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借助中央的强大威势，申明旌善亭制度在地方得到了较好的落实。然而根据现有材料来看，这项制度从宣德时开始慢慢松动，到正德、嘉靖时基层乡都设置的二亭大都圮废，旨在维护乡里风俗与秩序的申明旌善亭制度基本瓦解。
旌善亭的功能单一，而且旌表活动举行与否取决于地方官的态度，因此旌善亭往往虚有其名，无法发挥正常功能。早在宣德六年（1431），昆山老儒龚诩（1382—1469）即向奉命抚吴的名宦周忱（1381—1453）上书说旌善亭“名实不副”，“各处州县莫不有之，然诩亦尝造其地而阅之，不过空空一亭而已”，建议周忱转达朝廷进行整饬、并将旌善亭的运作情况纳入对官吏的考核[103]。宣德时距离明初申明旌善亭制度的建立已有半个世纪，经过五十年的风雨，各处亭舍多有损坏，运作也出现问题。宣德七年，陕西按察佥事林时言奏称：
洪武中天下邑里皆置申明旌善二亭，民有善恶则书此以示劝惩，凡户婚田土斗殴常事，里老于此剖决，彰善瘅恶，最是良法。今各处亭宇多废，民之善恶不书，无以惩劝；凡有争斗小事，不由里老辄赴上司，狱讼之繁，皆由于此。请兴举旧制，庶几民风可厚、狱讼可省。
申明亭、旌善亭的废弛，直接带来了狱讼繁兴、民风不淳的问题，宣宗于是下令“所司即申明之”[104]。不过宣宗的诏命似乎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六年之后又有官员上疏，要求修举旧政：
正统三年（1438），户部广西司主事张清言：洪武间设立申明旌善二亭，所以劝善惩恶也。近年有司视为文具，废弛不举，将何以示劝惩。广西乐平府知府唐复亦以为言。
礼部讨论的结果是，通令天下府州县修葺二亭、重立板榜书写善恶，“上命有司行之”[105]。正统四年颁行《宪纲事类》时，又重申洪武《诸司执掌》的规定，要求各道御史、按察使对本地申明旌善亭进行巡视。前引成化十年长州县民修复申明亭的上书，弘治之后纂修《皇明条法事类纂》时，将其编入律例[106]。
上述振举旧制的诏令，现在已经难以详细考察其实施的结果。从方志记载来看，各地原先设在乡间的申明亭、旌善亭，弘治之后已经基本坍塌圮废。弘治后期，婺源县各都申明亭仍在，但乡都设置的四十所旌善亭已经不存[107]。到嘉靖时，二亭毁废的情况更为普遍。江西南康县原设申明亭、旌善亭各二十四所，“惟县前一所存”[108]。江西宁州的六十处亭宇，除州治旁者见在外，“余五十九所散布各乡，亦俱久废”[109]。浙江武康县申明亭，“其在二都、三都、四都、六都、十四都者凡五处，俱废”。[110]河南尉氏县，“二亭见县治下者，出旧《志》，于今为然；正统写本（县志）载：‘申明亭每保一座，共十七座，旌善亭亦然’，则今无存矣。”[111]山东临朐县，明初县令薛诚、范文聪先后建立申明亭、旌善亭各一百零七所，后来日久毁废；弘治时县令史效部分修复，但到嘉靖时“又复废矣”。弘治年间修复的申明旌善亭都已不存，“况如旧志所载范、薛二令所建者乎？”作者极为感慨地说：“时事大略如此，亦岂独朐为然。”[112]从语气来看，洪武时期建立的乡里教化制度的废坠，已是各地的普遍现象。
城中的申明旌善亭大多建在州县治所之侧，为维持观瞻、保存国家典制，地方政府会不时修缮，因此大都得以保存。明代中后期偶尔举行的善恶旌别活动，多数都是在城中二亭进行的，并无法真正发挥二亭型范乡里、表率民众的作用。到晚明时代，连城中的申明亭与旌善亭也名存实亡。崇祯时冯梦龙在寿宁县所见，“查（旌善）亭匾，万历二十年之后绝未有人”，而“申明之典亦久旷矣。”[113]随着旌别淑慝职能的废坠，二亭的房舍也被挪作他用。原本书名示辱的申明亭，嘉兴县却在里面树起了歌功颂德的去思碑[114]；彰善劝俗的旌善亭，在乌程县被改建成了毫不相干的五圣堂[115]。而在晚明的商业大潮下，安徽砀山县治前街南的申明亭、街西的旌善亭，竟都变成了“起租公廛”[116]。
对于申明旌善亭制度的废坠，嘉靖《广平府志》的作者陈棐（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深有感叹。
天下事有若可轻而实重者，惟识治体者知之……《大明会典》载有申明旌善二亭（下论二亭之源流与职能，从略），此古人经制大备、天理烂熟之设施，而我太祖创制立法，布为规约、著之令甲，海内共承。今则废而不修，或有其舍而不备其具，或存其名而通无其所，此固有司责也。[117](www.xing528.com)
明太祖“创制立法、布为规约”的申明旌善亭制度在明代中叶废弛，与地方官员不识治体、“但以刑名为事，而于弼教新民之意若不相关”[118]，无疑有直接干系；但此外尚有其他原因。嘉靖时湖南醴陵人谢锐，曾将本地申明亭的废弃归因于两点。
我醴亭圮废近二十余年，凡以设亭之意不明于上，而居斯亭者亦不能以自申，尚安望其能治安而民裕也。[119]
地方官员的轻略忽怠，自然是首要原因；而“居斯亭者”也即里老人地位的下降与职责的变异，也是申明旌善亭废坠的重要因素。
平日坐亭理事，负责处理民间纠纷、呈报乡里善恶的里老人，是申明亭与旌善亭的实际主持者，其职能的变化，必然会影响申明旌善亭制度的正常运作。万历《嘉定县志》曾经对明代里老人职责的变化有简要的概括。
国初里编老人一人，得参议民间利害及政事得失，上谓之“方巾御史”；后乡都有婚姻田土之讼，辄用其平曲直；最后则供交际之事、督兴作之役及料理诸琐屑而已。[120]
明成化刊说唱词话《包龙图陈州粜米记》中的耆老形象
明代前期里老人负责宣讲法令、受理诉讼、敦劝风俗、陈言利害等，是乡里教化体系中的核心人物[121]。他们有着不同于一般老年人的特殊的衣着，“皂缘白长衫，金漆乌方巾”（参看上图）[122]，故明太祖谓之“方巾御史”，从中可见其地位之高。里老人原本由乡里推举年高有德者担任，“专令劝课农桑，教化风俗”[123]；而担任里老被视为一种荣耀，死后可以写入墓志[124]。大约从成化时开始，里老人正式由专司乡村教化、转为兼理赋税[125]，以致渐渐由此沦为“催办钱粮，勾摄公事”的乡里贱役[126]。在明代中后期的方志里，里老职能所见最多的是“督兴作之役”[127]，此外常见者尚有审编册籍、买办公物、统领接递夫，甚至守卫城池、防御贼寇。[128]嘉靖时天长知县邵时敏，谈到里老职责与地位的变化说：
我太祖设亭申谕，（里老）责任匪轻。近时概为常役，趋逐之不已而怒詈之，怒詈之不已而廷辱之，廷辱之不已而械系之。虽有奇人特士，祗不过为卯酉出入、簿书俛伏而已，何所建明于其间耶。[129]
此时的里老，职责猥杂、地位卑下，为年高者所不能为、有德者所不愿为。各地里老不仅任非其职、而且多选非其人，嘉靖时河北威县“（里老）旧为教民劝俗，如汉三老。近多无知少年，上之人亦惟以催办、勾摄责之，殊失建置本意”[130]。明代中期里老职能的变异，使得基层社会失去了司教化者，也使申明旌善亭制度失去了赖以运行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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