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基层教化体系的兴废与世风演变

申明亭和旌善亭，是明初依据儒家经典中的乡里教化思想而建立的。明太祖推行这一制度的直接目的，是为了申严为整顿社会秩序而发布的各项政令、淳化民间浇薄之风。按照史籍的记载，明初针对元季弊俗的整治，收到了显著的效果。洪武《苏州府志》称：

自版籍归于本朝，尊卑贵贱悉有定制，奢僭之习为之顿革……民皆畏法，遵守邜违，崇俭素，绝逸游，耕织日力，庠序日兴，虽闾阎村僻之所，莫不置句读师以训童稚。岁月既久，风俗安得不愈淳美乎！^[131]

永乐《吴兴续志》称：“皇朝更化，（浙俗）反浇为朴，由是家崇节俭之风，人习耕桑之业。风俗与化移易，岂不信然。”^[132]明代立国百年之后，弘治《吴江志》亦将当地的淳朴风俗，归因为明初的清整。

自宋运既终，胡元继统，而风俗为之大坏。我朝混一以来百有余年，礼乐兴而教化洽……本朝惩元之宽而矫之以法制、道之以德化，是以尊卑有伦、贵贱有等，人皆畏法遵守，耕织日力，庠序聿兴，而非前代所能及矣。^[133]

百姓畏法守礼、奢僭之习“顿革”、民风“反浇为朴”，反映了明初的各项政令，在民间得到了有效的落实。在传统社会中，限于通讯手段与组织能力，要想将国家的意志有效地传达到民间基层，绝非易事。明代前期遍布乡都的申明亭、旌善亭，在基层乡里社会中织就了一道广阔而细密的教化与控制网络，它们构成了社会的毛细组织，负责将官方的政令，传达到民间的每一个乡都。其所承担的奖劝与监督职能，对推行儒家伦理、维持乡里道德风化，具有重要意义，明初淳朴谨厚的世风，应该是与包括申明旌善亭在内的基层教化体系的正常运作分不开的。旌善亭、申明亭以下层民众为教化对象，以儒家基本伦理为宣传内容，其借助明初强大的政治力量在全国的普遍推行，是儒学（理学）思想在明代制度化的表现之一。它们是儒家道德观念由精英层面渗入民众日常生活、发挥实际社会影响力的具体途径，构成了儒家思想世俗化、常识化的基础^[134]。

随着国家权威的下降、地方官员的忽怠以及里老职能的变异，申明旌善亭制度在弘治之后基本瓦解。申明亭与旌善亭的废弛，是明初建立的基层教化体系崩溃的缩影。对于明初一整套周详的乡里教养之制在明中期的败落，嘉靖《固始县志》有很好的描述：

按国朝定制，乡有长副司捕御，里有甲首百户司赋税，长十户司督□□（按，此处有脱文，疑当作“徭役”），老一人司民情，书算一人司民籍。申明亭以访政，园有桑枣以蚕以衣，有乡厉坛以祀，有神〔社〕坛以祈报，有社学以教，有社仓以储。稽古定制，法异而义同，治化所由兴也。今则人有而政不举，名在而实亡矣。惜哉！^[135]

“讥察失严而奸宄作”、“贤否无别而风俗坏”^[136]，乡里教养制度的崩坏，带来了种种社会问题，其中即有社会风气的沦丧。众所周知，正德、嘉靖时期是明代世风大变革的时代，明初守礼畏法、俭朴淳厚的社会风尚，逐渐被违礼越分、奢僭浮靡的习气所取代^[137]。世风变化的背后，除了一般认为的商业经济对社会秩序的冲击^[138]，明代中期某些制度方面的变化，亦有以促成之。直接以基层民众为对象的乡里教化与监控体系的解体，无疑对世风的转移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德嘉靖以降，推行乡约成为各地“厚俗、息讼、弭盗”的一项重要举措^[139]。明人章潢（1527—1608）在《图书编》中，曾经指出明初乡里教化体制与乡约在功能上的一致^[140]；那么，包括申明旌善亭在内的乡里教化制度废坠所留下的制度上的空白，是否也构成了乡约运动兴起的直接背景？以上这些，都是值得继续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注释】

[1]《正固萧君墓志》跋，《萧氏世集·正固先生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99册，第679—680册。

[2]关于明代乡饮酒礼和社学的研究，参看邱仲麟：《敬老适所以贱老——明代乡饮酒礼的变迁及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载《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6本第1分（2005年3月），第1—79页；丁淑萍：《明代社学之研究》，台湾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2002年版。

[3]对于明代里社、乡厉祭祀的研究，参看和田博德：《里甲制と里社壇·鄉厲壇——明代の鄉村支配と祭祀》，收入《西と東と——前嶋信次先生追悼論文集》，汲古书院1985年；滨岛敦俊在《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一书中亦有讨论。

[4]徐忠明：《明清国家的法律宣传：路径与意图》（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年第1期）对明代法律的宣传手段有详细的论述，与本节主旨相近，可以参考。

[5]《陈言时事五十条》，《刘尚宾文续集》卷4，第153页。

[6]《明太祖实录》卷44，第873页。

[7]《周礼注疏》卷10，第706页。《周礼》本是先秦儒家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著作，但其在明初制度尤其是基层教化体系建设中，却发挥了不小的影响。明初包括普及法律知识在内的不少教化措施，都是受了《周礼》中相关制度的启发。

[8]参看前揭邱仲麟：《敬老适所以贱老——明代乡饮酒礼的变迁及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第6—7页。

[9]《牧民心鉴》卷上《宣化·立教条》，日本司法省调查部1943年排印本（司法资料别册第十六号），第46—48页。朱逢吉，浙江崇德县人，任宁津知县期间政绩卓著，“以德化民，有古循吏风”（光绪《宁津县志》卷6，《中国方志丛书》本，成文出版社1976年版，第62页上），死后入祀宁津名宦祠和崇德先贤祠。按，置立“记善籍”和“记过籍”是朱熹在《增损吕氏乡约》中的发明，朱逢吉“图每月人民所行善恶”于善俗堂的做法，可能是受到朱熹的启发。

[10]《牧民心鉴》卷上《宣化·明国制》，第50—51页。

[11]以上分见《明太祖实录》卷137，第2159页；卷214，第3158页；卷254.，第3665页。

[12]按照洪武八年的法令，民间每五十户应立一所社学，虽然在具体施行中未必能达到这样的密度，但从地方志的记载来看，明初社学的设置非常普遍，苏州府所辖七县“城市乡村共建七百三十七所”（正德《姑苏志》卷24，《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26册，第360页）。

[13]《明太祖实录》卷182，第2753页；卷214.，第3159页。

[14]陶宗仪：《南邨诗集》卷4，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1册，第633页。另外，常州老儒谢应芳有诗题为《昆山辛彬甫夏初以人才见上，奉旨还家教诸生读〈大诰〉，限以十二月五日师生赴御前试读，如期而往，受赏而归，兰甚以为喜，作是诗贺之》（《龟巢稿》卷8，《丛书集成续编》第110册，第498页），也反映了洪武时期讲读《大诰》的情形。

[15]《明太祖实录》卷253，第3652页。

[16]参看本文前章对乡饮酒礼的叙述。到明代中期，乡饮读法流为形式，所读的内容仅仅是《大诰》第五十八篇《乡饮酒礼》。

[17]隆庆《瑞昌县志》卷5《秩祀》，《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第12页下。

[18]儒家经典中的木铎教民制度，参看周庆许：《何谓“木铎之教”》，载《文史知识》2010年第3期。

[19]《教民榜文》，《皇明制书》卷9，《续修四库全书》第788册，第355页；又见《明太祖实录》卷255，第3677页。

[20]不少明代方志都有关于木铎老人的记述，如嘉靖《威县志》卷3，第21页上、嘉靖《夏邑县志》卷2，第4页下、嘉靖《六合县志》卷2，第19页下（以上均《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明代前期对木铎教民制度的重申，见《明太宗实录》卷12下，第215页、《明英宗实录》卷101，第2049页。据说浙江省浦江县直到民国时期，仍然可见“手摇金口木舌的木铎，走街串巷，边摇边唱”，“宣传三纲五常、安分守己等事项”的木铎老人，参看东阳消防邮网所载民俗短文《木铎老人》，http：／／www.dyxfyw.com／html／xfyh／3／200836128.html；清末民初浙江金华“常有老人手执四尺长的毛竹杖，杖上挂一块木牌，手摇木铎，巡行村落，劝人安分守己，奉公遵法”，参看沈勇、田边：《木铎：近代新闻传播的传统意向》，载《新闻记者》2010年第11期。

[21]《明太祖实录》卷28上，第431页。

[22]这与明太祖的文化程度无关。经过后来的学习，明太祖的写作水平并不亚于一般文人，这点毋庸置疑。

[23]《大诰武臣序》，《全明文》第1册，第730—731页。

[24]参看第二章第二节。

[25]《大诰》第七十四《颁行大诰》，《全明文》第1册，第621页。

[26]如现存明代判状《万历十年祁门县对谢世济等审议文书》即援例云：“议得谢世济、谢荣生、谢世芳所犯，俱合依不应得为而为之事理重者，律各杖捌拾，俱有《大诰》减等，各杖柒拾”。收入王钰欣、周绍泉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第3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83页。明人田艺蘅云：“今之断狱者，不知其原，凡案牍皆曰‘大诰减一等’，失其旨矣”（《留青日札》卷1“大诰减等”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94页）。嘉靖五年刊行的《大明律直引》在每则律条释义之后，都有相应的拟判，大多数判状末尾都有“（俱）有《大诰》减等”之语（该书收入杨一凡编：《中国律学文献》第3辑第1册），可证断案时援据“《大诰》减等”之条，的确是明代惯例。

[27]以笔者家乡山东省潍坊地区为例，安丘市盛大镇、慈埠镇、昌邑市双台乡、青乡镇、寿光市侯镇、五台乡、昌乐县昌乐镇等处都有申明亭村。

[28]小畑竜雄：《明代鄉村の教化と裁判：申明亭を中心として》，《東洋史研究》第11卷5—6号，第23—43页。本文考察了申明亭设置的背景，并结合明代的里老人制度，对申明亭在乡村仲裁与教化方面发挥的功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本文是笔者检索到的唯一一篇有关申明亭的专题论文。

[29]例如韩秀桃：《〈教民榜〉所见明初基层里老人理讼制度》，《法学研究》2000年第3期，第137—147页；中岛乐章：《明代乡村纷争与秩序》第四章《从诉讼文书看明代中期老人制和地方官审判》，郭万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在这些研究中，申明亭被当作里老人理讼制度的附属物，只侧重讨论其司法裁判功能。

[30]《尚书正义》卷19，第245页。

[31]天顺《东莞旧志》卷2，收入《深圳旧志三种》，海天出版社2006年版，第86页。

[32]嘉靖《兰阳县志》卷4，《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上海古籍书店影印1981年版，第17页下—18页下。按东汉乡里并无“三老堂”。本段引文本自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2《职役考·历代乡党版籍职役》，“东汉乡置三老堂教化”，《文献通考》原作“东汉乡置三老掌教化”（《万有文库》本，中华书局影印1986年版，第124页），“堂”当是“掌”字之误。

[33]明代之前以老人管理乡政的事例，见顾炎武：《日志录》“乡亭之职”条，《日志录集释》卷8，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70页；赵中男：《试论明代的老人制度》，《东北师大学报》1987年第3期。

[34]关于汉代的三老制度，参看严耕望：《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第六章《乡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35]关于宋元粉壁的研究，参看高柯立：《宋代粉壁考述——以官府诏令的传布为中心》，《文史》2004年第1辑，第126—135页；申万里：《元代的粉壁及其社会职能》，《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1期，第99—110页。元代设有“排门粉壁”书写户籍禁令，并在犯罪者家门涂置“红泥粉壁”彰其过恶。

[36]《明太祖实录》卷72，第1332—1333页。申明亭的设置时间，各地方志有不同的记载，某些地区申明亭的设置有早于洪武五年的，如上海县申明亭设于洪武二年（正德《松江府志》卷11，《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5册，上海书店影印1990年版，第559页），嘉兴县设于三年（崇祯《嘉兴县志》卷2，《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0页下），宁州设于四年（嘉靖《宁州志》卷7，《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43册，第354页）。《实录》应该可信性较强，本文从洪武五年之说。申明亭建筑规模很小，而且在城中一般建于县衙之侧，往往被视为县衙的附属建筑，方志中也常将申明亭与官衙放在一起作为“廨署”记述，因此有可能把修建衙署的日期与申明亭设置的时间混为一谈。小畑竜雄认为这种差别，可能是地方实验与全国推行的时间差异。

[37]旌善亭建造的时间，各地方志说法较为统一，嘉靖《宁州志》（卷7，第358页）、嘉靖《南康县志》（卷3，《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44册，第823页）、崇祯《嘉兴县志》（卷2，第20页下）都作洪武十六年，应该不误；此外，亦有作洪武八年（嘉靖《河间府志》卷4，《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1册，第5页下）者，当系误记；洪武十二年刊《苏州府志》（卷8，《中国方志丛书》本，第23页下）只记载申明亭，可证此前并无旌善亭之制。

[38]嘉靖《兰阳县志》卷4，《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第18页下—19页上。

[39]“二亭并列而异其高卑，盖旌别淑慝之意也”，崇祯《嘉兴县志》卷2，第20页下。

[40]嘉靖《东乡县志》上，《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第48页上—下；又见嘉靖《宁州志》卷7，第19页上。申明亭和旌善亭的形制，有与标准样式不同者，如仪封县二亭各有“正厅三间，门楼一座”（嘉靖《仪封县志》卷上《公署》，《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59册，第119、120页），未知始建时如此，还是后来重新修葺所致。

[41]日本学者三木聪曾经根据南直隶和福建的八种方志，研究了二十一个县的申明亭与都、图（里）的对应关系，认为在多数县份，申明亭的数目和县所辖都数一致或相近。见氏撰：《明代老人制の再檢討》，《海南史學》第30号，转引自中岛乐章：《明代乡村纷争与秩序》，第128页。笔者所阅各地方志亦是如此，多数县以都、少数县以乡（或社）为单位设置申明旌善二亭。又，明代各地县级以下基层组织的名称并不统一，“乡—都—图（里）”是南方较为常见的三级乡里组织。北方某些地区的“保”，相当于南方的“都”，同起源于北宋的保甲制；而“社”，则是沿用了元代的乡里区划（五十户一社）。关于“乡、都（保）、图（里）”的起源与演化，参看吴滔：《明清江南基层区划的传统与市镇变迁——以苏州地区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第51—71页。

[42]洪武《苏州府志》卷8，第23页下。

[43]弘治《将乐县志》卷4，《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37册，第217页。

[44]嘉靖《尉氏县志》卷2，《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第25页上。

[45]弘治《偃师县志》卷1，《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第19页上。

[46]弘治《徽州府志》卷5《公署》、卷1《厢隅乡都》，《中国史学丛书·明代方志选》第1册，学生书局1965年版。同一府中各县申明、旌善亭的设置为何有疏密之差，这点仍待研究。歙县情况较为特别，该县下辖37都，设申明亭40所，而旌善亭只有20所。不知明初始建时即如此，还是到弘治时旌善亭有所塌毁，以致数量不足。另外，在歙县，申明亭设在“坊都大户之旁”，而旌善亭位于“各都关隅去处”，两者似乎不是左右并列、建在同一地方。

[47]嘉靖《临朐县志》卷2，《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第37页下。

[48]方孝孺：《送祝彦芳致仕还家序》，徐光大点校：《逊志斋集》卷14，第459页。

[49]弘治《保定郡志》卷5，《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第13页下。

[50]嘉靖《广平府志》卷4，《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第15页上。

[51]宋代州县衙署前立有颁布诏令的宣诏亭和颁春亭，明初州县治所旁的申明亭，即有因二亭旧址而改建者，如嘉定县“申明亭以宋颁春亭改剏”（洪武《苏州府志》卷9，第15页上），浙江崇德县申明亭“即宋宣诏亭址”（光绪《石门县志》引正德《崇德县志》卷2，《中国方志丛书》本，第17页上）。亭址的重合，似乎也可以显示两者在职能上的某种承继关系。需要指出的是，明代申明亭无论职能还是建筑分布，都比宋代的宣诏亭、颁春亭广得多。

[52]韩秀桃：《〈教民榜〉所见明初基层里老人理讼制度》，《法学研究》2000年第3期，第137页。

[53]黄彰健《洪武永乐朝的峻令榜文》依据嘉靖《南京刑部志》收录洪武朝榜文五十榜，收入氏著：《明清史研究丛稿》，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

[54]嘉靖《山阴县志》卷1，《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续编》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下。

[55]王肯堂：《律例笺释》卷26；杨一凡主编：《中国律学文献》第2辑第5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4页。

[56]《明宪宗实录》卷264，第4472页。

[57]由于没有找到申明亭悬挂榜文的直接例证，黄彰健先生曾谨慎地说“申明亭舍似亦悬有法令”（《明清史研究丛稿》，第257页）。除以上各例之外，明人姚思仁在《大明律附例注解》中也提到“申明亭者，所以榜揭善恶、条列宪章，使民知所劝惩者”（卷26，第1页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69页）。现在可以肯定申明亭在明初有普法的职能。

[58]《明太祖实录》卷147，第2302—2303页。

[59]《诸司执掌》“都察院”条，《皇明制书》卷6，第12页上—下；《续修四库全书》第788册，第283页。

[60]怀效锋点校：《大明律》卷26《刑律·杂犯·拆毁申明亭》，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01页。此条系明律添设，前代法典无之。清代律学家薛允升（1820—1901）对明律增设诸条评价不高，惟对此颇为推许，以为得《周礼》象魏悬书、门闾布法之意。见薛允升：《唐明律合编》卷26，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694页。

[61]晚清曾任刑部尚书的薛允升感慨说：“此良法也，其如不行何！”薛允升：《读例存疑》卷44，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0年版，第1099页。

[62]《浙江按察使万国宣奏请广立申明亭刊刻教谕及将过犯列名示警事》（乾隆九年三月），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档案，编号03－1456－022。本资料承陈兆肆兄见示。按，乡里设置的申明亭到明代中期多已圮废，存者无几；城中所设者多在县衙两侧，作为公署的一部分，有得以保存至清末者。

[63]乾隆皇帝采纳了此项建议，“凡钦奉教民敕谕，该督抚率属员缮写刊刻，敬谨悬挂于申明亭，并将旧有一切条约，悉行刊刻木榜晓谕”，但在地方并未真正推行。见薛允升：《读例存疑》卷44，第1099页。

[64]《明太祖实录》卷147，第2302—2303页。

[65]《明太祖实录》卷172，第2632—2633页。

[66]一为旌表时任云南布政司左布政使的张，见《张庵先生集》卷1，第2页上—3页上，国家图书馆藏善本胶片；一为太平府人范祖，见弘治《太平府志》卷19，第102页上—103页上，国家图书馆藏善本胶片。(www.xing528.com)

[67]冯梦龙《寿宁待志》卷下，《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续编》本，第701页。

[68]同上书，第703页。

[69]《明太祖实录》卷232，第3396页。一般认为这是明代设立里老人制度的开始，但在洪武二十一年之前，还实行过负责“质正里中是非”的耆宿制度。因耆宿扰民，该项制度于洪武二十一年废除。耆宿在何处受理诉讼，史书无载。

[70]《教民榜文》第三则，《皇明制书》卷9，第3页下；《续修四库全书》第788册，第353页。

[71]《禁盗鸡犬约》、《禁盗田园果菜蔬约》，《万用正宗不求人》卷5，《中国日用类书集成》第10卷，汲古书院2003年版，第206、208页。

[72]嘉靖《隆庆志》卷2，《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第4页下。

[73]嘉靖《山阴县志》卷1，第4页下。

[74]《皇明条法事类纂》卷44，《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5册，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58页。

[75]叶盛：《水东日记》卷21，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09页。

[76]成化《杭州府志》卷24，第16页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75册，第362页。

[77]苏州吴县横溪镇的乡饮酒礼一直延续到明末，然而是在寺院中举办，不过当时申明亭“镇皆不存”。见徐鸣时：《横溪录》卷4，第1页上—下，《华东师范大学藏稀见方志丛刊》第6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第127—128页。

[78]弘治《温州府志》卷19，《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32册，第980页。

[79]《大诰续编》首则，张德信、毛佩琦主编：《洪武御制全书》，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794页。

[80]《教民榜文》第十七则，张卤：《皇明制书》卷9，第7页下；《续修四库全书》第788册，第355页。

[81]邓淮：《旌善亭谕俗文》，弘治《温州府志》卷20，第1160页。

[82]正德《姑苏志》卷21，《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12册，第224页。

[83]弘治《徽州府志》卷5，第6页上。

[84]嘉靖《威县志》卷7，《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2册，第864页。

[85]洪武时的情况不是这样。梁寅《沈节妇涂氏传》：“国朝定鼎之初，圣天子思雍熙之治必先厚风俗，诏郡县咸立旌善亭，表其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县乃以涂氏之节闻于朝。朝命既下，书之亭上，县之士民观者，咸咨嗟称美。”涂氏题名旌表，是经过朝廷审核同意的。《全元文》第49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73页。

[86]宣德六年，昆山儒生龚诩曾建议，对旌善亭书名旌表者“依例存恤，给复其家”，此处所谓的“例”即朝命旌表孝子节妇之例。见龚诩：《上巡抚周文襄公书》，《野古集》卷4，国家图书馆藏康熙刊本，第6页上。

[87]嘉靖《兰阳县志》卷4，第18页下—19页上。

[88]弘治《温州府志》卷20，第1159—1166页。本节引文未注出处者，均出自本文。

[89]永乐《乐清县志》卷4，《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第29页下—30页上；乐清县的乡都设置，见本书卷3。

[90]吕洪《永嘉县旌善亭题名记》，谢铎《永嘉县令祠堂记》，分见弘治《温州府志》卷19，第980、981页。

[91]《宪纲事类》主要对御史、按察使等风宪官的职守进行规范，于英宗正统四年（1439）颁行。其中的《巡历事例》，重申了《诸司执掌》关于御史巡视旌善申明亭的规定，见《皇明制书》卷15，第24页下—25页上；《续修四库全书》第788册，第564页。巡查各地旌善申明亭是各道御史之职责，所以上文所列旌表事例中，多有奉御史之命书名者。

[92]参看王宇：《佛教对宋朝火葬盛行的影响》，《五台山研究》2008年第2期，第25—30页。

[93]见苏伯衡：《故九灵先生戴公墓志铭》，《九灵山房集》后附。

[94]“（洪武三年六月辛巳）令民间立义冢。上谕礼部臣曰：……近世狃于胡俗，死者或以火焚之而投其骨于水。孝子慈孙，于心何忍；伤恩败俗，莫此为甚。其禁之。”《明太祖实录》卷53，第1052—1053页。

[95]怀效锋点校：《大明律》卷12，第96页。

[96]关于明清社会的溺婴问题，目前已有不少研究，常建华《明代溺婴问题初探》一文发掘出大量史料，是这方面的力作，见《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4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21—136页。

[97]《禁约嫁娶奢侈淹死女子例》，《皇明条法事类纂》卷13，第572页。

[98]根据《明宪宗实录》及《皇明条法事类纂》，“郑琛”当作“郑璟”。

[99]此项禁令又见《明宪宗实录》卷264，第4476—4477页。

[100]《明太祖实录》卷55，第1076页。

[101]《明宪宗实录》卷264，第4476—4477页。

[102]万历《温州府志》记载当时风俗云：“治丧用浮屠，近士大夫家有渐用《家礼》者”，已经不见火葬习俗的记载；而厚嫁、溺女之习依然，“嫁女盛妆奁，女生多不收”。以上分见万历《温州府志》卷2，第47页下、48页下。

[103]龚诩：《上周文襄公书》，《野古集》卷4，国家图书馆藏康熙刊本，第5页下。

[104]《明宣宗实录》卷86，第1990—1991页。

[105]俞汝楫：《礼部志稿》卷66，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8册，第122页。

[106]《皇明条法事类纂》卷44，第758页。

[107]弘治《徽州府志》卷5，第9页下。

[108]嘉靖《南康县志》卷3，《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44册，第822、823页。

[109]嘉靖《宁州志》卷7，第355页。

[110]嘉靖《武康县志》卷3，《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第14页上。

[111]嘉靖《尉氏县志》卷2，第25页上。

[112]嘉靖《临朐县志》卷2，第37页下—38页上。

[113]冯梦龙：《寿宁待志》卷下，第699页。

[114]崇祯《嘉兴县志》卷2，第20页下：“申明亭中有知县郭东去思碑一座”，查郭东于嘉靖三十九年离任，不知道去思碑是否嘉靖时就立在申明亭中。

[115]崇祯《乌程县志》卷1，第14页上：“旌善亭，在申明亭东……今改为五圣堂，非制也”。

[116]崇祯《砀山县志》前卷，第38页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12册，第396页。

[117]嘉靖《广平府志》卷4，第14页下—15页下。

[118]顾炎武论申明亭之废弛，《日知录集释》卷13“清议”条，第731页。

[119]谢锐：《申明亭记》，同治《醴陵县志》卷12，《中国方志丛书》本，第30页下。

[120]万历《嘉定县志》卷6，第9页下—10页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08册，第762—763页。

[121]里老人是明代前期基层教化体系中的核心人物，诸多乡里教化工作都由其承担。对于里老人制度，日本学者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较多研究，而国内学者关注者尚不多，研究亦不够深入。关于里老人的设置背景、职能与地位，参看栗林宣夫：《明代老人考》，《东洋史学论集》1954年第3号，第129—140页；细野浩二：《里老人と衆老人》，《史学雜誌》第78编第7号（1969年7月），第51—68页；赵中男：《试论明代的“老人”制度》，《东北师大学报》1987年第3期，第35—42页；余兴安《明代里老制度考述》，《社会科学辑刊》1988年第2期，第77—82页。本文着重论述明代中期里老人职能的变异。

[122]杜敩：《赠邓善友安仁湛堂引五言二十韵》，《拙庵集》卷7，第4页下，国家图书馆藏CBM胶片。成化刊本《包龙图陈州粜米记》是以明代老人制度为背景改编的（参看樊铧：《现实与想象之间：元明文学的包公与民间的法律知识——以“陈州粜米”为核心的研究》一文第三部分，载《北大史学》第13辑）。明代里老衣着，典章阙载；本图所反映的里老形象，正与杜敩之诗相印证。

[123]朱逢吉：《牧民心鉴》卷下《驭下·慎耆老》。朱逢吉特别告诫地方官员，不要让里老“与里甲同催科赋”，否则里老反成“害民之物”，“是岂国家设置之初意哉”，第116—118页。

[124]笔者所见里老人碑传有：《故顾惟安墓志铭》、《明故马克昭墓志铭》，《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6、139页；余学夔：《处士曾公宗纪墓志铭》，《北轩集》卷9，第11下—12上页，《四库未收书辑刊》伍辑第17册，第227页；《程新安传》，《休宁荪浯二溪程氏宗谱》卷3，第4页下，《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汇刊》第13册，第334页。《毕志文、毕广文、毕奇祥传》，《毕氏宗谱》卷十《隐德志》，上海图书馆藏清钞本。以上传主皆为洪武至弘治间老人。

[125]万历《明会典》卷20：“成化元年奏准：今后清理军匠外，其余一应事情粮差等项，止令该年里甲与同老人结勘催办，不许拘扰十年里甲”，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33页。这是笔者所见最早的要求里老催办粮差的官方规定。

[126]“里老”与“里长”、“甲首”不同，并不属于徭役（明代徭役分“正役”与“杂泛差役”，对这两类差役的界定，详见成化《杭州府志》卷22《徭役》小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75册，第325页）。但明代中期的方志，多将里老归入徭役（如嘉靖《福清县志续略》卷4《役法》；嘉靖《沈丘县志》〔不分卷〕《役法》；嘉靖《武宁县志》卷4《官政类·差役》，《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42册，第467页；嘉靖《罗田县志》卷2《食货志·徭役》，《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62册，第86页），且多是逐年佥选（文献中有“排年里老”之称），原本作为地方教化主持者的里老人，到明中期已职役化了。

[127]如督修庙宇：《重修城隍庙记》，嘉靖《仪封县志》卷下，第412页；兴建学校：《新建社学记》，嘉靖《商城县志》卷7，《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60册，第1068页；建造桥梁：《䩐勒桥记》，嘉靖《郾城县志》卷9，《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59册，第805页。

[128]以上事例可见：嘉靖《威县志》卷3，第721页；嘉靖《南宁府志》卷3，《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本，第25页上；嘉靖《沛县志》卷3，《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9册，第83页；嘉靖《尉氏县志》卷3《人物类·葛孟春》，第86页上。

[129]邵时敏：《率耆老祭城隍文》，嘉靖《天长县志》卷6，《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第10页上。

[130]嘉靖《威县志》卷3，第721页。

[131]洪武《苏州府志》卷16，第3页下。

[132]永乐《吴兴续志》，《永乐大典方志辑佚》第2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744页。

[133]弘治《吴江志》，《中国方志丛书》本，第217—218页。

[134]关于理学思想的“制度化”、“世俗化”与“常识化”，参看葛兆光教授：《“唐宋”抑或“宋明”——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视域变化的意义》，《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第18—32页。

[135]嘉靖《固始县志》卷2，《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第7页上—下。

[136]同上书，第7页下。

[137]关于明代社会风气的变化，已经有了相当多的研究。参看林丽月：《世变与秩序：明代社会风尚相关研究评述》，《明代研究通讯》第4期（2001年12月），第9—19页。

[138]卜正民：《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对这个问题有精彩的研究。

[139]关于明代乡约的研究，参看朱鸿林：《二十世纪的明清乡约研究》，载《历史人类学学刊》第2卷第1期（2004年4月），第175—196页；《明清乡约研究的若干反思》，载《明清研究：现状的探讨与方法的反思》，香港教育图书公司2006年版，第150—178页。

[140]章潢：《图书编》卷92《乡约总叙》，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71册，第783—784页。曹国庆曾对洪武乡政与乡约进行过简单比较，见氏撰：《明代乡约研究》，《文史》第46辑，第197—2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