“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明大宋天”。牌上书云：“九天日月开黄道，宋国江山复宝图”。[10]
朱元璋进攻浙东之时，便以恢复宋统作为号召，而这个口号也很快得到了一些儒士的响应。龙泉名士叶子奇，就曾专门向朱元璋镇守婺州的部属孙炎（1323—1362），提出“革戎夷之风”、“复圣宋之治”的八条大纲[11]。而宁海儒士叶兑也在著名的《赤城论谏录》中称，南方人“久沦异俗”，看到朱军“用夏变夷、挈还礼义之乡”的旗号，多有“仰慕爱悦”之意；同时指出朱元璋的族群身份以及“用夏变夷”的宣传，是胜过“变于夷”的北方军阀李察罕的重要优势[12]。
至正二十六年（1366），廖永忠沉韩林儿于长江，朱元璋集团摆脱了与韩宋政权的名分纠葛，实现彻底独立。朱元璋本年下令创作学校祭孔用的大成乐，谋臣朱升（1299—1370）作赋，称颂朱元璋“复神州于腥秽，洗尽胡尘”[13]。至正二十七年秋，原为张士诚、方国珍盘踞的江浙地区尽入朱氏版图，朱升作《贺平浙江赋》，更依据儒家的“华夷之辨”理论，对此大加赞扬：
钟五行之秀者为人，吾同胞也，奚有华夷之分、内中国而外四夷也？惟中国尽其性而修其行也，夷狄戕其性而亏其行也，与禽兽奚择焉！此所以严华夷之辨，天必眷中国而子之，远夷狄而外之也。元主中国，天厌之久矣。有大圣人焉，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而我吴王应运兴焉，渡江而南，定鼎金陵，整义兵，揽英杰，分取江淮城邑，所向无不克捷……驱胡虏而复圣域，变左衽而为衣冠，再造之功于是为大，自开辟以来，帝王之兴未有盛焉者也。[14]
元末群雄当中，张士诚接受元廷封爵，名义上归顺蒙古朝廷，方国珍则在朱元璋和元廷之间首鼠两端、依违不定。张、方两人都有亲元嫌疑，故此朱升援据儒家的“攘夷”理论，为朱元璋对两浙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朱升此赋的思想基调，和朱元璋稍后发布的北伐檄文，已无二致。无论是“复宋”还是“驱胡”，上面的例子足以说明“华夷之辨”始终是朱元璋部渡江之后对元作战的宣传主调。
2.南系红巾军（徐寿辉、明玉珍、陈友谅）
和北系一样，南系红巾军领袖徐寿辉起事时，也明确以儒家的“攘夷”理论发动民众反元。南系红巾军留下的史料较多，曾经亲历明氏“夏”政权统治的蜀人杨学可撰写的《明氏实录》，是研究徐寿辉—明玉珍一系红巾军历史的第一手史料[15]。本书今天较为易见的有两个版本，其一为道光十一年（1836）六安晁氏排印的曹溶（1613—1685）《学海类编》本[16]，一为光绪年间赵之谦《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所刊徐松（1781—1848）“校补”本[17]。这两个版本的《明氏实录》都经过清人点窜，内容互有异同。下面以《学海类编》本为底本，同时校以徐松“校补”本，将相关内容择要摘出：
1.（癸巳，徐寿辉建号）遣使招玉珍曰：“予起兵举义，期逐元虏〔徐校本无此句〕，以靖中夏。若归，共图大事，甚善，不来，且先加兵。”
2.（明氏破重庆，执元将赵资妻儿）明三以赵资妻儿见珍，珍待以礼，曰：“执政乃吾中国人，何故反为元虏守战〔徐校本无“元”字〕？夫人能招使降，当裂土以赠。”
3.（庚子，众推明玉珍为陇蜀王）因下令曰：“元朝运去，中国豪杰并起而逐之……予取尔蜀于青巾之手，非取诸元，尔辈亦当复见中华文明之化，不可安于元人之陋习也，更宜洗心从治，慎弗取恶招尤。”
4.壬寅春三月戊辰，祭告天地，即皇帝位，建都重庆，国号“大夏”，改元“天统”。诏曰：“天生斯民，必立司牧，夏商周之迭运，汉唐宋之继统，其来远矣。元以北人污我中夏〔徐校本作“迄于元主”〕，伦理以之晦冥，人物为之销灭。咸云天数，敢谓人谋……恭行天罚，革彼左衽之卑污，昭显茂功，成我文明之大治。”
5.（天统四年，朱元璋遣使通好，致书云：）元人〔徐校本作“胡人”〕本处沙塞，今反居中原，是冠履倒置。足下应时而起，居国上流，区区有长江之险，相为唇齿，协心同力，并复中原。
（明氏覆书：）迩者元人运衰，中原气盛。天必将生豪杰，驱逐元虏以为生民主，是乃天意之有在也。第以中原人物，解此者少，尚为彼用，殊为可恶。足下应运而生，目视赤子之涂炭，想亦不忍也。
徐寿辉宣称起兵的目的是“期逐元虏，以靖中夏”，而明玉珍则在即位诏中指斥“元以北人污我中夏”，其选择以“夏”为国号，显然意在以汉族正统自居。从徐宋政权分化出来的另一位重要汉族军阀陈友谅，与元军作战时同样以族群口号为宣传。至正十八年，陈友谅攻陷龙兴路（今江西南昌），寓居此地的儒士刘夏便给陈氏部属上书，他不仅认同陈友谅部“复宋”、“驱胡”的旗号，还对此作了进一步的理论阐发：
（元末兵乱）正以夷狄之运将满百年，自古夷狄之君无百年之运。观于天下，国虚无人，地大不治，天心废之，其征见矣。我朝（按，徐宋政权）君臣灼知其然，遂倡皇宋之正统，扫夷狄之闰位。数之以君子在野小人在朝，数之以贪官污吏布满中外，数之以腥膻中土，数之以毁裂冠冕。[18]
刘夏把族群矛盾看作导致元末之乱的主因，认为元末兵乱，正应验了“夷狄之君无百年之运”的说法。他建议在“复宋”的旗帜下“解红白之仇敌”，即以共同的族群与文化认同为基础，化解红巾军与汉族地主武装之间的矛盾[19]。在笔者阅读的史料当中，刘夏还是元末最早向群雄提议整饬儒家礼法、荡除“狄习”的知识分子。他上书陈友谅部下主管学校教育的官员称：
天下初定，治之之方宜何先？亦曰：莫切于正人心……天下不幸，中国之运衰，夷狄之运兴，毡裘之君遂帝率土。当其革命之初，父兄耆老相与疑怪，以为异类；岁月既久，渐及百年，后生子弟耳濡目染，精神心术与之俱化。故近年以来天下之士习，
坏彝伦，蔑弃礼法，丐求便利，狙谲无耻，于是士大夫皆有狄习。[20]
前面引到的浙江龙泉儒士叶子奇、宁海儒士叶兑给朱元璋的上书，与刘夏这封上书在思想基调上异曲同工。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南北两系红巾利用儒家“夷夏”理论作为反元的宣传，确实受到了一些儒家士人的积极响应。
根据上面所列举的史料，元末红巾反元起义中的族群因素，已经昭然若揭。但是清修《明史》，却将元末红巾运动描述成一场纯粹由“妖教”引导的民众叛乱；红巾起义所带有的族群反抗性质，被无形中抹杀了。《明史》卷122和123，专门记载元末群雄的兴衰起灭，然而对于各系红巾人物，《明史》除了强调他们的白莲教背景外，对他们以“驱胡”、“复宋”为主题的反元口号只字不提。由此给人造成的感觉是，对异端宗教的狂热信仰，是红巾起事的唯一诱因。而这正是清修《明史》隐没史实的娴熟手法，给一般读史者造成的误导。毫无疑问，《明史》对这类内容的隐没，与清代前期严酷敏感的政治氛围有直接的关系。《明史》纂修时清人定鼎中原未久，满汉之间关系仍然较为紧张，任何有关“夷夏”的话题，都有影射现实的嫌疑。在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为严格的文化控制之后，清代官员乃至普通士人的政治嗅觉都变得极其敏感，史书编纂必须按照当政者的需要对史实进行取舍，甚至不惜改篡史实。孟森先生在《建文殉国事考》和《万季野明史稿辨诬》两文中，便揭示了明史馆诸臣受康熙时“朱三太子案”的影响，明知不可信、却仍在《明史》中采纳“建文焚死说”的案例[21]。《明史》编纂中此类“希旨”之举（孟森语）并不少见，而隐没和篡改史实，更是文字统治术下清代官书的娴熟技法，在本文下一部分，将会看到更多的事例。
二、洪武时期的“夷夏”论说
“夷夏之辨”是朱明政权确立其政治合法性的思想基础，朱元璋标举“夷夏大义”的《北伐檄文》，因为近代同盟会纲领对其的征引而广为人知，实际上这类强调元明易代属于“夷夏”变革的论述，在当时难以枚举。开国之初，明廷即以此为基调，向高丽、日本等海外诸国阐释新政权的合法性和正统性：
1.（谕高丽）遣符宝郎偰斯奉玺书赐高丽国王王颛曰：自有宋失御，天绝其祀，元非我类，入主中国，百有余年，天厌其昏淫，亦用殒绝其命。华夷扰乱，十有八年……期间西平汉主陈友谅，东缚吴王张士诚，南平闽粤，勘定八番，北逐胡君，肃清华夏，复我中国之旧疆。
2.（谕爪哇）中国正统胡人窃据百有余年，纲常既隳，冠履倒置，朕是以起兵讨之。
3.（谕日本）向者我中国自赵宋失驭，北夷得而据之，播胡俗以腥膻，中土华风不竞，凡百有心，孰不兴愤。……朕本中国之旧家，耻前王之辱，兴师振旅，扫荡胡番，宵衣旰食，垂二十年，去岁以来，殄绝北夷，以主中国。[22]
然而清修《明史》却将这类论述一概隐没，如果后人仅以《明史》为知识背景来解读朱元璋的北伐檄文，便完全无法了解檄文写作前后的思想语境。若非有存世的明代史籍可供对勘，明初众多史事都会因此而湮没。下面笔者各举数例，略加论述。
1.隐没例
吴元年（1367）发布的北伐檄文，是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它能保留至今，完全依赖幸存的各种明代公、私文献。不但清修《明史》对这份檄文只字不提，而且以权威自居的《四库全书》等清代官书，还对收载此檄的明代文献肆意删削。程敏政（1446—1499）选编的明人文集《皇明文衡》，开卷首篇便是署名宋濂的《谕中原檄》[23]，《四库全书》本《明文衡》径直将其刊落。而这并非是《四库全书》删削明初文献的孤例。明刊本《皇明文衡》收录的钱苏《拟祭元幼主文》、王绅《大明铙歌鼓吹曲》，也因涉及敏感的“夷夏”问题，在四库本《明文衡》中被撤毁[24]。明初金华人胡翰（1307—1381）撰有《胡仲子集》，四库本与《金华丛书》本在卷帙和文章编次上完全相同，两者显系出于同一底本[25]。然而第1卷中胡翰阐发儒家正统观念《正纪》一文，在四库本中却不翼而飞。如果学者根据《四库明人文集丛刊》本《胡仲子集》[26]来讨论胡氏的政治思想，视野不免会受到局限乃至误导。四库馆臣的删削工作做得相当干净，明刊本《皇明文衡》也收录了胡翰的《正纪》[27]，四库本同样不忘将其刊落。方孝孺（1357—1402）不满某些前朝士大夫对元代的推尊，撰有情辞激昂的《后正统论》，强调“夷狄”之朝不得列为正统[28]，本文颇可以反映明初新一代士大夫的思想倾向，而在四库本《逊志斋集》中也遭撤除。
下面两个例子，很可以显示《明史》隐没史实的细致笔法。洪武元年发布的服饰改制诏令，不仅直接关系到明代衣冠制度的建立，而且还是一篇重要的文化宣言，明初以“复古”为旗号的一系列文化重建工作由此开始。《明太祖实录》对此有详细的记载：
（洪武元年二月壬子）诏复衣冠如唐制。初，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变易中国之制。士庶咸辫发椎髻，深檐［襜］胡帽［俗］，衣服则为袴褶窄袖及辫线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无复中国衣冠之旧。甚者易其姓字为胡名，习胡语。俗化既久，恬不知怪。上久厌之。至是，悉命复衣冠如唐制。……不得服两截胡服，其辫发椎髻、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斟酌损益，皆断自圣心。于是百有余年胡俗，悉复中国之旧矣。[29]
这是明代开国一份极为重要的文化诏令。明初以革除“胡服”、禁止辫发和“胡名胡语”为内容的礼俗变革运动，便以此为契机展开；在东亚近世文化史上影响深远的“大明衣冠”体系，也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的。清军入关后强制推行剃发易服，洪武元年旨在“去蒙古化”、恢复汉制的礼俗变革，正与之背道而驰。康熙前期明史馆臣汤斌所拟的《明太祖本纪》，虽未收载洪武元年诏令的全部内容，不过仍然概括大要，作“诏衣冠如唐制，禁袭蒙古服式、语音及姓名”[30]。然而到万斯同稿本《明史》，本条仅录《实录》首句，压缩为“诏复衣冠如唐制”七字[31]，具体事实已经沉晦不明，但仍暗示明初衣冠有复归汉族传统的过程；雍正元年（1723）王鸿绪呈进《明史稿》，本条又改为“诏更衣冠如唐制”七字[32]；而到乾隆四年（1739）正式颁行的武英殿本《明史》，本条再被删为“诏衣冠如唐制”[33]——不仅洪武元年诏书中禁止辫发“胡服”、“胡语胡名”这部分内容被彻底隐去，而且一个“复”字的删改，使得《实录》原文所要表达的回归汉族传统的含义，被完全抹煞了。一字之易看似无心，其实却反映了《明史》隐没史事笔法的谨慎与精细。这个例子极为形象地展示了清代前期文字控制日趋严密的过程。洪武五年，明廷曾颁布《劝兴礼俗诏》，指出当时“市乡里闾尚循元俗”，号召民众“用夏变夷”一新旧俗。《实录》和《明史》对这一事件都有记载，但内容却不完全相同（按，为便于对比，笔者将诏令做了分条）。
《明太祖实录》卷73：
是月，诏天下曰：“（前略）天下大定，礼义风俗可不正乎！……（1）尔臣民曩者兵乱……因而为人奴隶者，即日放还……（2）古者邻保相助，患难相救……孤寡残疾不能生理者，官为养赡……（3）乡党论齿……（4）婚姻古之所重，近代以来狃于习俗，专论聘财，有违典礼。丧事以哀为本，葬祭之具称家有无。……（5）……流民各归田里，其间有丁少田多者，不许仍前占据他人之业……（6）中国衣冠坏于胡俗，已尝考定品官、命妇冠服及士庶人衣巾、妇女服饰行之中外，惟民间妇女首饰衣服，尚循旧习，宜令中书颁示定制，务复古典。（7）僧道之教……己令有司严加禁约。（8）福建两广等处豪强之家，多以他人子阉割役使名……。于戏！用夏变夷，风俗之所由厚，哀穷赈乏，仁政之所当施。因时制宜，与民更化。”[34]
《明史》卷2《太祖本纪》：
是月，诏曰：“天下大定，礼仪风俗不可不正。（1）诸遭乱为人奴者复为民。（2）冻馁者里中富室假贷之，孤寡残疾者官养之，毋失所。（3）乡党论齿，相见揖拜，毋违礼。（4）婚姻毋论财，丧事称家有无，毋惑阴阳拘忌，停柩暴露。（5）流民复业者各就丁力耕种，毋以旧田为限。（6）僧道斋醮杂男女，恣饮食，有司严治之。（7）闽、粤豪家毋阉人子为火者，犯者抵罪。”[35]
通过对比不难看出，《明史》此段文字源自《实录》[36]；但《明史》的概括并不完全，五年诏令中服饰改制一项，因其强调“用夏变夷”、恢复汉制而被故意隐去。明初礼俗改革复兴汉族文化传统的意图，在《明史》中被彻底湮灭。
2.改篡例
除了隐没或者抽毁，还有许多明初涉及“夷夏”主题的文献，遭到清代官书的改篡。而且清人篡改史料的技巧甚为高超，如果不以原始文献对勘，几乎无法识破。试看以下面的例子：
贝琼：东白轩记[37]
明初刊本《清江贝先生文集》：
自周之迁，历春秋战国，则既昏而白于汉。自汉之亡，历南北六朝，则既昏而白于唐。五季大乱已极，至宋始白，而礼乐文物为近于古。宋迄而中国复沦于夷狄，君子于此盖深伤之，必有继宋之白于百年之后者。越二十年而大明肇兴，四方万里莫不瞻其景气之新。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清江文集》：
自周之迁，历春秋战国，则既昏而白于汉。自汉之亡，历南北六朝，则既昏而白于唐。五季大乱已极，至宋始白，而礼乐文物为近于古。宋自靖康而降偏安江左，君子于此盖深伤之，必有继宋之白于既衰之后者。越二百余年大明肇兴，四方万里莫不瞻其景气之新。
在明初儒士贝琼（1314—1379）看来，明朝恢复了“内中国而外夷狄”的儒家理想政治秩序，因此是政治伦理大白之世，其地位可比肩于汉、唐、宋三个汉族正统王朝。而四库本的篡改，完全改变了原文的意思，贝琼对明朝功业的定位，由“攘夷”变成了“大一统”。四库馆臣的篡改后的版本，不但字数一仍原文，而且前后文义贯通、毫无破绽。再如，对于元代社会生活中弥漫的“胡风”，洪武时期的许多不少士人都有过描述和批评，贝琼谓“矧距孔子二千余年，中国胥沦于夷狄，至变其嗜好、变其语言，贱朴素而尚奢靡，先王之法荡然无复存者”[38]。然而这类内容，在清代官书中也不同程度地遭到篡改：
王袆：时斋先生俞公墓表[39]
嘉靖刊本《王忠文公文集》：
元既有江南，以豪侈粗戾变礼文之俗。未数十年，熏渍狃狎，胥化风成。而宋之遗俗，销灭尽矣。为士者辫发短衣，效其语言容饰，以自附于上，冀速获仕进，否则讪笑以为鄙怯。非确然自信者，鲜不为之变。
四库本《王忠文集》：
近时江以南竞尚豪侈，一变淳朴之俗。未数十年，熏渍狃狎，胥化成风，而古之遗俗，销灭尽矣。为士者亦皆雕几缋绣，习为容饰，以趋附于时，冀速获仕进，否则讪笑以为鄙怯。非确然自信者，鲜不为之变。
方孝孺：卢处士墓铭[40]
嘉靖刊本《逊志斋集》：
处士生元中，世俗沦于胡夷。天下皆辫发椎髻，习其语言文字，驰马带剑以为常。处士居虽近市，然恬冲坦静，不乐芬华。长衣危帽，徐言雅步，操儒生礼不变。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逊志斋集》：
处士生元中世，群盗已竞起。天下皆尚勇好斗，不乐言语文字，驰马带剑以为常。处士居虽近市，然恬冲坦静，不乐芬华。长衣危帽，徐言雅步，操儒生礼不变。
四库馆臣对上述文字的改篡，可谓笔法娴熟，如果没有原始文献对照，几乎看不出改动的痕迹。洪武时期标榜“用夏变夷”的文化改革，在士人中引起了不少积极响应。然而在四库本明人文集里，这类文字或被直接删削，或被改篡得失去本来面目。试看宋讷和郭翼的两首诗作：
宋讷：客北平闻行人之语感而成诗（其二，节录）[41]
万历刊本《西隐文稿》：
将士城门解甲初，
不知相府已收图。
霓裳宫女吴船载，(www.xing528.com)
胡服朝臣汉驿趋。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西隐集》：
将士城门解甲初，
不知相府已收图。
霓裳宫女吴船载，
绣服朝臣汉驿趋。
郭翼：送卢公武应召北上（节录）[42]
《列朝诗集》甲集：
前朝图史已全收，
诏起丘园重纂修。
用夏变夷遵礼乐，
大书特笔法春秋。
四库本《林外野言》：
前朝图史已全收，
诏起丘园重纂修。
一道同风遵礼乐，
大书特笔法春秋。
四库本《耕学斋诗集》：
前朝图史已全收，
诏起丘园重纂修。
治定功成遵礼乐，
大书特笔法春秋。
宋讷这首诗很有可能作于洪武五年受聘主持北平乡试之时，其内容是根据“行人”之语，追忆当年明军攻克大都的情形。其中“胡服朝臣”一句，不仅对考证元代服饰制度有史料价值，而且是研究宋讷思想转变的重要材料。宋讷（1311—1390）是洪武时期著名的国子祭酒，明太祖对其极为赏识。作为前元进士，宋讷原本对入仕明廷很有抵触情绪。洪武二年，他被征召入朝纂修礼乐书籍，事竣后不仕而归；其所作的《壬子秋过故宫十九首》，四库馆臣谓“缠绵悱恻，有黍离麦秀之思”[43]。这位原本带有遗民心态的前元旧官，在追怀故国的诗作里竟然写下了带有贬义的“胡服朝臣”这样的词句，这显示明廷修举礼乐、改易服饰等意在厘清“夷夏”文化界限的举措，已经对宋讷的思想慢慢产生影响，他的观念中已经出现了“夷夏”的区隔。这应该是促使他后来接受明廷征辟的一个重要原因。四库本从“胡服”到“绣服”的一字之易，完全抹煞了本诗原有的史料价值。洪武三年，元顺帝一朝史料访求完毕，苏州人卢熊（1331—1380，字公武）被征入金陵续修《元史》，吴中友人作诗相送，其中“用夏变夷”一句，显示了当时部分士人对明初新政的期待，堪称全诗之“诗眼”。四库本却分别将其改篡为“一道同风遵礼乐”、“治定功成遵礼乐”，虽然格律严密，但却抹杀了原诗的本旨，湮没了反映明初士人心态的一则重要史料。四库馆臣每讥讽明人无学、妄改古书，至谓“明人刻书而书亡”，然而自己却凭借手中的文化权力和娴熟的文字技巧，对前代文献肆行歪曲隐没，将真实历史湮灭湮没于无形；其遗祸之烈，恐不在明人之下。
三、小结
本文上面所列举的这些史料，意在说明两点。第一，元末的红巾起义，并不像清修《明史》所描绘的纯粹是一场由宗教狂热引发的民众叛乱，其中还夹杂着复杂的族群因素。儒家传统的“华夷”观念，在元明之际的社会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使得元明政权更迭染上了鲜明的“夷夏”变革色彩。而“用夏变夷”、“恢复中华”等源于儒家“夷夏之辨”的理念与口号，乃是朱明开国最重要的政治合法性基础。第二，明史研究者早已普遍注意到清人对明季史事的曲讳，然而《明史》、《四库全书》等清代官书对明初史料的隐没改篡，却还没有引起充分的注意。这已经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明史研究的某些视野。为了论证政权的合法性、争取士大夫认同，明初开国在“用夏变夷”、“复古”等旗号下，进行了诸如重建服饰体系、整饬婚丧习俗、规范日常仪节等一系列旨在回归汉族传统的文化重建举措，深刻模塑了明代前期的社会文化形态，对中国近世文化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明初这些重要的文化事件，至今未能引起研究者的足够关注，这在很大程度上即应归因于《明史》等清代官修史书对这段历史的刻意隐没和淡化。
【注释】
[1]宫崎市定：《洪武から永楽へ——初期明朝政権の性格》，收入《宫崎市定全集》第13册，岩波书店1993年版，第54页。
[2]谢国桢：《史料学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5页。
[3]清代史书对明代建州女真史事多有隐讳，此点已为学界熟知；现代明清史研究的开山人孟森先生，最初爬梳明代史料的目的，便是为了寻找被隐匿的建州历史。然而清人对明初史事的隐没甚至改篡，笔者管见所及，除谢国桢先生外似尚未有其他学者论及。
[4]韩林儿和徐寿辉所建立的政权，都以“宋”为国号。关于徐寿辉政权的国号问题，参看杨讷：《徐寿辉、陈友谅等事迹发覆——〈刘尚宾文集〉读后》的相关考订，载《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第1期。
[5]《高丽史》卷39，收入《四库存目丛书》史部第160册，第29页。
[6]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7“旗联”条，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42页。
[7]《元史》卷42，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900页。
[8]对“复宋”口号的分析，参看王崇武：《明太祖与红巾》，原载《东方杂志》第43卷第13号，收入周保明选编：《东方杂志·学术编》第7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第4343页。
[9]王崇武：《明太祖与红巾》，第4344页。
[10]俞本《纪事录》，收入陈学霖：《史林漫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414页。俞本所记第一则联语中的“大宋天”，刘辰《国初事迹》作“大统天”（收入许大龄、王天有点校：《国朝典故》卷4，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页）可能是出于对元季史事的忌讳。
[11]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1引叶子奇《静斋文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8页。叶氏文集今已亡佚，只能从钱谦益的引文中见到片段内容。
[12]《布衣叶公兑传》，收入焦竑：《国朝献征录》卷116，《续修四库全书》第531册，第554—555页。以上议论在《明史》卷135《叶兑传》中都被删去。
[13]朱升：《贺制大成乐赋并序》，《朱枫林集》卷2，《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7册，第277页。
[14]朱升：《贺平浙江序并序》，《朱枫林集》卷2，《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7册，第276页。
[15]关于杨学可的简要生平及《明氏实录》一书的史料价值，参看丁国范：《杨学可及其〈明氏实录〉》，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7期；杨讷：《〈明氏实录〉解析》，收入氏著：《元史论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版，第451—460页。
[16]收入《四库存目丛书》史部第159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
[17]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35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18]刘夏：《刘尚宾文续集》卷3，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1326册，第137页。
[19]对于刘夏这一主张的分析，参看前引杨讷：《徐寿辉、陈友谅等事迹发覆——〈刘尚宾文集〉读后》第六节“解红白之仇”。
[20]刘夏：《上魏提举（戊戌五月拟作）》，《刘尚宾文续集》卷3，《续修四库全书》第1326册，第137—138页。此处的“提举”，当是元代职官“儒学提举”的省称。
[21]收入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正续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14、15—18页。
[22]以上分见《明太祖实录》卷37，第749—750页；卷39，第786、787页。这些诏谕的内容，《明史·外国传》都不曾提及。万明教授曾经对洪武朝的原始外交诏令做过仔细的爬梳整理，参看氏撰：《明初中外关系考论——以明太祖外交诏令的考察为中心》一文附录部分，收入万明：《明代中外关系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2—139页。
[23]《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嘉靖刊本《皇明文衡》卷1，第1页上—2页上。
[24]两者分见《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嘉靖刊本《皇明文衡》卷1，第15页上—16页下；卷3，第1页上—4页下。
[25]《丛书集成新编》第66册影印金华丛书本《胡仲子集》，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四库本，见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9册。
[26]《四库明人文集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这套《丛刊》收录的明人文集，大部分都有明刻本或四库本之外的清刻本存在，出版者编印本丛刊，似乎未曾考虑四库本明集的版本问题。
[27]胡翰：《正纪》，《四部丛刊初编》影嘉靖刊本《皇明文衡》卷9，第6页下—8页下。
[28]方孝孺：《后正统论》，《四部丛刊初编》影嘉靖刊本《逊志斋集》卷9，第7页下—13页下。
[29]《明太祖实录》卷30，中研院史语所校印本，第525页。
[30]汤斌：《潜庵先生拟明史稿》，收入《四库未收书辑刊》第6辑第5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369页。
[31]万斯同：《明史》，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324册，第52页。
[32]王鸿绪：《横云山人明史稿》卷2，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清敬慎堂刻本，第1页下。
[33]《明史》卷2，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0页。
[34]《明太祖实录》卷73，第1352—1354页。《明太祖实录》中收载的并不是诏令的全文（全文见傅凤翔：《皇明诏令》卷2），《明史》纂修时可能未必见到诏令原文，因此这里只以《实录》与《明史》作比较。
[35]《明史》卷2，第27页。
[36]《明太祖实录》中收载的并不是诏令的全文（全文见傅凤翔：《皇明诏令》卷2，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明史》纂修时可能未必见到诏令原文，因此这里只以《实录》与《明史》作比较。
[37]分见《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初刊本《清江贝先生文集》卷27，第1页上—下；四库本《清江文集》卷27，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8册，第472页。明初刊本中的“越二十年”，是指元末贝琼与友人谈这番话后的二十年；“百年之后”，系指“胡虏无百年之运”的意思。
[38]贝琼：《复古堂记》，《四部丛刊初编》影明初刻本《清江贝先生文集》卷27，第2页上。本段文字没有直接点出针对的是元代，四库本《清江文集》或因此疏忽，未加篡改。
[39]嘉靖刊本《王忠文公文集》卷24，《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8册，第433页；四库本《王忠文集》卷24，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6册，第512页。
[40]《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嘉靖刻本《逊志斋集》卷22，第26页上；四库本《逊志斋集》卷22，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5册，第634页。
[41]《明人文集丛刊》影印万历刊本《西隐文稿》卷3，第119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四库本《西隐集》卷3，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5册，第835页。
[42]钱谦益：《列朝诗集》甲集卷19，《续修四库全书》第1623册，第21页；郭翼：《林外野言》卷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6册，第708页；袁华：《耕学斋诗集》卷1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2册，第345页。按，此诗《列朝诗集》署名郭翼，四库本《耕学斋诗集》又将其收为袁华诗作。
[43]《西隐集》卷前提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5册，第8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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