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泰和与江苏常州两位地方学者陈谟与谢应芳

所谓“布衣儒士”，是指元明两代未曾入仕的民间士人。按照传统政治观念，未食前朝俸禄的布衣平民，不必为胜国背负太多的道德义务，因此他们中多数没有因为忠元的道德责任，而对朱明政权带有与生俱来的强烈恶感。同时由于元代压制南人、抑制儒士的特殊背景，他们大多与现实政治保持距离，或者用左东岭教授的话说持一种“旁观者”的心态，对于元廷也没有太强烈的政治认同。元明之际江西泰和与江苏常州的两位地方学者陈谟与谢应芳，便可以归入这类“中间派”人物。

陈谟（1305—1388后）字一德，出生于江西泰和的文化世家。他年青时曾经立志举业，然而“屡不得志于文场”，于是“自诡小隐”^[78]，托身隐逸者流，以乡居教授为业。明代著名文臣杨士奇，便是他的学生兼外甥。元末江西战乱频仍，陈谟四处避难，后来曾短暂地在归附朱元璋的韶州地方政府中担任文字幕僚；明朝开国后，陈谟曾被征往金陵，与各地儒士一起讨论新朝礼制^[79]。不过陈谟参与制礼作乐的经历似乎并不愉快，“一时老师俗儒，曲学附会，先生之论动辄矛盾”，于是他拒绝了宋濂、王袆的国子学师之荐，“命驾还山，拂衣去国”^[80]，以乡居教授终生。陈谟晚年在江西地区颇有声望，“国初以硕德正学，望重大江之西”^[81]，洪武初年复行科举，受聘迭主江西、广东两省乡试，有识材之誉。

无论在胜国还是新朝，陈谟都隐居不仕，既算不上“遗民”，也不属于“贰臣”，他是那个时代典型的试图游离于政治之外的士人^[82]。元末无论是起事群雄还是元政府，都没给陈谟留下多少好感。陈谟的家乡江西，是徐寿辉、陈友谅与元代势力反复争夺之地。徐、陈是挑起社会大动荡的“首乱者”，陈谟鄙其军队为“伪兵”，称陈友谅为“伪朝总兵官陈平章”。然而打着朝廷旗号的官军其残暴程度竟有甚于叛军。陈谟笔下先后驻守赣州的两名元朝重将全普庵撒里和哈海赤，一个“尤号酷虐”、唯以敲剥民财为务，一个“任情好杀，率意破律”，以致“民不堪命，相与群起而攻逐之”^[83]。在荼毒民众上，“官”与“贼”实为一丘之貉，至正二十四年，陈谟避难平川时亲见官军杀掠郊民、残破乡里，作诗感慨说：

皆云县官好，所病在军旅。近时哨粮卒，出没甚虓虎。劫财野为青，杀人血漂橹（卤）。……官军多下流，执讯系长组。向来刘表鹰，化为张汤鼠。^[84]

元廷不但无力脱臣民于水火，反而让民众饱受池鱼之殃，在这样严酷的现实下，对于乱世中流荡失守、无可倚傍的士人来说，他们最盼望的是一个有能力结束战乱、重新恢复社会秩序的稳固政权。据说元季江宁儒士陈遇，每日清晨早起都要“焚香叩天”，祈求“早生仁圣，以活残创”^[85]。

可能正是因为对社会安定有着强烈的渴盼，入明后陈谟对当时奉行的以重典平乱世的治国策略，非但没有异议，而且成了这一政策在基层的宣传者。陈谟在为地方官员代笔的《韶州府劝农文》里，很早就向民众宣示了新朝的为政理念：

国家肇造基业，深惩近代覆亡之故，皆缘失于宽纵，故禁密而罚峻者，《周礼》“刑乱国用重典”是也。当之者靡灭，慎之者曲全，尔其敬哉！^[86]

对于明初经过改造后推行的乡饮酒礼，陈谟最为看重的也是其在基层社会宣扬律令、收摄人心的作用。无论按照礼经记载还是唐宋仪注，乡饮酒礼原本都没有读法的程序，明初为了树立新朝权威、诫谕民众勿罹刑宪，特意在其中增设了宣读法令的环节，这是明代乡饮和前代相比最大的特色^[87]。早在洪武三年编订的《大明集礼》中，议仪诸儒就按照明太祖的意思，在乡饮仪注中增加了读律的环节，将其置于仪式的末尾，位于宾主酬酢结束之后^[88]；而在洪武五年乡饮礼实际推行时，读法的环节又被提前到了宾主行酒之前（“凡饮，先读法，然后行酒”，引文见下），这样读法就变成了乡饮仪式中带有点题意义的核心程序。读法仪节的加入，使得乡饮酒礼的官方色彩变得极其浓重^[89]，原来仪式中处于缺席状态的君主与朝廷的权威，也因之立即显现出来。

洪武六年正月，泰和县令刘宗启带领地方贤士和属吏僚佐，在县学举行乡饮酒礼，时年六十九岁的陈谟，被推举为乡饮仪式上最为尊贵的正宾。在成礼后所作的《乡饮酒读法诗序》里，陈谟对国家推行乡饮读法之举作了极高的评价，以为是禁民于未犯之先的仁政。

国朝奄有方夏，既详定法书，名曰《大明律》、《（大明）令》，又命刑部取凡罹于法者，类编其书，名曰《申明诫谕》。尤虑中外远迩弗加警惧，轻犯宪条，申命文武百司，岁取春冬孟月，行乡饮酒而读法焉。……凡饮，皆先读法，然后行酒，所以使人人知畏而重犯法，人人知秩卑尊而隆齿德也。……徒轻而流重，流至于三千里极矣，又加焉，非绞即斩，而（民）率轻犯之。此国朝所深悯，而乡饮读法之制所以行也。呜呼，仁哉！

明初的乡饮仪注规定，读律令时，“有过之人俱赴正席立听”，如果有过者逃避赴会，“既系顽民，迁徙边缘住坐。”^[90]陈谟对乡饮读律所达到的警诫民众的效果，也甚为推许。

学徒二三，于于而前，正立张拱，奉法书而更读之。先《令》，次《律》，次《诫谕》，炳炳琅琅，观者如堵，听者动色。……名隶《申明》籍中，不惟其所亲所友悚闻诵言，面颈发赤，虽其怨家闻之，亦凛然增唏，恨服化之晚。诚足以增夫天理民彝之重，岂徒饮云乎哉！^[91]

陈谟作为地方耆老，屡次获邀参加乡饮。洪武八年孟冬，陈谟又一次担任乡饮酒礼正宾，他在随后写成的《乡饮酒诗序》里再次称赞乡饮读法之制用心之良苦，认为“有画一之令与断，有贤大夫之善用法”乃是生民之幸^[92]。在替同邑老人撰写的《乡饮酒颂》里，他更劝导民众遵守宪章，毋罹法网。

维此官刑，自彼虞夏。汉增唐密，靡隙靡罅。大明造邦，删定广施。隆之约之，与时宜之。凡我编氓，毋或罹罟。读法斯警，饮酒斯誉。显允郝侯，惠我以安。

陈谟每次在乡饮之后写作的诗文，都要对其中读法的环节大为渲染；而这个环节是新朝的权威与秩序的象征，陈氏对读法的强调，无疑认可新朝政治权威的一种表现。对于乡饮酒礼，最吸引他的似乎不是和乐融洽的气氛，也不是其中所蕴含的尊老兴悌之意，而是乡饮在普及律令、遏止犯罪方面的积极作用。此中原因无他，对于在元末大乱中有过十余年痛苦流亡经验的基层儒士来说，安定的社会秩序才是最可宝贵的，而法令即是秩序的象征。清代四库馆臣曾经批评他“吴元年（1367）元尚未亡，已为卫官作贺表，而集中颂明功德不一而足”^[93]，而促使陈谟突破传统忠君观念、对新朝产生认同的，正是朱明政权推行的包括乡饮酒礼在内的，用以敉平天下、赡养生民的各种政教措施。(www.xing528.com)

和陈谟一样以布衣参加郡县乡饮的，还有常州耆儒谢应芳。谢应芳（1296—1392），字子兰，元季筑室隐居白沙溪上，自号“龟巢”。他精通性理之学，至正年间曾被推举为三衢书院山长，但因兵乱未能赴任；滞留吴中时，“吴人争致馆谷，尊为弟子师”^[94]。入明后谢应芳还居常州，洪武十年应郡守张度之请，率领当地耆宿编纂了明代第一部《常州府志》^[95]。

洪武六年正月，常州知府孙用在新建成的郡学举行乡饮酒礼，担任僎、介的“耆客凡二十七人，执事者倍之”，席间“仪物品饰不约不侈”，“等降揖让、盥洗酢献，靡不如矩”。时年七十七岁的谢应芳，亦得以布衣之身参与其中，自谓有“不胜其喜者”，为此专作《乡饮酒诗》“以记盛集”。

一统乾坤大，群生雨露新。君王能建极，风俗易还淳。乡饮稽苍箓，天书降紫宸。诸侯遵令典，嘉燕展芳辰。黉舍簪缨集，珍羞爼豆陈。主宾仪秩秩，僎介色津津。椒颂三阳日，芹香泮水春。工歌声律古，扬觯献酬频。圣泽沾群品，仁风播八垠。赐酺无足比，置宴讵能伦。老我沟中断（？），诸公席上珍。叨陪聆读法，喜获坐连茵。引领瞻西日，倾心拱北辰。知恩无以报，三祝效封人。^[96]

可以看出，谢应芳对于明廷兴复乡饮古礼，有发自内心的欢喜，而致力于改善民间礼俗的明太祖，更成为他感恩的对象。在元末群雄割据的年代，谢应芳长期生活在张士诚统治之下的吴地、而非朱元璋占领的故乡常州，他的文集里还有不少写给张士诚僚佐的书信^[97]，从某种意义上说，谢氏也曾经是“敌国之民”；朱元璋的部队攻克苏州后，谢应芳更在诗里留下了“无数云梯尽未收，骷髅如雪拥苏州”这样伤心惨目的句子^[98]。然而不过短短五六年的时间，曾经的怨怼与创伤就已被抚平。昔日势如水火的敌国首领，转眼间变成了广播仁风的新朝圣君；昨天尚在相互拼死力战，今天却已在欢呼明廷江山一统。这种态度的转变并非无由，明廷实行的文化政策，为改变谢应芳这类“耆儒”对武力起家的朱明集团的印象，发挥了相当的作用。

虽然谢应芳一生“肥遁以终身”^[99]，但出于儒士的治世理想，他对社会风俗甚为关切。谢氏自谓“惟好古之念根于其心，老而弥笃”^[100]，明初以儒家意识形态为指引进行的礼俗改革，深契谢氏之心，在他这里收到了积极的响应。作为道学先生，谢应芳对江浙地区迷信释道巫觋的风气极其反感，甚至到了“扼腕切齿”的程度。他在元代曾多次以布衣的身份上书地方官员，强烈要求禁绝异端以正风俗^[101]；为此还专门援经据史，撰写了一部影响不小的《辨惑编》^[102]。洪武初明廷下诏清理地方祭祀，谢应芳见之大喜，赞为“圣朝更化之盛举”，并立即给地方官员写信，请求将乡贤顾荣列入祀典；顾荣祠被各种民间神灵土偶占据，他又援据明初废止塑像的“维新之命”，要求地方官员进行清理^[103]。毕生以教书为业的谢应芳，对明廷推行的振兴文教、淳化世风的举措更深感鼓舞。明初广兴学校，谢氏称颂“圣代只今兴礼乐，人家是处有弦歌”^[104]；明太祖革新释奠礼仪，谢氏誉之为“雅音谐律吕，名教浃华夷”^[105]。对于新朝倡导的士风，谢应芳也无抵触，他曾在信中告诫担任黔阳县主簿的孙子说：

汝暇则细玩律令，参考经训，日夜究心，决不可作诗文，有妨公务。最要紧者，正己以待吏，勿致欺罔。循礼以待同僚，毋党毋偏。诸事勤谨，庶不负朝廷付托之意。平昔家训更不缕述，惟吾孙念之。^[106]

前一章已经提到，洪武时期标榜的人材观念是“尚实”，赋诗饮酒、学书论画等元代文人放浪不羁的生活方式，被认为是“蛊坏天下人材”之举^[107]。“以文传名”是元代士人的普遍观念，即便是接近道学一派的谢应芳，也留下了洋洋十七卷的诗文；但他在这里却郑重告诫孙子只可玩律令、读经书，“决不可作诗文，有妨公务”，这无疑是在主动向明廷倡导的士风与人材观念看齐。谢应芳这封“诫孙书”，可以和嘉兴布衣王升的“诫子书”^[108]并读，都反映了洪武时期特有的严肃氛围，也体现了基层老儒对于新朝的态度。

除去明初推行的文化礼俗改革措施，国家强力控制下社会秩序的迅速稳定，也是促成谢应芳认同新朝的重要原因。有意思的是，和陈谟一样伏居乡野的谢应芳，对洪武时期的峻令重法亦不反感。在后人看来，《大诰》是明初皇权专制和峻法驭世的典型象征，历来颇被恶名；然而《大诰》颁行时已经年过九旬的谢应芳，却多次在诗文里盛赞《大诰》对乡里秩序的保护，其所作《读〈大诰〉作巷歌》二首云：

天语谆谆祸福灵，风飞雷厉鬼神听。挂书牛角田头读，且喜农夫也识丁。

一天风雨洗尘昏，日月恩光及覆盆。鸡犬不惊田舍乐，叫嚣人不到乡村。^[109]

他将《大诰》比作洗去一天尘昏的疾风骤雨，对重典驭吏措施带来的宁谧乡村生活，深为满足。谢应芳在写给当时一位粮长的诗中，更谓：

编氓租斛足万计，鸡犬不惊安老亲。短檠灯火读《大诰》，喜色夜夜灯花新。……东邻西舍静如水，夜无催科人打门。安居乐土有如此，何异武陵人说桃花源。^[110]

把重典严控下乡间的安居生活比作桃花源，这种满足感应该是发自内心的，不像是故作颂圣的门面语。谢应芳、陈谟这类民间老儒对明初重典的评价，和同时代的青年官员练子宁、方孝孺等人截然两样。个中原因，一方面因为这些耆老经历过元末离乱，对前朝弊政有过切肤之痛；另外更为重要的一层，是身份的差异。明初峻法绳治的主要对象是官吏，谢应芳这类乡野布衣感觉不到太多的压力；相反，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直接感受到的，是重典之下乡村秩序的恢复。社会秩序的稳定，为这些饱经离乱之苦的乡野儒士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而明初的文化礼俗改革，又契合了他们心中埋藏已久的儒家理想。这两者合在一起逐渐消泯了朱明政权叛乱者的形象，构成了民间士人认同新政权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