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礼俗改革：新天下的化身

葛兆光教授曾经建议，思想文化史研究不仅要关注精英思想本身，而且要注意它们如何由一种高调的“创造性思想”，转变成现实社会中被民众普遍接受的“妥协性思想”，注意它们如何从一种精英文本上的抽象观念、转变为大众日用常行的生活规范；在这个视角之下，“宋—明”可以构成一个具有充分延续性的思想史研究段落。他认为明初开国所实行的政策，乃是“用严厉的法家手段，落实宋代知识精英的儒家理想”，并指出儒家精英思想在明代经历了制度化、常识化和风俗化的过程^[10]。笔者认为，这是一个极具洞见的观察。洪武礼俗改革，实质上是精英思想与政治权力相互配合，对民间日常生活进行儒家化改造；许多原本属于士人阶层的思想观念，借助国家对礼俗的强力清整被提升和落实为国家制度，经过各种途径的宣传和普及之后逐渐演变成民众的常识和风俗。

开国之初面临着巨大政治困境的明政权，不得不全力倚仗儒家意识形态建立自己的统治合法性，这为儒家思想从高悬的政治理念、落实为真正的治国原则，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洪武礼俗改革见证了许多抽象的儒家理念，向具体的有形制度的转变。例如，先秦礼经中记载的乡饮酒礼，汉唐时代虽然政府偶尔会下令举行，但基本上仍是纸上的蓝图；在洪武时期，它正式成为国家礼制的一部分，不仅有政府颁行的统一的仪节规范，而且还有专门的经费保障（参看第五章第二节）。又如，宋代理学家普遍认同的“气论”鬼神观，在当时并未被政府接受，也没有产生太多实际影响；然而明初却以此作为指导改革国家祭祀，不仅岳镇海渎等自然神灵被削去了人格化的封爵和塑像，到嘉靖时连孔庙祭祀也都废像立主（参看第四章第一节）。再者，民间盛行、但在严格的伦理主义者看来有“渎乱”嫌疑的中表婚，唐宋时代并不禁止；然而提倡“立法尚简”的明太祖，却冒着扰乱民众生活的风险在《大明律》增设专条申禁（参看第三章第一节）。先秦儒家的礼仪构想、宋代理学家的鬼神观念与伦理原则，原本都只是头脑中的观念，但在明初它们却被落实为国家的典制，变成了律令中的具体条文。而且在明代，这些儒家观念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制度与政令的层面，它们借由国家构建起来的细密的基层教化网络，积极向乡里民众的日常生活渗透。通过乡村学校的律令讲读，通过里老、木铎老人的巡行宣讲，通过乡饮酒礼和村社祭祀时的民众聚会，通过在申明旌善亭里的悬布张挂，它们逐渐成为人所共知的常识、人所共遵的风俗（参看第六章）。

明代对民间火葬习俗的禁止，大概是最能展示儒家观念如何制度化、常识化和风俗化的事例。火葬是主要汉族民众受佛教影响而兴起的一种丧葬风俗，唐代法律并不禁止。随着宋代儒学复兴运动的兴起，火葬被士大夫批评为违逆孝道的“夷法”，虽然在士大夫的吁请下两宋政府数次下诏禁止，但成效甚微。入元后火葬之炽盛，达到了后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宋濂称“自焚尸沉骨之俗成，虽缨弁之家亦靡然从之，鱼烂河决，不可救药”^[11]，从元代多种中外文献的记载来看，其说并不夸张。火葬之风的真正消歇，开始于明初。在洪武礼俗改革当中，火葬作为一种违背儒家孝道伦常的“胡俗”受到了严厉谴责，新修定的《大明律》更增设专条加以惩治，这意味着对丧葬习俗的规范已经上升到了制度的高度。在法律的支持和地方官员士绅的通力配合下，明代无论在宗族编修的家规族约、地方官员发布的施政文告还是士绅发起的乡约运动中，都出现了禁止火葬的内容（参看第三章第二节和第六章第二节相关部分）。和元代“父母之丧，例皆焚烧，以为当然”^[12]的情形相比，“火葬是为不孝”的观念逐渐变成了从士人到普通民众的共识，火葬之风渐趋消泯——清代入关的满族，在汉族影响下放弃原先的火葬习俗，便是最好的证明。火葬在明代汉族地区逐渐消亡的事例，具体地展示了一项宋代以来士大夫的口号，如何在明初上升为国家律令禁条，又在官员、士绅和宗族等各种社会力量的配合下，经由政府严控、里老督查、乡约宣讲和族规申禁等途径，最终转变为民众常识与习俗的生动历史。(www.xing528.com)

洪武礼俗改革，可以看作儒家精英思想在明代制度化、常识化和风俗化过程的开端。明初儒家思想的这种演变，是以由上而下（统治精英—地方士绅—普通民众）的方式进行的；其在明初的展开，依赖于两个特殊的政治条件：第一是国家对于儒家意识形态的迫切需求与依赖。洪武时期的情况前面已经进行了论述，明成祖以武力篡夺政权后下令编纂《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和《性理大全》，颁行《圣学心法》，实质上也是借儒学塑造统治的合法性^[13]（出于同样的目的，相当多洪武时期的政治文化政策，都在“恢复祖制”的名义下，在永乐朝得到重申^[14]）。第二是政治权力的空前强化。正如第六章显示的，明初国家权力的触角延伸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创造出一整套细密的教化与监控体系，这为儒家意识形态在权力保护下向民众日常生活渗透，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洪武时期可能算不上士大夫“得君行道”的时代^[15]，但却是历史上少有的儒家观念与君主遇合的时期^[16]；明朝人乐意将朱元璋称作“圣祖”、甚至将其与孔子并尊^[17]，也正是因为他所扮演的身兼君师的角色，与所实行的治教并重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