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礼俗改革研究小结

通过考察服饰制度设计和乡饮酒礼推行的事例，不难发现从庙堂到乡野，明初有众多士人在礼俗改革当中扮演了推助者的角色。他们或者上书献策，或者亲身参与地方的礼仪活动，对明初政府推行的礼俗革新表现出相当的热情。本文第一章曾经提到，在轻视儒学、压制儒士的特殊政治文化背景下，元代士人的用世精神逐渐消退，隐逸避世成为元季士林的一时风尚。洪武时期包括礼俗革新在内的一系列儒家文治措施，重新唤醒了不少士大夫，尤其是下层士人（诸如开头提到的涂几、傅恕）曾经怀抱但又没有希望实现的政治梦想。阅读方孝孺、解缙等新朝士人留下的文字，不难感受到当时士大夫蓬勃泛滥的儒家理想。这与明初高度强化的君主与国家权力，看似矛盾，实则相互配合：儒家理论奠定了权力的合法性基础，而政治权力又为儒家理想的落实提供了现实保障。它们密切配合，共同塑造出一个刻板、严肃而又带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的明初社会。

元季士人叶士奇在给朱元璋部属的上书中，提出过“正天下之统者，必新天下之化”的施政策略，其中所蕴含的逻辑，即是用文化正统来塑造权力正统，以共同的族群文化认同来换取士大夫对汉族新政权的认同。而明初的礼俗改革，正是沿着这样的逻辑展开的，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在元季正统儒家士大夫眼中，起源于北方红巾军系统的朱元璋政权，原本和陈友谅、张士诚等地方枭雄一样，仅是乱世僭伪之一。然而从陈谟、王礼等人的例子中可以看到，通过对儒家文化的恢复与推行，士人对这个以武力起家的政权开始接受和认同；即便是最为决绝的元遗民，在这些以复古为旗帜的文化措施面前，立场也会发生软化，例如福建遗民吴海（？—1390）在给新修地方学校作《记》时，就破天荒地使用了新朝“洪武”年号，并称赞“国朝”能够申严古制^[144]。这些以儒家理念为内核的施政举措，为奠定朱明政权的合法基础、树立正统形象，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在后来的历史上，这个由出身卑微的草莽布衣创立的朝代，得以和宋朝一起（“宋明”）与“汉唐”并称，成为正统汉族王朝的代表。

【注释】

[1]陈遇，字中行，“博通经史，有邃于先天之学”，元末曾任温州路儒学教授。至正十六年朱元璋下金陵，以御史秦从龙之荐，亲自写信延请，“与语大悦，遂命筹谋帷幄，益见亲信”，从此成为朱元璋的亲密谋臣，死后特旨赐葬钟山。其详细传记见正统《江宁县志》卷9，《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24册，第790—791页；杨士奇：《陈静诚先生墓表》，收入程敏政：《皇明文衡》卷93，《四部丛刊》本，第1页上—3页上。

[2]据说攻克金华后，朱元璋就亲自在府门外树起写有“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明大宋天”的大黄旗，公开以反元复宋为号召。见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1，第25页。

[3]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1引叶子奇《静斋文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8页。叶氏文集已佚，今天只能从钱谦益的引文中见到片段内容。

[4]洪武十五年学校卧碑。不过，所有臣民当中，“惟生员不许”建言时事，这可能是因为害怕生员凭借特殊身份挟制乡里而做的预防措施。

[5]清代普通民众无权直接向中央建言，但明代不同。明初普通军民建言的事例甚多，例如洪武七年，杭州卫军士章宪就曾“诣阙建言盐法”；洪武十五年有军人在赴京上书途中遇害，明太祖特令“军士建言，许所司以其言用印实封，入递奏闻，其人不必赴京”（以上分见《实录》卷94，第1639页；卷150，第2371页）。至于民间耆老赴阙或者上书言事之例，《实录》中更有大量记载（相关研究可以参看前田迫明：《明太祖の情報收集と民眾統治に關する一考察》，《佐久間重男先生米壽紀念明代史論集》，汲古书院2002年版，第281—297页）。甚至被流放的罪人，也可以上书朝廷，直至洪武十一年，才“禁谪戍人不得上封事”（《实录》卷119，第1940页）。

[6]涂几：《涂子类稿》卷8《进时事策上皇帝书》，《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9册，第172页。涂几的十九篇时事策文集内未收，内容已不可知，仅有这篇《上皇帝书》保存下来。

[7]邹缉：《陈雅言先生墓表》，《皇明文衡》卷93，第8页下。

[8]方孝孺：《先府君行状》，《逊志斋集》卷21，第678页。

[9]以上分别参看《明太祖实录》卷32，第576页；卷59，第1158页；卷148，第2343页。洪武十五年，明太祖“敕谕各布政使司暨府州县，民间秀才三十以上、七十以下，无虑远近，悉征赴京，共论治道，以安生民”（谢肃：《送屠士弘应召序》，《密庵诗文稿》辛卷，《四部丛刊》本，第15页上），这是洪武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儒士征召，各地儒士赴京者竟达八千人之众（见陈拯：《慎翁先生行状》，《爱礼先生集》卷10附录，《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5册，第75页）。

[10]周是修：《正固萧先生行述》，《萧氏世集·正固先生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99册，第644页。萧氏所论十事，要点见本行状。

[11]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参看本文导言“史料说明”部分。

[12]《明太祖实录》卷30，第532页（洪武元年二月）；卷49，第973页（洪武三年二月）。

[13]王袆：《时斋先生俞公墓表》，《全元文》第55册，第618页。

[14]王行：《赠吕山人序》，《半轩集》卷5，国家图书馆藏弘治刊本胶片，第12页上。

[15]朱右：《深衣考序》，《全元文》第50册，第556页。

[16]《礼记正义》卷58《深衣》，阮校《十三经注疏》本，第1664页。

[17]见《家礼》卷1《通礼》，《朱子全书》第7册，第870—880页。

[18]朱彝尊：《经义考》卷150，中国书店2009年影印清初原刻本，第1036—1038页。

[19]朱右：《深衣刊误》，《全元文》第50册，第555页。

[20]朱右：《深衣考序》，《全元文》第50册，第556页。

[21]王袆：《时斋先生俞公墓表》，《全元文》第55册，第618页。

[22]方孝孺：《卢处士墓铭》，徐光大点校：《逊志斋集》第730页。

[23]宋濂：《汪先生墓铭》，《宋濂全集》第1526页。

[24]王行：《赠吕山人序》，《半轩集》卷5，国家图书馆藏弘治刊本胶片，第11页下。王行，字止仲，长洲人，元季隐居教授，入明后曾为苏州府儒学训导，后来在凉国公蓝玉家中任私人教师，洪武二十六年罹于蓝玉党案。吕志学，名敏，入明后曾任无锡儒学教谕，与吴中“北郭十友”以及僧道衍等人多有交往。二人传记分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第101、60页。

[25]王行：《赠吕山人序》，《半轩集》卷5，国家图书馆藏弘治刊本胶片，第11页下—12页下。本文后有小注云：“元皆胡制：辫发练髻，绿绮帽，腰线衣，龙凤文，搭护袖。惟为道士者，许深衣幅巾也”，此注四库本削去。

[26]刘宗弼：《题高丽贡使还卷》，收入刘仔肩辑：《雅颂正音》卷3，第9页上，上海图书馆藏洪武刊本。

[27]吴志淳：《春日遣怀》，《雅颂正音》卷2，第11页下—12页上。

[28]杨维桢：《舟次秦淮河》，钱谦益：《列朝诗集》甲集前编卷7上，《续修四库全书》第1622册，第377页。杨维桢作《老客妇词》以客居新朝的胜国嫠妇自比、拒绝明太祖出仕征召的故事，在史书中广为流传；但据今人考证，此诗系后人假托（见孙小力：《杨维桢年谱》，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06—309页）。杨氏对朱明政权其实并无恶感，参看黄仁生：《论杨维桢的政治态度》第三部分，载《中国文学研究》1999年第1期。

[29]还有一篇是宋濂的《章服议》，收入《宋濂全集》第2149页。本文反映的是明初礼官与诸儒商讨冕服制度时，在服饰纹样上发生的争论。

[30]杨胤：《尚宾馆副使刘公墓志铭》，《刘尚宾文集》后附，《续修四库全书》第1326册，第98—99页；同时参考杨讷：《徐寿辉、陈友谅等事迹发覆——〈刘尚宾文集〉读后》一文对刘夏生平的考订，载《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第2期。

[31]刘夏：《与杨参政书》，《刘尚宾文续集》卷3，第133页。

[32]徽州儒士朱升以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三策而名垂青史，其实和刘夏一样，朱升在徽州时也仅是一名塾师而已。在朱元璋谋臣集团内乃至开国之后通过察举选任的官吏里，这类出身社会基层的儒士为数极多（参看黄振萍：《明代塾师研究》第二章《元代及元明之际的塾师》，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和由掾吏出身或依靠家世从政的臣僚相比，他们身上大多带有鲜明的理想主义印记，固持儒家原则而不愿变通妥协，因为这是“寒士”在政治上借以立身的唯一资本。出身寒微的明太祖朱元璋，同样表现出这些特点。笔者认为明初那些带有浓厚儒家道德色彩的施政举措，与廷臣以及皇帝的出身背景，有相当大的关系。

[33]刘夏：《皇王大学通旨举要》，收入《刘尚宾文集》卷1。

[34]徐寿辉一系红巾军亦建号为“宋”，“复宋”是韩林儿、徐寿辉南北两支红巾军共享的旗号。以上内容参看杨讷：《徐寿辉、陈友谅等事迹发覆》第六部分“解红白之仇”；刘夏：《上魏提举书》，《刘尚宾文续集》卷3，第136—137页。

[35]刘夏：《释〈登西台恸哭记〉》跋，张丁：《白石山房稿》卷2，《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6册，第208页。

[36]刘夏：《戊戌五月拟上刘晋昭参议书》，《刘尚宾文续集》卷3，第136页。

[37]刘夏：《陈言事实五十条》，《刘尚宾文续集》卷4，第155页。

[38]杨学可：《明氏实录》，《四库存目丛书》史部159册，第9页。

[39]刘夏：《定冠服之制》，《刘尚宾文续集》卷4，第151—152页。

[40]《皇明条法事类纂》卷22《礼部类·申明僭用服饰器用并挨究制造人匠问罪例》引录永乐七年四月二十四日朱棣圣旨：“服饰器用，已有定制。如今又有不依着行的，恁说与礼部，着他将那榜上式样画出来，但是匠人每，给与他一个样子，着他看做。敢有违了式做的，拿来凌迟了。”《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4册，第960页。

[41]见《大明律》卷12《礼律·服舍违式》。一般器物违禁，除处罚事主之外，“工匠并笞五十”，若僭造龙凤纹，“工匠杖一百，连当房家小起发赴京，籍充局匠”。

[42]嘉靖《宁波府志》卷31，第19页上，《中国方志丛书》本；傅恕十二策的具体内容，今已无法详考。

[43]杨士奇：《前朝列大夫交趾布政司右参议解公墓碣铭》，《东里文集》卷17，第253页。

[44]解缙：《送朝夫弟及第南归吉水序》，《解学士文集》卷6，国家图书馆藏嘉靖刊本胶片，第30页下。

[45]《明史》卷147《解缙传》，第4119页。

[46]解缙称自己回乡在“洪武辛未五月”，其兄解纶还乡在其后四年，则洪武时期解缙在朝仅三年，解纶在朝七年。参看解缙：《鉴湖阡表》，《解学士文集》卷8，第40页上。

[47]参看杨讷：《元代白莲教研究》第十章《白莲教与天完红巾军》对元顺帝时期彭莹玉、周子旺袁州起事的讨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48]《明太祖实录》卷178，第2692页；卷182，第2747页；卷190，第2876页。

[49]解缙：《大庖西封事》，陈子龙辑：《明经世文编》卷11，第76页。

[50]朱元璋：《周颠仙人传》、《祭天眼尊者周颠仙人徐道人赤脚僧文》，《全明文》第1册，第810—814页。

[51]参看《明史》卷139《李仕鲁传》，第3988—3989页。

[52]解缙：《大庖西封事》，陈子龙辑：《明经世文编》卷11，第74页。

[53]《明太祖实录》卷209，第3110页；清理的详细内容，参看洪武二十四年颁《申明佛教榜册》，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2，《续修四库全书》第718册，第462—464页。

[54]关于洪武二十四年清理佛教的研究，参看卜正民撰、陈时龙译：《明代的国家与社会》第七章《明代国家与宗教·1380年后的佛教》，第215—217页。卜正民认为，洪武二十四年的宗教整肃，“超过了此前任何一次对佛教的打压，并且更为彻底地改变了中国佛教。直到20世纪以前，没有任何一次对佛教的打击能与之相提并论”。

[55]解缙：《先兄沧江先生行状》，《解学士文集》卷8，国家图书馆藏嘉靖刊本胶片，第34页下。

[56]《明太祖实录》卷175，第2663页。

[57]《明太祖实录》卷177，第2688页；卷178，第2691页。

[58]参看《大诰续编》“互知丁业”、“辨验丁引”、“验商引物”、“再明游食”诸条，《全明文》第1册，第624—626页。

[59]解缙：《太平十策》，《明经世文编》卷11，第79页。在本条之前，解缙还请求“禁天下胡琴、羌笛一应俗乐”，特别点出“胡琴”和“羌笛”，似乎有在音乐上摒除“胡乐”的想法。

[60]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14《开国规模》，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20页。

[61]方孝孺虽然师事文学巨擘宋濂，但他却明确表示，士人不应以文章辞赋为最高追求，治平天下的事功才是士人的第一选择。这和江南士人在元代入仕无门的环境下形成的“以文自立”的理想是极不相同的（参看徐兆安：《宋濂门人时期的方孝孺》“（方孝孺）与郑楷关于‘文士’的争论”一节，《汉学研究》第27卷第4期，第151—157页）。明初桂彦良说：“士未尝欲以文名世也，以文名世者，士之不幸也”，以“文士”立身，是不能得时行道的无奈选择（戴良《九灵山房集》后附桂彦良序，《四部丛刊》本），这种由重文艺到重事功的价值观念转变，在明初士人身上多有体现，这也是元明两代文学风貌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

[62]虽然方孝孺之父方克勤、其师宋濂先后死于空印案和胡惟庸案，但这并未影响到他对明廷与君主权威的认同，参看徐兆安：《宋濂门人时期的方孝孺》第四部分《宋、方师徒对洪武朝廷的态度》。

[63]对此的研究可以参看谭家齐：《明太祖对刑罚轻重的态度——太祖用刑态度的演变轨迹》，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01年新10期。不过，对本文的分析，笔者并不完全赞同。

[64]早在开国之初，刘夏就在《因不雨上书》和《为天旱火灾陈言》里，要求明太祖反省是否“思治之心过于急亟，责效之意伤于猛切”，是否“天下一切事功，不以渐而以顿，政令严猛，致伤和气”（《刘尚宾文续集》卷4，第149、151页）；刘基致仕后也曾建议“霜雪之后，必有阳春，今国威已立，宜少济以宽大”，洪武八年去世前再次建言“当今之务在修德省刑”（《明史》卷128，第3781页）；洪武九年叶伯巨上书呼吁慎刑（《明经世文编》卷8，第53—54页）；十八年练子宁殿试策批评明太祖诛戮无当，对于官员“小不如意则诛戮随之”，（《明经世文编》卷10，第69页）；二十五年国子生周敬心上书批评太祖“大戮官民，不分臧否”，“薄德而任刑”（《明史》卷139，第3999页）。为治刚猛、用刑严峻，几乎是时人，尤其是在朝士大夫公认的洪武朝政治的特点。建文时王叔英在《资治策》中指出“太祖皇帝除奸剔秽、抑强除梗，不啻若医之去疾，农之去草者也。夫急于去疾者，或伤其体肤，严于去草者，或损伤其禾稼”，要求建文帝行宽缓之政，“燮养血气”、“培养根苗”，消除前代重典造成的负面效应（《王静学先生文集》卷3，《嘉业堂丛书》本），第3页上。此类意见反映了当时人的共识，与“洪武”相对的“建文”年号，暗示了执政理念即将发生的变更。不过，要注意的是，建文时代的为政基调，实际上奠定于洪武之末。明太祖认为经过近三十年的重典整顿，此时已属“平世”，指出重典政策“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命令“以后嗣君统理天下止守《律》与《大诰》”，禁用法外非刑（《明太祖实录》卷239，第3477页）。

[65]《论语注疏》卷2《为政》，阮校《十三经注疏》本，第2461页。

[66]《大诰续编·罪除滥设第七十四》，《全明文》第1册，第668页。

[67]《明史》卷139，第3992页。

[68]本节以下引文未标明出处者，皆出自方孝孺：《正服》，徐光大点校：《逊志斋集》卷3，第92—93页。

[69]方孝孺：《治要》，《逊志斋集》卷3，第79页。

[70]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参看朱鸿林：《明太祖的孔子崇拜》，收入《中国近世儒学实质的思辨与习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朱鸿林：《明太祖的经史讲论情形》，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45期。

[71]《礼记正义》卷61《乡饮酒义》，阮校《十三经注疏》本，第1683页。(www.xing528.com)

[72]参看王美华：《乡饮酒礼与唐宋地方社会》，载《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第4期，第183页。

[73]参看《宋史》卷114《乡饮酒礼》，第2722页。

[74]关于元代乡饮酒礼在地方上的施行情况，参看申万里：《宋元乡饮酒礼考》第三部分，《史学月刊》2005年第2期。除了江西和浙江某些地区偶有举行外，元代乡饮酒礼基本不行于地方。在儒士与地方官员的共同努力下，元末浙东四明、绍兴等处，乡饮酒礼出现了复苏的迹象。当地举行的乡饮，吸引了程端礼、贡师泰、陈基等一大批名士，在士人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明初文臣当中有相当多的浙东儒士，乡饮酒礼在明代的复兴，不知道是否与他们有关。

[75]邱仲麟：《敬老适所以贱老——明代乡饮酒礼的变迁及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载《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6本第1分（2005年3月），第1—79页。

[76]《明太祖实录》卷73，第1342—1343页。

[77]王彝：《乡饮酒碑铭》，《王宗常集》卷1，国家图书馆藏弘治刊本胶片，第3页下—5页下。

[78]陈谟：《书刘氏西斋唱和卷》，《陈聘君海桑先生集》卷9，国家图书馆藏光绪重刻本，第4页。

[79]王时槐：《陈海桑谟传》称“洪武初征至京师，赐坐议礼”。陈氏所作《闰五月二十七日发金陵简同舟者》云：“半年尘土满征衣，怅望关河赋式微”，陈谟在金陵时间仅半年。又，洪武三十年中仅十二年、三十一年闰五月，洪武十二年陈谟年过七旬，已超过致仕年龄，不可能赴京；且诗中所咏为秋日景物（“潮来城阙鲈何在，火裂秋云雁不飞”），题中“闰五月”显然误。所作《戊申元日次韵》云“午夜朝回岁亦迁……蒋山风日应妍美，到日同参不二禅”，则洪武元年陈氏在金陵；洪武元年七月置闰，与前诗境及王时槐传皆合，陈氏入京考礼当在是年。

[80]《四库全书总目》卷169《海桑集提要》引陈谟之孙语，第1476页。

[81]杨士奇：《陈处士墓表》，《东里文集》卷16，第230页。

[82]林丽月教授对陈谟的仕隐观念及其在元明之际的出处考虑有专文研究，认为其在明代隐遁并不等于忠于元朝，而是根据自身“天性”和儒家“中庸之道”而做出的选择。参看《读〈海桑集〉——论元明之际陈谟的出处及其后世评价》，台湾大学历史系编：《世变、群体与个人——第一节全国历史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6年），第158页。

[83]以上皆见陈谟：《书章贡城陷本末》，《陈聘君海桑先生集》卷9，第17—20页。

[84]陈谟：《乙已正月，携家自永丰萧原郑大中氏复归平川，雪晴郊行，分韵得数字，因用述怀》，《陈聘君海桑先生集》卷1，国家图书馆藏光绪重刻本，第4页。

[85]杨士奇：《陈静诚先生墓表》，收入程敏政：《皇明文衡》卷93，《四部丛刊》本，第1页上。

[86]陈谟：《韶州府劝农文》，《陈征君海桑先生集》卷10，第8页。

[87]这方面可以参看前揭邱仲麟文的讨论，第6—9页。

[88]《大明集礼》卷29《乡饮酒礼》，《四库全书》第650册，第12页。

[89]明代无论州县还是里社乡饮，在读律前还有“司正扬觯”的环节：众宾升堂落座后，司正首先举酒扬言：“恭惟朝廷，率由旧章，敦崇礼教。举行乡饮，非为饮食。凡我长幼，各相劝勉，为臣尽忠，为子尽孝，长幼有序，兄友弟恭，内睦宗族，外和乡里，无或废坠，以忝所生。”（《大明集礼》卷29，第451页）这段训词意在表明，乡饮是朝廷遵从古典、用来劝勉民众的制度，非是一般的酒食之会，这无疑增加了仪式的官方色彩。

[90]《礼部志稿》卷24，《四库全书》第597册，第451、452页。

[91]陈谟：《乡饮酒读法诗序》，《陈聘君海桑先生集》卷5，第5—6页。

[92]同上。

[93]《四库全书总目》卷169《海桑集》提要，第1476页。

[94]张师绎撰谢应芳传，《龟巢稿》卷首，《丛书集成续编》第110册，第403页；张绅：《龟巢稿原序》，《全元文》第55册，第120页。

[95]谢应芳：《序》，洪武《常州府志》卷1，第1页上，上海图书馆藏嘉庆抄本（按，本书题名有误，据考证，上图所藏此本系永乐时为修新志而作的资料长编，非洪武旧志）。

[96]谢应芳：《乡饮酒诗并序》，《龟巢稿》卷5，《续编》第110册，第445—446页。

[97]例如《论吴人不当祀范蠡书》便是谢应芳给张士诚高级幕僚饶介的上书（卷11，第519页；又见卷首张师绎所作传）。

[98]谢应芳：《十月过吴门》，《龟巢稿》卷9，《续编》第110册，第505页。

[99]余诠：《序》，《龟巢稿》卷首，《丛书集成续编》第110册，第403页。

[100]谢应芳：《干周侍御作顾元公祠堂碑书》，《龟巢集》卷11，《丛书集成续编》第110册，第521页。

[101]谢应芳：《上王总管正风俗书》、《上周参政正风俗书》，《龟巢稿》卷11，《丛书集成续编》第110册，第521、522页。

[102]《四库全书总目》卷93《辨惑编》提要，第789页。

[103]参看上章第一节。

[104]谢应芳：《送盛本初教谕之全椒》，《龟巢稿》卷2，《丛书集成续编》第110册，第415页。

[105]谢应芳：《洪武庚申，天下秋粮钦蒙全免，今年壬戌秋粮夏税又皆免征，由圣恩宽大，亘古无比，故耕稼之民歌谣满野，而某则以区区所闻者，作诗以纪盛事》，《龟巢稿》卷6，《续编》110册，第467页。

[106]谢应芳：《回黔阳簿长孙书》，《龟巢稿》卷11，《续编》第110册，第533页。

[107]刘夏：《陈言时事五十条》，《刘尚宾文续集》卷4，第155页。

[108]参看叶盛；《水东日记》卷11“记王轸父家书事”，第115—117页。王升亦告诫其子“治民以仁慈为心，报国以忠勤为本，处己当以谦敬，学业更须勉力。暇日即以性理之书及群经留玩，自然所思无邪；更需熟读新律，自然守法不惑。饮酒当以康节先生为范，不可纵恣”。

[109]谢应芳：《读大诰作巷歌》，《龟巢稿》卷7，《续编》第110册，第480页。

[110]谢应芳：《赠陈栖云》，《龟巢稿》卷7，《续编》第110册，第480页

[111]《四库全书总目》卷168《可闲老人集》提要，第1463页。

[112]张昱：《自赋》，《可闲老人集》卷2，《四库全书》第1222册，第593页。“青门种瓜”典出《史记·萧相国世家》“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从召平以为名也”（卷53，第2017页），李白诗云：“青门种瓜人，昔日东陵侯。”

[113]张昱：《听律令乡饮回，赠刘复斋、马弘道》，《可闲老人集》卷4，《四库全书》第1222册，第610页。

[114]《四库全书总目》卷168《贞素斋集》提要，第1456页。

[115]舒：《郡庠乡饮酒赋唐仲实》，《贞素斋集》卷7，《四库全书》第1217册，第658页。

[116]王逢：《松府行乡饮礼，宗倅致书使枉召，不果赴，为寄一首》：“贤倅黄堂暇，书函迨布衣。义敦乡饮酒，礼过士招旗。浦暖鸥波滟，园春药草肥。行过子游室，就送长卿归”，《梧溪集》卷5，第290页。

[117]孔公恂：《元广东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照磨王公墓志铭》，《麟原集》后附，《四库全书》第1220册，第566页。

[118]王礼：《仙馆春集序》，《麟原前集》卷4，《四库全书》第1220册，第395页。

[119]孔公恂：《墓志》；王礼：《伯颜子中诗集序》，《麟原前集》卷4，《四库全书》第1220册，第394页。

[120]《四库全书总目》卷168《云阳集》提要，第1459页。

[121]王礼：《雩阳孙母辉和尔氏贞节序》，《麟原前集》卷5，《四库全书》第1220册，第399页。

[122]戴良：《唐节妇姜氏墓志铭》，《全元文》第53册，第537页。

[123]王礼：《长留天地间集序》、《沧海遗珠序》，《麟原后集》卷2、卷4，《四库全书》第1220册，第468、485页。此二书俱已佚失。

[124]《四库全书总目》卷168《麟原文集》提要，第1460页。

[125]李祁：《云阳集》卷3，《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6册，第200—201页。

[126]李祁：《序》，《麟原前集》卷首，《四库全书》第1220册，第361页。

[127]刘定之：《序》，《麟原前集》卷首，《四库全书》第1220册，第360—361页。

[128]按，与在元代相比，刘基入明后心态和文风的确有很大的变化，其中不乏对“失节”的歉然，钱穆先生对此有详细解析（参看钱穆：《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第二部分《读刘文成集》）。又，如何看待作为“贰臣”的刘基（元代没有科名、未曾出仕的宋濂，也常被无辜殃及），这是明朝人时常提到的一个话题。对于刘基弃元投明、从龙佐命之举，最好的辩护是“用夏变夷”。明人管志道的意见很有代表性：“当时（元代）士有失足夷廷而未受其厚豢者，出幽迁乔以应云龙风虎之会，此即胶鬲之弃纣归文也，庸何伤？若以论于蛮夷猾夏之世，则不可”（《从先维俗议》卷4“元臣事圣祖”条，《故宫珍本丛刊》第477册影印本，第256页。按，此页又有“中国之仕元”条，论许衡、吴澄之仕元，都涉及“夷夏”正统的问题，四库存目丛书影印天津图书馆藏万历刊本《从俗维先议》恰缺失此页，当是清代因犯忌讳而被人为割去）。万历皇帝不满魏征事仇，讲官引本朝刘基之例为解，沈德符认为应对不伦：“刘基辈用夏变夷，岂魏征处角逐时可拟！”（《万历野获编》卷2“贞观政要”条，第64页）。杨讷先生根据《明太祖实录》所载刘基之语，研究后认为，刘基当时也是用“夷夏”理论为归明辩护的（参看杨讷：《刘基事迹考证》，第132—133页）。

[129]《诗经·大雅·文王》：“殷士肤敏，祼将于京”，孔颖达疏引王肃注：“殷士自殷以其美德来归周助祭，行灌鬯之礼也”，即殷商士人臣服于周。

[130]刘定之：《序》，《麟原文集》卷首，《四库全书》第1220册，第361页。《四库全书总目》称王礼“明兴不仕，聘为考官，亦不就”，可能是为了塑造他们心中的道德完人而故意讳饰（第1460页）。

[131]《四库全书总目》卷168《花溪集》提要，第1461页。

[132]见王礼：《赠医士余以谦诗序》、《赠愚直隐者序》、《夏教授道存行状》，分见《麟原后集》卷2，第471页；卷4，第487页；《麟原前集》卷3，第381页。

[133]在唐宋社会里，学校是培养未来官员、也即“养士”的所在，与科举制度有密切的关系。元代长期不行科举，除了委身为吏，士人入仕的希望微乎其微，在这种背景下，地方学校变成了政府机构中的赘疣，是一种功能不明的奇特存在。

[134]傅若金：《送习文质赴辟富州吏序》，《全元文》第49册，第286页。

[135]王礼：《送萧韶会试诗序》，《麟原后集》卷3，第472页。

[136]王礼：《送陈仲述赴会试序》，《麟原后集》卷3，第475页。

[137]以上引文出自王礼：《教授夏道存行状》，《麟原前集》卷3，第381页。

[138]王礼：《萧两峰墓志铭》，《麟原后集》卷8，第528页。

[139]王礼：《郡庠乡饮酒诗序》，《麟原后集》卷2，第466页。

[140]王礼：《永新乡饮诗序》，《麟原后集》卷2，第467页。

[141]王礼：《闽山樵隐序》，《麟原后集》卷4，第490页。

[142]朱元璋：《敕问文学之士》：“昔之至智者，务志以崇身，专利济以名世，未见独善其身而为智贤者……安有怀大才、抱厚德，视君缺佐，目民受殃，恬然自处者？”《全明文》第1册，第139—140页。

[143]王礼：《耕读民序》，《麟原后集》卷2，第466页。

[144]吴海：《阜林乡学记》，《闻过斋集》卷4，《嘉业堂丛书》本，第13页上—下。不使用新朝年号，是元遗民用以显示自己政治立场的一种较为普遍的做法（参看第一章第一节），吴海元末写作的文章纪年用“至正”年号，除本篇外（洪武十三年作），入明后作品皆以干支纪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