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雁传书、信札往还是古人日常交际活动中的重要内容。中古以降，围绕着书札的内容体例、行款格式等，产生了不少细致的仪节规范。唐宋时代产生的大量“书仪”类礼书，就是这类文书规范的典型代表[139]。不过，这类规范大多属于士大夫阶层的私人撰述（例如北宋学者司马光的《司马氏书仪》），国家动用政治权威，以政府的名义对民间私人信笺的程式进行规范，在历史上甚为少见。
在洪武礼俗改革当中，元代“浮夸虚诞”的社会习气屡屡受到批评；而朴厚笃实的士习民风，是明初着重培育的内容。方孝孺称前朝士人“习于浮夸”，而洪武三十年间“屡诏诰四方刬削元之遗弊”[140]；感受到时代风气变化的官员刘崧，更将明初“朝廷更化”的内容，总括为“去华尚质”[141]。为了培育朴实的社会风气，明初做了相当多的工作。洪武二年，朱元璋专门戒谕翰林文臣，为文“无事浮藻”[142]；洪武六年又指示国子监教官，对《战国策》等充满机谋诡诈的战国纵横家书，“宜戒勿读”，原因是苏秦、张仪等舌辩之士“繇战国尚诈，故得行其术”，与今日倡导的士习不符[143]。在“崇实尚质”的风气导向下，明廷甚至一度更改朝仪。按照宋代以来的朝仪，群臣朝贺之时要三次赞呼“万岁”。洪武二年，明太祖认为祝辞“万岁”不妥，“虽云臣子祝上，实亦虚语”，要求将祝辞改为“愿君有道”之类的有劝诫意味的警示语。礼臣讨论之后，遂将赞呼语改为“天辅有德”、“海宇咸宁”和“圣躬万福”[144]。
在此背景之下，为革除社会交往中的名实乖违的虚浮之风，洪武三年明太祖下令制定新的书札格式：
上谕中书省臣曰：今人于书札多称顿首、再拜、百拜，皆非实礼，其定为仪式，令人遵守。……于是礼部定议：凡致书于尊者，称端肃奉书，答则称端肃奉复；敌己者，称奉书、奉复；上之与下，称书寄、书答。卑幼与尊长，则云家书敬复；尊长与卑幼，则云书付某人。[145]
图四(www.xing528.com)
图五
图六
“顿首、再拜、百拜”本是书信中常用的谦敬语，不过在写信时恐怕没有人真的会如实行礼。明太祖以为这些都是言不由衷的虚辞，有伪诈的嫌疑，故加禁止。清初学者顾炎武也认为在给父母的书信中使用“百拜”一词，是“明知其不然而书之，是伪事其亲也”，对明太祖制定的书札格式颇表赞同[146]。
虽然明初作为信札规范的“端肃奉书”、“端肃奉复”两则敬语，已见于元代类书《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但笔者在检索明代之前的文献时，尚未见到实际用例[147]；然而它们却屡屡见于明人简端，成为明初通行的基本书信格式[148]。图四至图六分别为明人胡翰（1307—1381）致苏伯衡（1314—1392？）、魏骥（1373—1471）致胡俨（1360—1443）、杜琼（1396—1374）致吴宽（1435—1504）的三通手札[149]，其格式即遵守洪武定制。洪武三年信笺格式的影响还远及藩国。洪武三十年，明朝使者陈诚致书安南国王商讨边界问题，安南国王在回信中竟用了“安南国王陈日焜端肃拜书天使相公节下”的上款[150]，两国小大之情、强弱之势，从落款用语上即一望而知。这套书信规范甚至到清代还有影响，乾隆时人翟灏（1736—1788）记叙当时的书札体例，称“今人非于所甚尊重，不加‘端肃’二字，是则沿用明制”[151]。亲朋故旧间的书信往还，本属个人生活中的私密事宜，而明初以政令形式推行的书信格式规范，竟会对民间文书习惯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多少出人意料。洪武礼俗改革对民间日常生活干预之深，也于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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