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礼俗改革：方孝孺的服饰理论

和解缙相比，方孝孺（1357—1402）是更为典型的洪武士人。方孝孺身上烙下了更为深刻的时代印痕，表现出许多截然不同于元季主流士人的特点，比如对政治事功（而非文章声名）的强烈向往^[61]，对儒家理想与道德原则的固持，对国家与君主权威的高度认同^[62]等，这和努力疏离政治的元季士人相比，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反差。方孝孺年轻时就立志从政，因此对政治有特别的关注，写下了不少政论类杂著。他撰写《正服》一文，不仅在于阐发衣冠服饰在治理国家、导引民众中所能起到的作用，更是对明初尚刑尚猛的治国策略的一种反思。

明初开国承继了元代的种种弊政，《周礼》“刑乱国用重典”的主张被明太祖奉为治国圭臬，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虽然在洪武时期的三十多年里，明太祖对于用刑的态度，前后可能会有所变化^[63]，但在洪武三十年下令革去历年颁布的各种榜文峻令之前，“重典治国”始终是洪武政治的基调，这从洪武三十年中臣僚屡屡建议为政宽缓的事例中，可以得到印证^[64]。对严于诛罚而疏于奖劝的治国方式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孔夫子早有先见，所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65]。虽然崇尚峻法，明太祖对诛罚效果的有限性并非没有认识，他在《大诰续编》里感叹：

朕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尸未移而人为继踵，治愈重而犯愈多，宵昼不遑宁处，无可奈何。设若放宽，此等之徒愈加昌炽，在野之民，岂得而安生。呜呼，艰哉！刑此等之徒，人以为君暴；宽此等之徒，法坏而纲弛，人以为君昏，具在方册，掌中可见。其为君者，不亦艰哉！^[66]

儒士们很早就指出，单纯依靠刑戮并不能弭乱。洪武九年叶伯巨在上书中就提出，刑戮虽重而“犯者相踵”的原因，“良由激劝不明，善恶无别，议贤议能之法既废，人不自励，而为善者怠也。”^[67]他们提出的应对之道，是建立引导民众向善的激劝机制；而方孝孺的《正服》，主旨也正在于此。

洪武九年，方孝孺的父亲廉吏方克勤（1326—1376）在空印案中罹难，五年后其师宋濂（1310—1381）又受胡惟庸案株连，病殁于遣戍途中。对于明初“重典”所造成的悲剧，方孝孺无疑有着切肤之痛。因此即便对于“顽民”，他也认为不能专任刑罚，“顽悖之民，刑其体肤，创愈则痛平；书其罪恶，岁久则书亡”^[68]；如果不去启发向善之愿，民众丧失羞耻心后，“虽迫之以刑诛而不足”。单靠严刑峻法，无法达到治平天下的效果；方孝孺认为真正善于治理天下者，应当“常迎斯民好慕愧耻之端而导之”。按照儒家理论，人人皆有天赋的羞恶之心，为政者应该“因其天而导其性”，将这种普遍人性作为诱民为善的切入点。衣冠能作为教化的工具，正因为好美恶恶是人心之所同。他举例说，“贫贱家之竖子，被以华衣美服，则欣然喜；已不得有，而见富贵家子之胜已，则赧然愧矣。”利用这种普遍心理，将冠服的美恶与服者品行的高下联系起来，会起到“劝甚于爵赏、惩甚于鞭朴”的良好化俗效果。方孝孺还从历史中寻找依据，他根据《礼记》中的几条文字，推断成周时的教民之法正是“寓惩劝之意于衣冠之饰”。然而西周那套完备的衣冠制度已经难知其详，方孝孺在《正服》中提出了自己的一套构想。

凡士农工贾技艺百家之流，于其冠服各为表识，而以其人，不以其族。有德之君子、化行于乡党，及众所摈弃、作过被罪之人，或异其制，以为惩劝，亦不以其族，而以其人。非士族而有士行者，进于士族尊之。而为不善者，服以其服。而居民上者，又接士君子以礼，待庶民众流以法，微示意向，以耸动之。民见有德者之被服美，而邪慝者之可耻也，必勉于自修；见为士者之尊而执艺者之卑，必慎于择术。天下皆慕而欲为士君子，斯民孰与为不善，而祸乱何自而作哉！(www.xing528.com)

方孝孺的另一篇政论《治要》，也有类似的表述：

良淑之民，皆冠缁布冠。德为民所尊者，加识别之；行为人所卑者，使不与恒民齐……吏以廉洁称者，归则服其服；不能以义退者，异其服以愧之……推是类也，等其田里，别其庐室，使民无贵贱，以德之高下为贵贱；仕无崇卑，以政之广狭为崇卑。有罪者，始则异其衣冠，次则殊其里居。如是而不悛，则诚不可与为善矣，然后刑戮加焉。^[69]

和以职业定衣冠的一般想法不同，方孝孺认为民众的服饰当“以其人，不以其族（类）”，也就是说，要根据每个人德行的高下，而非所从事的职业，来确定衣冠的尊卑美恶，所谓“使民无贵贱，以德之高下为贵贱”。对于民众里德望出众或者品行卑下者，要异其衣冠，不与常人相同，以此表示奖劝或者惩戒。这样一来，民众看到有德者被美服，邪慝者着恶衣，便会勇于向善而耻于为非；见到士人待遇的尊贵，便会慎重择业、竞相为士君子之行。方孝孺对这套衣冠之治的方案有极高的期待，推许为“用微而效速、意密而化神”之制，认为其化俗效果要远胜于“爵赏”或者“鞭朴”。

方孝孺这套以衣冠作为激劝手段的设想，根源于人人皆可为善、人人皆有羞恶之心的儒家人性理论，它是明初涌动的儒家理想主义浪潮中的一朵浪花。他反对治国唯刑、唯法是尚，认为“法愈烦而恶不止”的原因，是缺乏合适的激劝手段，使民众“不知善之可慕”；而一味地严刑惩戒，又使得民众泯灭了廉耻之心，这才是天下不能大治的根本原因。方孝孺以衣裳为教化手段的思考，正是对明初“重典治国”困境的一种反思。

不管是对时政的顺应还是批评，从刘夏、解缙和方孝孺的例子中，可以看到经过元代长期压制之后，士人重新恢复的参政热情。明初对儒学的高调提倡^[70]，唤醒了汉族士人沉睡已久的政治理想，他们必然不愿错过礼仪改革这样一次百年来难得的“行道”机会。虽然这些提议未必能为当局接受、产生实际的社会影响，但通过这些设想甚至是空想，可以更深切地体会明初礼俗改革发生的社会和思想背景——那是一个士人政治热情重新萌动、儒家道德理想高涨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