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对日常交往中的礼仪细节相当重视，一些在汉族民众生活中影响广泛的、带有明显异族色彩的礼仪，如“胡式”跪拜、蒙古式饮酒礼，均被申令禁止。
按照唐宋以来的传统，除了在庄严隆重的礼仪场合需要行跪拜礼之外，汉族在日常往来中，以作揖为主要礼仪；而北方游牧民族没有揖礼，生活中多行跪礼。这构成了“胡汉”礼仪的一个重要差别。元初郑思肖说蒙古人相见不行揖礼，“鞑礼止于一跪而已，双足跪为重，单足跪次之。”[115]朝鲜太宗二年（1401），河仑等亲华文臣仿效中国兴复揖礼，称“元朝礼，跪与拜耳；此（按，作揖）乃唐宋之礼也”[116]，也把揖礼看作是汉族的特色礼仪。汉族和北方草原民族都有跪拜礼，然而不仅施行的场合不同，两者在姿势上也有很大的差别。儒家经典《周礼》中有“九拜”之说，其中最基本的稽首、顿首、空首三种“正拜”[117]，在后代最为通行。北方民族的跪拜姿势与汉族迥异，《女真传》说金人“跪右膝、蹲左膝着地，拱手摇肘，动止于三为拜”[118]，彭大雅称蒙古人“左跪以为拜”[119]。从这些描述来看，北方游牧民族特有的单膝半跪，给汉族人留下了尤其深刻的印象。
金人曾在中原地区推行强制“胡化”政策，北方民众“衽、发皆从本朝之制”；承安五年（1200），金廷集议拜礼，规定除官员公服行礼用“汉拜”（稽首）外，“诸色人便服，则皆用本朝拜”[120]。元代统一之后，随着北族礼俗的南渐，学习新式跪拜成为南方士人中的一时风尚。初修于南宋、元代再版于建安的类书《事林广记》，特意补入《拜见新礼》一节，图文并茂地教导南人学习新式跪礼：
凡习跪之法，以右手加左手之上，齐按右膝，先屈左足，次屈右足，然后叉手至胸，如相揖。仪毕，先起右足，又以右手迭左手，齐按右膝而起。此礼从古有之，第南方行之者少，今此礼通行，宜习熟之，毋致礼仪乖疏。[121]
图一
《习跪图》中的两个人物，头戴四方瓦楞帽和钹笠，身穿窄袖衣，足上着靴，是典型的元代装束。这段文字说明的最后几句颇值得玩味。这种新式跪礼本是从北方征服者那里传来的，在这里却被说成是“从古有之”的古礼；此礼“南方行之者少”，似乎又在暗示南方所行并非古制。宋代南方士人以华夏正统自居的自信和优越感，至此似乎已经荡然无存。这种有意将“胡俗”认作“故俗”的议论，说明“夷夏之防”的传统观念，已经从相当多南方士民的思想意识中淡出。从元代到洪武初年，“胡式”跪拜无论在官场还是民间，都非常流行。《明太祖实录》称元代官员相见，“辄跪一足以为礼，拜则叩头为致敬；既拜，复跪一足”；民间宴饮也遵循“胡俗”，“多以跪拜为礼”[122]。甚至洪武元年朱元璋的登极仪式，也还采用了元代宫廷礼仪中“跪左膝、三叩首”的仪节[123]。
随着以“用夏变夷”为旗号的礼俗改革的展开，这些带有深厚少数民族色彩的北族跪拜礼仪，逐渐引起当政者的注意。洪武四年和五年，明廷接连发布两道诏令，重申废止“胡礼”，改行汉式揖拜。其中洪武四年诏令，奠定了明代官民相见礼仪的基础。
上以军民行礼尚循胡俗，饮宴行酒多以跪拜为礼，乃命省臣及礼部官定为仪式，申禁之。礼部议奏：凡官员奏事、听宣诏旨、以物进贡及受赐、祭祀上香、奠帛、祭酒、读祝等事，行跪礼如常仪。其揖礼，凡下见上，躬身举手齐眼为敬。上官随坐随立，无答。其次下官举手齐口，上官举手齐心答之。其拜礼，凡稽首四拜、复叩首一拜，为见上之礼。稽首四拜，为见东宫之礼。顿首再拜，文武隔品，以下见上官之礼。上官随坐随立，无答。如品从相次，下官居下，顿首再拜，上官控首再拜答礼。品秩均者，相见各行再拜礼。民间拜礼，子孙弟侄甥婿见尊长、生徒见师范、婢仆见本使，行顿首四拜礼。其余长幼亲戚，各以序行顿首再拜礼。平交行控首再拜礼。揖礼则以长幼随宜行之。其余一切胡礼，悉禁勿用。[124]
汉族传统的稽首、顿首和空首三种拜礼和揖礼，重新确立了其在官方礼仪中的地位。诏令根据拜礼的轻重和致拜的次数，区分了不同的礼仪等级：拜礼中最重的“稽首”仅用于见皇帝和太子；最为隆重的五拜礼，也仅用于见君，稍次之的四拜，则用于见太子或者父母师长。这套新的礼仪尤其突出了皇帝和太子的地位，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明初皇权的高涨。洪武五年三月，因为“元以夷变夏，民染其俗”而“未能猝变”，明太祖又命礼部重定官民相见礼，对在何种情境下当行揖礼或拜礼作了详细规范，以期民众“习以成化，庶几复古之治”[125]。明初汉式揖拜不仅通行于国内，而且还影响到周边的国家。洪武二年张以宁（1301—1370）奉使安南，即“令其国人效中国行顿首、稽首礼”[126]；到建文时，朝鲜也仿行明制，在官方礼仪中废除了“胡式”跪拜礼。
除日常相见礼仪之外，明初对民间流行的蒙式饮酒礼仪也进行过申禁。酒在蒙古社会交往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崛起于草原的蒙古民族向来以尚饮著称，并发展出“换盏”、“把盏”等繁复的饮酒礼仪[127]。宋元史籍对这类蒙古酒俗的记载颇多，其在汉族地区也有相当的影响。元代再版的南宋类书《事林广记》，就将其作为一类重要的交际礼仪增补收入，向江南读者详细介绍[128]。蒙古酒俗中的“换盏”，即饮酒者相互换杯而饮，现代汉语中“推杯换盏”一词，极有可能源自这种蒙古酒礼[129]。彭大雅《黑鞑事略》记其仪节：
凡初酌，甲必自饮，然后饮乙。乙将饮，则先与甲、丙、丁呷，谓之口到。甲不饮，则转以饮丙。丙饮讫，酌而酬乙。乙又未饮而饮丁，丁如丙礼。乙才饮讫，酌而酬甲。甲又序酌以饮丙丁，谓之换盏。[130](www.xing528.com)
换盏的程序颇为繁琐，《事林广记》告诫读者当宴会人多时，必须“切记其换盏源流”，才能“不至差互”[131]。“把盏”的特点是长跪献酒，最能体现宾主双方的尊卑地位，《明太祖实录》说民间“饮宴行酒多以跪拜为礼”，当即指此。按照《草木子》的记载，卑者向尊者把盏一次，要行三次跪礼。
图二
图三
把盏则三跪：谓举盏至尊者前，半跪；退三步，执台全跪；俟尊者饮毕，起，进前接盏，又半跪。平交则平礼。尊者赐卑者，进接盏半跪，退三步全跪饮。其尊者从人相齐同跪。接盏退，盏不敢复还尊者。[132]
图二和图三分别取自《事林广记》和陕西蒲城洞耳村元墓壁画中的宴饮图[133]，描述的应该就是“把盏”过程中向尊者献酒的仪节。
这些少数民族色彩浓厚的宴饮礼仪，很早就引朱元璋谋臣的注意。早在明朝建国前一年，江西儒士刘夏，在上书中就要求朱元璋“制为饮酒之礼，禁止把盏，用撒盏”[134]，明确建议废止酒宴中的把盏之礼。虽然明初禁止把盏、换盏等蒙古酒礼的具体诏令没有保存下来，不过，明人黄瑜曾经读到过洪武十二年礼部的戒敕，内容涉及官员因罔顾禁令而被惩罚之事。
（洪武）时禁筵宴把盏、换盏，谓之胡俗。马亮为河南参政时，信国公汤和（1326—1395）经过，陪饮离席把盏。和叱亮出，对众责喻，以违礼禁罚之。张凤为广西参政，与同官蒋学、按察副使虞泰、佥事李湜相与宴饮，交互换盏，醉后致争，遂蹈刑宪。[135]
值得注意的是，事件中的两位主人公马亮和张凤都是山东人，在金元时代“胡化”甚深的北方，把盏、换盏等饮酒方式可能已经成为根深蒂固的习俗，所以虽有朝廷禁令，酒酣耳热之际仍不免故态复萌。由于金元以来“胡汉”杂糅、熏染既久，要在彻底消除这些礼俗，自然并非易事。从后世明人的笔记中，仍能看到某些孑遗的金元礼俗。例如杭州人郎瑛（1487—1566）便发现，本地饮酒礼仪和古书里描述的元代酒俗大致相类，只是少了进酒时的半跪[136]。在北方某些地区的交际礼仪当中，也能看到金元遗风的影响。嘉靖《广平府志》记载了今天河北邯郸地区不同于他处的相见与宴饮礼仪：
（广平府）凡相见并宴会多行跪拜。……广平九邑，大率相类。惟成安礼节尤繁。士夫之不会者，遇涂亦跪。及饮酒，凡进饭、进汤肴，各行跪礼。宾出门外，又有执爵跪劝之礼。及别，复跪。[137]
这段文字不禁让人联想起《明太祖实录》对明初“军民行礼尚循胡俗，饮宴行酒多以跪拜为礼”的描述。有意思的是，《广平府志》的编纂者陈棐，是一个有强烈“夷夏”情节的官员，曾经专门上书请求罢黜元世祖在历代帝王庙中的祭席[138]。然而对于广平府“多行跪拜”的风俗，陈棐只是认为失之繁缛，甚至还为其略作回护（“虽过，乃过于礼者”），竟然没有识破这是“胡俗”的孑遗。伴着时间的流逝，这些习俗的源头后人已经难以分辨；随着异族色彩的褪却，它们的存在，也已不会再对时人的“夷夏”观念产生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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