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的孟子有著名的“三达尊”的说法，所谓“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佐世佐民莫如德”[106]。古人认为世间“相维相让以成世道，俱从三达尊起”[107]，爵位、年齿与德行，是日常交际礼仪所崇敬的主要对象；其中“爵”与“齿”尤其处于传统礼仪秩序的中心。持续接近二十年的元末社会大动荡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各阶层地位的剧烈升降变动，对“尊爵尚齿”的传统礼仪秩序，造成了严重的冲击。著名元遗民湖南人李祁（1299—？），即称元季“丧乱十五六年之间，冠履颠倒，以小人而害君子，以奴隶而害主人翁者，滔滔皆是”[108]，在士人印象里这无疑是一段世道沦丧、礼教荡然的历史。
出身于北方红巾军、在正统士大夫看来是礼教秩序破坏者的朱元璋，在明初礼俗改革过程中以诏令的方式，重新确认了日常交际中尚齿与尊爵两大礼仪原则，这象征了明代社会礼仪秩序向儒家传统的回归。洪武五年，面对元末大乱之后亟待恢复的社会生活秩序，明政府颁布了《劝兴礼俗诏》，要求民众在日常交际当中遵循“乡党序齿”的传统：
乡党序齿，从古所尚。今后民间士农工商人等平居相见、及岁时宴会拜揖之礼，幼者先施；座次之列，长者居上。佃户见田主，不论齿序，并以少事长之礼。若在亲属，不拘主佃，止行亲属礼。[109]
按照这一诏令，凡三党（父族、妻族、母族）亲属之外、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的普通民众，日常交际当中都要以年齿作为判别尊卑的标准。尊齿敬老是明初振起礼俗的主调之一，诸如兴举乡饮酒礼[110]、存恤高年耆民[111]、推选里老教民等淳化礼俗的措施，都以尊老为基本内容。虽然依据“乡党莫如齿”的古训、民间交往以“序齿”为主，但日常交际礼仪中还有另一个维度，那就是“爵”。洪武十二年，明太祖规定官员致仕乡居，交接礼仪当以官爵高下为序：(www.xing528.com)
（洪武十二年八月）上谕中书省臣曰：“凡士，非建功名之为难，而保全始终为难。自今内外官致仕还乡者，复其家，终身无所与。其居乡里，惟于宗族序尊卑如家人礼，于其外祖及妻家亦序尊卑。若筵宴，则设别席，不许坐于无官者之下。如与同致仕官会，则序爵，爵同序齿。其与异姓无官者相见，不必答礼。庶民则以官礼谒见。敢有凌侮者，论如律。”著为令。[112]
据此规定，官员除在父族、母族和妻族内按照伦辈叙家人礼之外，与其他官员、民众在交往时不论年齿，而以官爵为序。从理论上来说，官员解除公职还居乡里，其身份即等同于普通民众，然而在交接礼仪上，其地位却远高于平民。致仕官员与宗族外无官者相见，可以不用答礼；庶民谒见退休官员，则要依拜见现任官之礼。这类做法似乎有“简傲”的嫌疑，但也于古有据，明人管志道便解释说“无官者之不答礼，取古者‘再命不齿于乡’之义；庶民之以官礼见，取古者‘礼不下庶人’之义”[113]。洪武十二年令意在提高官员在社交礼仪中的地位，不过在明初从严驭吏的形势下，官吏普遍韬光养晦以求自保，乡里社会中士绅的权威与地位远不如明代后期高涨。《明史》载开国功臣诚意伯刘基致仕乡居，青田县令“微服为野人”求见，刘基“令从子引入茆舍，炊黍饭令”，县令说明真实身份后，“基惊起称民，谢去，终不复见。”[114]像刘基这样乡居谦谨的官员明代前期并不少见，在后人的回忆里，这也构成了国初淳俗的一部分；“尊爵”的原则在明初社会日常交往中能多大程度得到落实，还有待考察。不过，尚齿与尊爵两大礼仪原则的确立，在某种意义上象征了明初社会向传统礼仪秩序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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