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申明亭“申明”二字的含义，明代方志各有不同的解释。一种认为申明是“申冤明枉”。弘治《保定郡志》云：“古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俾冤抑得申而无覆盆之叹也。我朝法古为治，于府州县前设申明亭，以中直老人主之，凡民有申冤抑者于此明之，故曰‘申明’。”[49]这种说法把申明亭与洪武末期建立的里老人理讼制度等同起来，反映出明代中期申明亭制度废坠之后，人们对申明亭功能认识的偏差。今天的很多研究，也往往把申明亭当作里老人理讼制度的附属，忽略了它的其他职能。嘉靖《广平府志》云：“申明者，申明太祖皇帝教民榜之条，导民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诸事，欲人常川遵守。”[50]以为申明亭是申明法令之地。从申明亭设置的初衷来看，此说为是。
悬挂榜文律令、谕民知法，是申明亭在明初的首要职能[51]。明太祖在位期间，为扫除前朝弊政、重整社会秩序，曾经颁行过大量榜文条令。榜文是针对某个具体问题而颁布的单行条令，在内容和对象上有极强的针对性，能快速而准确地反应在上者的意志，因而在明初广为应用[52]。除去洪武三十一年颁行的著名的《教民榜文》，今天能见到的洪武榜文仍有五十多榜[53]。能否让民众尽快知晓榜文禁令的内容，直接关系到法令落实的效果。遍布乡都的申明亭，自然成为悬挂榜文、普及律令的极佳场所。嘉靖《山阴县志》载申明亭“悬律令及诸榜文”[54]，明代律学家王肯堂（1549—1613）称申明亭中之板榜“即教民榜文之类，刻之木板永久悬挂”[55]。除去律令榜文之外，某些需要乡里周知的文告，也在申明亭悬挂。成化二十一年，国子监生虎臣奏请平均乡里徭役，即要求将各里上中下三种户别“明置板榜三面，悬诸申明亭谕众知悉”[56]。张挂榜文律令的规定，洪武之后渐成空文，申明亭的“悬法”功能逐渐废弛，各地志书也多不记载[57]。
明初对申明亭舍及所悬法令的保护极为重视。洪武十五年礼部下令“其有私毁亭舍，除所悬法令及涂抹姓名者……罪如律”[58]；洪武二十六年颁行的《诸司执掌》，规定各道监察御史出巡时，要督促府县及时修理亭舍、榜示善恶[59]；三十年颁行的《大明律》，增设专条保护申明亭：“凡拆毁申明亭房屋及毁板榜者，杖一百，流三千里”[60]，罪罚之重，仅下死刑一等。有趣的是，清代增删明律修定《大清律》时，仍然保留此条，以致后来学者读律至此每每大兴感慨[61]。到乾隆时还有官员上疏，请求恢复申明亭的悬法功能，“将五刑情状绘成图式，并摘录紧要律条切于民知者刊刻布告。”[62]这项建议虽得到乾隆皇帝批准，但在地方上并未真正推行[63]。
除悬挂律令外，申明亭的另一功能是榜示犯罪者姓名、罪状以警示乡里。具体哪些过犯要书名示惩，明初也有详细规定。申明亭制度初创时，各地执行过苛，以致“有司概以百姓杂犯小罪书之，使良善一时过误者为终身之累，虽欲改过自新，其路无由”，于是太祖下令详议书名罪状：
（洪武十五年八月）礼部议上：自今犯十恶、奸盗、伪诈、干名犯义、有伤风俗及犯赃至徒者，书于亭以示惩戒。其余杂犯公私过误、非干风化者，一切开除之，以开良民自新之路。[64]
有伤风化的过犯是申明亭惩戒之首，可见明初设亭的用意以及对风俗教化的关心。严绳官吏、澄清吏治是洪武朝政治的一大特色，除将贪赃枉法者置诸重典外，明太祖还将申明旌善亭的惩劝功能用于励廉惩贪，洪武十八年有令：
命礼部录有司官长善政著闻者，揭于其乡之旌善亭；刑部录内外诸司官之犯法罪状明著者，揭于申明亭，以示劝戒。[65]
当年张挂在各乡旌善亭中的“旌善榜”，今天仍能见到两种[66]；而遭申明亭书名申斥者，若非伤风败俗即是贪赃枉法，今天却很难找到例证。幸运的是，晚明文学家冯梦龙（1574—1646）撰写的《寿宁待志》，提供了两个案例。崇祯七年（1634），六十一岁的老贡生冯梦龙，来到闽北万山丛中的小县寿宁担任县令。他对地方教化颇为用心，在任期间曾发布文告禁止溺女，并对废弛已久的申明亭、旌善亭进行整饬：
申明亭：张谏九、吴至一、项汝登、柳廷诏、刘匡、李鼎、刘槐、韦登恺、魏生一、魏洪、魏明观、孙起、符丰。申明之典亦久旷矣。符丰者，余初莅任时所申也，仇视其族，遍讼各台，更名借籍，诬杀陷盗，如鬼如蜮，不可端倪。[67]
县民符丰因为仇视亲族、遍行诉讼而遭冯梦龙书名申戒，这无疑反映了当时人睦族、息讼的一般道德观念，也显示了申明亭在维持道德风化上的作用。除符丰外，冯梦龙在任时拿获的巨奸陈伯进，“今虽申究问徒，未蔽其辜，终当以丹书垂戒”[68]，也将被书名于亭。
申明亭是里老人受理诉讼的场所，这是申明亭最为人知的职能，但其出现相对较晚。洪武二十七年明太祖“命民间高年人理其乡之辞讼”[69]，三十一年颁布的《教民榜文》规定“凡老人里甲剖决民讼，许于各里申明亭议决。”[70]从此开始，处理纠纷诉讼成为申明亭最为实际的职能。明代民间禁约文书里，常常可见“送亭问理”、“擒拿赴亭从公审洽”之类字样[71]。这项规定也把申明亭和里老人紧紧联系起来。由于多是以都为单位设置，申明亭往往由各里老人轮流值日理事，隆庆州由“各隅屯老人轮流值日理讼”[72]，山阴县“例设耆老日值”[73]。申明亭的意义不仅仅是理讼的场地，它的存废，直接影响到里老人理讼制度能否正常运行。《皇明条法事类纂》收录了因申明亭塌毁致使老人理讼制度废弛的例子：
（成化十年八月）直隶苏州府长州县民籍葛复言一件：（前略）窃见本县六直甫地方，周围人民约有五十余家，人烟辐辏去处。原设申明亭一所，往来老人在亭理事管辖。后因塌毁、不行修理，民有词讼辄赴上官诈告。行提到官，多是不应小事，以致干连人众赴官，淹禁往复，妨废农业，深为不便。如蒙乞敕本部，转行本府县照旧修造前亭，仍选年高有德、众所推服老人轮流在亭，照依教民榜理事……实为民便。[74](www.xing528.com)
明朝规定，里老人可以直接向政府陈言利害，这位上书者可能就是当地里老一类人物。从本例可以看出，申明亭建筑的存在与否，直接关系到里老人理讼制度的运行。正德、嘉靖时乡里申明亭大多倾圮，照此推断，老人理讼制度可能也因之而废。而明中叶嚣讼之风兴起、官府讼案堆积，应该与申明亭的废弛有莫大关系。根据上文还可知道，虽然里老人坐亭理事，但亭舍的修缮维护工作却由州县官府负责，故此上书者请求中央“转行本府县照旧修造前亭”。地方政府重视与否，成为申明亭制度能否维持的关键因素。
除去以上三种职能，在某些地区申明亭还是民间举行乡饮酒礼的场所。明初江西余干县每逢正月望、十月朔乡饮之日“每都以大户率士民于申明亭上读律戒谕，饮酒致礼”[75]。成化《杭州府志》记载，杭州府的里社乡饮酒礼，也在各里申明亭举行：“各县坊隅乡都，亦于其日百家自为一会，轮年里长为主，量备酒殽，集里中众宾于申明亭。”[76]里社乡饮的地点，史书少有记载；在申明亭中举行乡饮，不知是否为明代前期的通例[77]。
与申明亭相比，旌善亭功能较为简单。《永嘉县旌善亭题名记》云：
（太祖）乃法古为治，以敉宁天下。深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善教莫若使民之自化。首诏有司，凡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具实以闻，特加旌表。且命内外府州县旁及里社，各立旌善亭一区，有善如前者，悉书其名于亭上。[78]
明初帝王对“孝、顺、节、义”等儒家基本道德极为重视，在民众中不遗余力地进行倡导。明太祖颁行的《大诰续编》，第一条即为“申明五常”，申言“不循教者，高年英豪壮者拿赴有司，如律治之”[79]；《教民榜文》也不惮烦絮，谆谆诲民以孝顺之道；而《明太祖实录》收录的对孝子烈妇的表彰，更是俯拾皆是。直到永乐、宣德朝，仍有《仁孝皇后劝善书》、《孝顺事实》、《五伦书》等敕纂教民书籍颁行。旌善亭是为鼓励民众践行儒家伦理道德，而建立起的激励措施之一。《教民榜文》规定，乡里若有节孝以及“但有一善可称者”，里老人都要据实开报，“一闻朝廷、一申上司”[80]，由政府审核后进行旌表。旌善亭中设置板榜“将各善人大书其名于上，细书其行实于下。仍空其左方，以俟采访未及、并感发为善者”[81]。孝子和节妇是旌善亭表彰的重点。苏州吴县“取本县旌表节妇姓名刻石，立旌善亭内”[82]；徽州府旌善亭除表彰本朝善民，还将“本郡唐宋以来旌表过孝子节妇姓名”刻石立于旌善亭旁[83]。此外，乐善好施、捐资纾解公私困乏的义民，也是重要的旌表对象，河北威县将输砖筑城的义民名单书于“尚义牌”，在旌善亭中张挂[84]。各地方志所见较有代表性的旌表案例见下表。
表二 方志所见明代旌善亭旌表事例
续 表
从上表来看，旌善亭题名不需要层层上报朝廷审核，由地方官员批准即可[85]。旌善亭旌表的是乡里善行，属于地方性表彰，规格不如朝命旌表高[86]，因此被收入方志《孝义传》、《列女传》的事例有限。但考虑到旌善亭在乡里分布之广、面向人群之众，其在倡导“孝顺节义”等道德观念上发挥的作用，绝对不能轻视。《兰阳县志》对旌善亭化民成俗的作用极为推许。
夫民心非有感激则不知劝，非因鼓舞则不知趋。是故显设于众，使人渐濡勉旃，积久而成俗化之美矣。伏睹我太祖高皇帝之意，吾邑有司又能奉若惟谨……宜乎允升大猷，而泰和之治比隆于成周也。[87]
作者直接将明初“比隆于成周”的“泰和之治”与旌善亭制度联系起来，可见其在明代前期推行教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申明亭与旌善亭，一个负面惩戒、一个正面奖劝，它们合在一起构成了儒家道德理想在民间发挥影响力的现实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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