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明初乡饮酒礼带有宣示新朝权威的意味，但在乡饮仪式上，还是不难发现以前朝遗老自居的前元士大夫的身影。庐陵人张昱（字光弼），元时仕至江浙行枢密院判官，张士诚据吴时屡招不就，明太祖将其征至京师，亦以年老放还，终老于西湖之畔[111]。其在国变后所作的诗里，有“谁信青门种瓜者，自梳白发向秋晴”之句，以绝意仕汉的秦东陵侯召平自况[112]。然而当杭州举行乡饮时，平日“府城无迹”的张昱竟也前往听读律令，在写给友人的诗中自谓“衢歌仰咏唐虞化，乡饮俱前老缙绅”，喜悦与感佩之情溢于言表[113]。绩溪人舒
（1304—1377）元末曾任儒学教官，“明兴，屡召不出，名所居曰‘贞素斋’，著自守之志也”[114]，不过徽州府行乡饮酒礼时，舒氏也列席其间，作诗赞叹“清朝复继古人风”、“齿序耆耄喜再逢”[115]。当然，并非所有遗老都对地方政府的乡饮招请没有抵触。明初松江府官员，曾经邀请那位日夜祈盼蒙古铁蹄杀回中原的著名遗民王逢（1319—1388）参加乡饮，王氏“不果赴”，不过从回赠的诗歌来看，接到与席之邀，他还是相当高兴的[116]。洪武时期推行的文化政策，对于改善自身形象、软化遗民立场起到了甚为显著的效果。本节即以元遗民王礼为例，进行具体的个案考察。
王礼（1314—1386）江西吉安人，本字“子尚”，世变之后易字“子让”，以示退隐无争之意。至正十年（1350），王礼以《诗经》经魁中江西乡试，出任安远县教官。至正十三年，江西红巾变起，王礼先后加入元将哈海赤和全普庵撒里的幕府，以军功升授兴国县主簿、广东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照磨。至正十八年，哈海赤、全普庵撒里先后战死，王礼一度收拾残兵意图再起，然而局势终不可为，于是弃兵潜归乡里。至正二十二年，赣南尽入朱元璋掌握，王礼不复出仕，以教授终老，有《麟原集》24卷行世[117]。
王礼退隐后矢志高卧，和著名元遗民伯颜子中、李祁等人交谊尤笃。明初拒绝征辟饮药而死的西域人伯颜子中（？—1379），和他有过患难之交。他们两人本是乡试同年，后来同入高昌人全普庵撒里的幕府[118]。全氏兵败后，王礼与伯颜子中“收余兵栖天封，意图恢复”，然而时局日非，又共同弃兵归隐[119]。自号“不二心老人”、隐居江西永新的李祁（？—1368），也和王礼有二十多年的交往。李祁诗集中有《和王子让》两首，其二云：
我逐郊原鹿豕踪，君如鹰隼逐秋风。近闻铁网连山海，不信人间有卧龙。
诗中前半部分描述两人在元末明初的隐逸遁世生活，而“近闻铁网连山海”一句，显然是指明代开国之后，大规模搜罗山林隐逸的征辟活动。“洪武中征召旧儒，祁独力拒不起”[120]，这首和诗很可以反映两人在王朝兴革之际共同的出处观念。王礼在诗文里也有类似的表达。元季雩阳节妇孙氏二十五岁青年守节，王礼在其殁后所作的墓志文里，借题感慨说：
兵兴以来，父子君臣之间，有愧于孙母者众矣。尚德君子，三复斯文，知斯人之特行，嘉其子之孝思，岂无慨然兴怀而咏叹之者？[121]
“女之于夫，犹士之于君，从一而终，其节乃申”[122]，在传统时代，女子不嫁二夫与士大夫不奉二主，被视作同类之事。元季乱世节烈迭出，士人们所作的烈妇传记每每借此阐发君臣大义，多有弦外之音、讽世之意，此文就是很好的一例。
为了让“来者知一代声教文物典故之概”，王礼曾将元人诗作两千三百余首结为《长留天地间集》刊行于世；后来又将陆续补辑的五百余首元诗另编一集，取名《沧海遗珠》[123]。王氏此举殚尽心血，保存文献显然并非唯一目的。清代四库馆臣认为王氏是仿效南宋遗民谢翱，“谢翱曾录宋遗民诗，为《天地间集》，此袭其名，盖阴自寓”[124]；而好友李祁在《长留天地间集序》中，间接指出了王礼编辑此书的用意：
余谓诗之所以能长留天地间者，以其有关人心世道之大，而非徒取其辞之美而已也。……方今四海横流，颓波日靡，士君子之出处进退，固有可为痛哭流涕而不忍言者。于是时也，而欲集其诗歌，以行于当时而传于后世，使之与天地相为悠久，吾不知子让之意将独取其辞之美而已乎，抑将因是以求知其人乎。[125]
王礼编订《长留天地间集》的更深用意，显然在于表彰忠烈，向世人昭示易代之际士大夫应有的“进退出处”之宜，阐发孤臣孽子的隐幽心曲。
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王礼给世人留下的都是元季孤臣的形象。李祁在给《麟原集》所作的序文里，称王氏为文“皆蔼然仁义之辞，而凛然忠愤之气”，其气节并不因颠沛转徙而“随俗异化”[126]。百年之后，同乡后辈刘定之（1409—1469）更对王礼在易代之际的进退出处盛赞不已。他专门将某权要人物入明后文风的变化，与王礼进行对比，发了一段著名的议论：
嗟乎！子让其奇怪气硉矹胸臆，犹若佐全普俺时，以未祼将周京故也。有与子让同出科目，佐舒穆噜（按，石抹宜孙）主帅定吴越，幕府唱和，其气亦有掣碧海、弋苍旻之奇。后攀附龙凤，自拟留文成，然有作嘻喑郁伊、扪舌骍颜，曩昔气澌泯无余矣。王半山（按，王安石）云：“高位纷纷谁得志，穷途往往始能文”。上句斯人之谓，下句子让之谓。论士者奚必以遇合与否较量抑扬哉！[127]
刘定之讽刺的这位要人，显然是明代开国功臣、爵封诚意伯的刘基。刘基元统元年（1333）中进士，元末曾入石抹宜孙幕府，以忠元自誓。刘定之认为刘基入明后文气萎靡，是因身仕二朝，胸中丧失底气[128]；而王礼“未祼将周京”[129]，鼎革之际不曾降节辱身，在道义上无所亏欠，所以底气浑厚、为文气势不减当年。不过，刘定之以及清代的四库馆臣，根据后世道德完人的标准，称“子让既隐，本朝治化聿兴，有来迎典场屋文衡、主乡饮宾席者，辄避匿不就”[130]，却非事实。王礼虽然是元朝遗民，但他对明初肇兴文治的种种措施深表赞同；刘氏提到的乡试衡文和宾席乡饮，王礼都曾亲身参与，且引以为荣。(www.xing528.com)
洪武三年八月，明廷下令各省同时举行乡试，这是明朝建立后的首次科举，由于开国之初所需人材众多，此后两年又连续举行乡试。按照稍后形成的明清惯例，乡试读卷者一般由进士出身的官员担任，他们是名副其实的“考官”。而洪武初期的情况与此不同，乡试读卷工作，各省大多聘请地方耆儒承担。例如上文提到江西老儒陈谟，就先后受聘主持赣、粤两省乡试。获聘衡文乡闱、校艺场屋，这是对儒者学行的一种高度肯定；大概出于年青时候的场屋梦想，许多入明不仕的元代遗老，对衡文这类工作并不拒绝。元代以乡举入仕的吴兴人沈梦麟，明初屡征不起，但却以布衣之身“应聘入浙、闽校文者三，为会试同考者再”[131]。而王礼至少参加过两次乡试读卷活动。洪武三年他应邀“校艺三山（福州）”，第二年秋天又与同乡老儒曾希鲁、夏霖“校文广东”。对这两段乡试衡文的经历，王礼在文章中屡屡提及，并不回避[132]；刘定之和四库馆臣故意对此视而不见，大概是因为觉得这些行为有损王礼的遗民形象。实际上作为元代在文化和政治上备受压抑的“南士”，王礼对明初大兴学校、广开科举的做法极其赞赏。元代奉行以吏治国的政策，学校与科举只是粉饰太平的点缀[133]。王礼的家乡江西行省（实际等于明代的江西、广东两省）“岁就试且数千人，而预贡礼部，南人才二十有二”，面对庞大的士人群体，如此稀少的乡试解额可谓杯水车薪；普通士人想要出仕，“其不由刀笔发身，则不能达”[134]。明初一反元制，大量通过学校科举选拔官员，南方士人深受鼓舞，即便绝意不仕的王礼亦不例外。洪武十七年，泰和后学萧韶乡举高中，准备入京会试，王礼在给他的赠序中追溯古今，“举三代养士取人之法、暨本朝复古之意以告之”，盛赞明代的选举制度。
学校、选举出于一，则真才用而世大治，此一道德同风俗之源，而今昔志士之所愿见也。予尝溯而求之，周兼三代之制，于斯为盛。……皇明之有天下也，讲求古人所以设教，使文武萃于一，而学校选举出于一，庶几三代遗风复见。[135]
同年，王礼在另一篇会试赠序中更称“选举出于学校，三代之隆典也，而圣朝行之，近古所无”[136]。王礼上面这些议论，显然是针对元代以吏为治、科举不兴的历史背景而发；通过“皇明”、“圣朝”等词语，不难读出作为儒士的王礼，对明初兴复唐宋传统选举制度的兴奋。
作为地方上颇具名望的前朝士大夫，王礼曾经多次参加乡饮。洪武八年春，吉安知府徐彦中遵诏在府城庐陵创行乡饮酒礼。洪武初颁行的乡饮仪注大概还较为简略，和魏观在苏州行乡饮一样，徐彦中召请了不少地方耆旧来拟定乡饮的具体仪节，而“乡饮议礼”的参与者中就有王礼。曾经和王礼一同“校艺五羊”的吉水老儒夏霖，亦身与其事。夏霖元时困顿场屋，陈友谅占居江西时“或讽君以进”，夏氏答称“吾虽不能有为于昔，岂不能有守于今耶”，卜筑于“忠襄、文节（按，宋人杨邦乂〔1085—1129〕为金军所执，不屈，剖心而死，谥忠襄；杨万里谥文节）二杨公之里”，以示志节。明初设科取士，“广东、江西以较艺聘者，无虚岁；省宪长贰之崇儒者，时因行人问安否。自是从逰日众，而世故又有不得而辞者矣。”在明初的征辟大潮中，夏霖无法拒绝地方官员的盛情，不得以出任郡学教授。王礼在行状中记叙夏氏参加乡饮议礼的经过：
时朝廷方尚乡饮之礼，君与博雅君子，考之经传所载，参之历代所行，酌古准今，不胶不陋，由是冠带济济，有严有泰，观者叹曰：郡庠非教授，太守独能行此旷典者乎？
王礼追述与夏霖共事的经历说“较艺五羊，忝同驰驱；乡饮议礼，忝同扬确”[137]，表明他自己也参加了议礼。从王礼所撰《郡庠乡饮酒诗序》来看，在吉安府举行的第一次乡饮酒礼上，他所担任的应该是宾、介之类的主要角色。洪武九年，出任永新县令的四明学者乌斯道（1314—1390？）在王礼家乡创行乡饮，王礼再次获邀出席。以年老为由屡辞征辟的永新耆儒萧崇勋，在这次乡饮上也和王礼一道被“延处宾席”[138]。
作为一名以科举发身的儒士，王礼对乡饮酒礼极其推重，认为其仪节当中寄寓了贵贤、贵长、贵贵等道德意义，蕴含了“齐家之道”与“事君之忠”；对于乡饮“成敬让之风，息斗暴之习”的示范作用，也有美好的期许。庐陵乡饮“四方扶老携幼来观者数千人”，王礼叹为从古未有；永新乡饮“揖让酬酢隆杀之辨，尊卑长幼贵贱之节，秩然有章”，王礼赞为复睹三代遗制。元末曾经亲自披坚执锐与红巾乱军舍死相搏的王礼，如今对同样依靠红巾起家的朱明朝廷，却不吝美辞：
燕饮行而礼义兴，其于化民成俗，岂小补哉？洪惟天朝，振亘古未有之福威，行近古未行之礼乐。[139]
圣朝治定功成，慨然思复古风。诏天下郡县，薄海内外，下之都鄙，悉行乡饮酒礼。庶几观感作兴，民化俗淳，德至渥也。[140]
不难看出，在明初这些“肇兴文治”的措施面前，王礼的态度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许多前代没有机会实现的儒家理想，在新朝似乎正在变成现实；现在的朱明王朝已经不再是元季那个以宗教迷信蛊惑民众、依靠武力攻城略地的反乱集团，而是一个致力于推行礼乐、“思复古风”的文治政府。出于儒家的道德理想与政治理念，他已经可以接受和认可新朝的统治；元末那种决然的遗民立场相比，已经发生了相当的软化。因此当年富力强的新安士人汪士章提出要和他一样做遗民时，他以“仕止在乎随时”为由委婉劝止：
士章年强德立，而时方求贤，正士君子行志达道之日也。恶可久宅阆山之胜，遂忘天下之穷民哉！若观鱼鸟、玩泉石以自娱，乃余衰迈无用于世者之宜，而非所望于士章焉。他日成名，归荣故里，而后寓隐于樵，未为晚也。[141]
兴学校、开科举、复古礼、征贤才，新朝的这些举措，让王礼觉得“士君子行志达道”的时代已经到来；士人不能为了独善其身而“遂忘天下之穷民”，这是明太祖对于当时士林隐逸风潮的驳难[142]，没想到会在王礼身上发生共鸣。不过，尽管对于新朝很有好感，但作为一名曾经委贽事人的前朝旧臣，王礼始终坚持他的遗民底线。在参加永新乡饮三年之后所作的《耕读民序》里，王礼表示自己“既鲁且耄，自度无益于世”，能够教导子孙“力充耕耘，诵诗读书”为盛世之良民，则心愿已足[143]。无论在任何时代，忠于故君、耻事二姓都是正统儒家士大夫不可动摇的顽固观念，王礼也始终没有迈过“不仕”这道遗民底线。除了这种温和的遗民立场，元季战乱年代曾经的敌对与仇怨，已经在时间里慢慢消融；用儒家意识形态与政治理念包裹起来的朱明王朝，成功地在这位故元遗老心中由乱世僭伪，变成了士人可以“行志达道”的一代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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