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章已经提到，元代的马上驰逐之风，对江南士大夫的生活习俗影响甚大，明初人王袆谓元人“以豪侈粗戾，变礼文之俗”，南宋温柔敦厚的士风沦丧殆尽，士人“非确然自信者，鲜不为之变”[13]。不过，在传统儒家士大夫看来，“先王之为治，必致谨于衣冠服御之制”，衣裳并不仅仅是蔽体保暖或修饰容止的简单用具，其中还寄寓了治平天下的政治内涵，实“有关于世之理乱”[14]。因此即便在“胡风”浸染、汉制倾颓的现实情形下，元代仍有一批知识分子坚持儒家价值理想，希图在衣冠上追复古制，其中的一个典型表现，是对儒家经典中“深衣”制度的探讨。
先秦时代的衣冠制度后世大多不行，所谓“古制茫昧，曲台讲礼，仅存《深衣》一篇”[15]。在“回复三代”的政治理想下，两宋士人对“可以为文、可以为武，可以傧相、可以治军旅”[16]的上古圣王遗制——深衣，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热情。北宋大儒司马光率先复古，以深衣作为家居常服，“士大夫往往效之”。受司马光的影响，理学宗师朱熹编纂《家礼》时也单列《深衣制度》一节，在朱熹这里深衣不仅是“平日之常服”，还是举行冠礼以及吊丧、献祭时穿用的礼服[17]，于是深衣在士人生活中的影响变得更为广泛。但因为去古既远，对于深衣的具体形制，后世聚讼纷纭、难衷一是。汉代经师郑玄对《礼记·深衣》篇的批注，宋人认为其中有甚多罅漏、不足尽凭；即便以朱子之威望，也未能厌服人心、使深衣之制定于一尊。从宋代开始，对深衣的研究演变成经学中一个单独的门类，朱彝尊《经义考》著录的宋人研究著作有十种之多。入元之后，虽然处在文化形态迥异的外族统治之下，学者们探讨深衣制度的热情仍未消退。《经义考》于元儒陈栎（1252—1334）《深衣说》以下，著录有《深衣考》、《深衣翼》等元人考订著作六种[18]。需要注意的是，元代学者的深衣研究，并不仅仅是宋代以来的一种学术传统的延续，也绝非单纯为知识而知识的名物考证；这种研究的背后，有着对现实的关切以及强烈的“致用”指向。浙江台州隐士牟楷撰有《深衣刊误》，“期间尺寸裳幅之误、指尺裁制之谬，一皆刊正无遗”。同乡文士朱右（1314—1376）为其作序时就感慨三代之后“古制不存，‘吾其左衽’，孔子几于不免，况后世乎”，言外之意对“胡汉”混杂、衣冠不古的现状深有不满；他期待牟氏著作的刊刻流传，能带来“古道”的复兴[19]。朱右本人也撰有《深衣考》，“考礼经及先儒诸氏之说，求合古制”，以使深衣“宜可今服”[20]。通过元代学者对深衣古制的探讨，可以看到他们始终抱持的儒家价值理念与未曾泯灭的复古理想，也可以看出他们对于时俗的不满与关切。
即便在元代“胡风”鼓荡、士人大多“辫发短衣”之时，现实生活中仍有一批儒士恪守礼法，他们坚持穿戴传统的儒生冠服，不为流俗所动。宋亡之后世风大变，金华儒士俞金“独率其家以礼，深衣峨冠，谈说古道”，人或以为迂腐而“先生不顾”[21]。台州处士卢中生于元中叶，其时“俗沦于胡夷，天下皆辫发椎髻，习其语言文字，骑马带剑以为常”，卢中不愿意苟同流俗，依旧“长衣危帽，徐言雅步，操儒生礼不变”[22]。婺源隐士汪炎昶（1261—1338）年青时，“元有天下已久，宋之遗俗变且尽矣”，而他却自号“古逸民”，“衣冠动作、语言礼度，犹宋人也”[23]。士人们执着于衣冠的背后，无疑是对一种文化价值的坚持。宋代郁郁勃兴的文治、士大夫雍容典雅的风度，是不少元代士人怀思追慕的对象。长洲文士王行（1331—1395）为无锡儒士吕志学所作的短文《赠吕山人序》，就突出反映了士人这种追慕宋制、期待衣冠复古的心态。吕志学不满于衣冠时制，竟至于“易为老氏之服”[24]，钱谦益在《列朝诗集》中为其撰写的传记说，“元尚胡服，惟道士许深衣幅巾，志学乃易服为道士”。王行在给吕志学的赠序里，以吕氏读圣人之书却“服异端之服”一事为引子，对宋亡后“大儒君子之风浸远”、衣冠服御不古的现象，深致感慨：
宋氏既亡，其大儒君子之遗风浸远。衣冠旧家日以凋尽，后生少年以华靡相高，服御竞趋于简便，故老见之，有叹嗟兴感者。盖当是之时，四方无虞，民安物阜，国家之平治亦久矣。然朝廷之上，用事之臣，多勋劳贵人，世禄之族，皆习于其所便安，而未遑礼乐制度之事。故衣冠之制，犹远于古焉。其力学好古之士，或心有慊然，而不敢自易其服，则假为老氏之服服之，以其尚有古之遗意也。呜呼！为儒而拘于时制，愿慕夫异端之服，其果得已也哉！
王行看来，造成元代衣冠不古的根本原因，是握有实权的蒙古色目“世禄之族”安于本族旧习，不以礼乐制作为意；而南宋遗留的“大儒君子”凋零之后，后生少年失去了学习的典范，只能追随流俗，于是“服御竞趋于简便”。王行对“褒衣大带，淳风蔼如”的宋代衣冠极为推崇，甚至认为当日的“熙洽之治”也与这套服饰制度有关。这种对古代服饰“朴实粹美之风”的倾慕向往、对宋代淳厚风俗消泯的低回叹惋，反映了当时许多士人的心理。不过，王行在赠序的结尾，对未来的预期却相当乐观：(www.xing528.com)
礼乐百年而后兴，兹国家否运已极，乱且致平，必有豪杰之士出以佐治，盖将大有为矣！讵特衣冠服御之制也哉？予与吕君年未艾，行必蒙其休泽也，故书以赠之。[25]
元末天下大乱、群雄竞起，元廷覆亡已成定局，一向好谈兵法、默观时局的王行不会对此无所察觉。因此这段话与其说是对元廷改弦易辙的期待，不如说是对未来新朝推行复古之政的信心——他确信有生之年必能蒙受新朝的“休泽”，亲眼看到古风的复兴。
元代士人无论是试图恢复三代深衣之制，还是希慕宋代衣冠之风，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心理基础，那就是对社会生活中“衣冠不古”的现实的不满。这种对时俗的不满和对未来的期待，构成了明初禁革“胡俗”、服饰复古的一层重要背景。明初的冠裳改制，正迎合了元代以来士人渴盼追复衣冠古风的期待。当洪武元年明政府宣布“复衣冠如唐制”时，不少士人作诗庆贺“衣冠复睹唐人制”[26]、“中古衣冠存旧制”[27]，称颂朱明“礼乐再兴龙虎地，衣冠重整凤凰城”[28]，这并非只是颂圣的门面语，内中也包含了儒士们内心真实的喜悦。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