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礼俗改革：民众的称谓避忌与邻国影响

1.避讳制度的恢复

在明初的名号改易运动中，避讳制度经历了元代的百年沉寂之后，在“复古”的旗号下再次复苏。所谓“避讳”，是指在日常言语或者文字当中，避免提及君主或家族尊长的名讳（“御讳”、“私讳”^[34]）；在无法避免时，须用同义字对名讳本字进行替换。这种旨在凸显君主和家长权威的习俗，滥觞于先秦，而在唐宋时代发展到极致。原本按照儒家礼制的要求，“礼不避嫌名，二名不偏讳”，郑玄注解说：“嫌名，谓音声相近”，“偏，谓二名不一一讳也”，也即两个字的名字，不单独避讳其中的一个字^[35]。但在唐宋时代，不仅“偏讳”，而且要避“嫌名”^[36]，皇帝正名止一字，嫌名却往往“有数十字之避”^[37]。《礼记》中有“诗书不讳，临文不讳”之说^[38]，然而唐宋时不仅本朝人要避当朝七代御讳，甚至连史籍里的前朝古人，亦必须改名换姓服从“今制”^[39]。蒙古人崛起北方草原，“北俗本无讳名之例”^[40]，再加上元代诸帝汉化较浅，大多取蒙语名字，不用汉名，因此《元典章》里虽然有避讳的规定，但基本上形同虚设^[41]。明初人叶子奇说：“历代讳法甚严，至元朝起自漠北，风俗浑厚质朴，并无所讳，君臣往往同名。后虽有讳法之行，不过临文略缺点画而已，亦不甚以为意”^[42]；清代史学家赵翼也发现“元朝帝后皆不讳名”。程巨夫（名文海）为避元武宗海山之讳而以字行，是甚为罕见的元代避讳的例子。

元代沉寂已久的避讳制度，伴随着“复唐宋之古”的各种文化措施，也在明初恢复。如果单从政书的记载来看，明代避讳之制完全符合儒家礼制的原则。《明会典》载其制度云：

进表笺及一应文字，若有御名庙讳，合依古“二名不偏讳”、“嫌名不讳”，若有二字相连者，必须回避。写字之际，不必缺其点画。^[43]

明代“讳网宽大”是后世的常识，明朝人对此也有颇多议论。明人董榖将本朝与前代的避讳制度对比后，即称：

古者名不偏讳，临文不讳，惟致谨于君上之前耳。后世避忌太甚，极为可恶……片言只字，无心获罪者，不可胜举。我朝惟进御合避外，一切皆略之，士风稍古。^[44]

晚明沈德符也称“避讳一事，古今最重而本朝最轻”^[45]。总体而言，洪武之后避讳基本依照《会典》规定而行，远不如唐宋制度苛刻；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洪武时期，避讳一度极其严格，其苛严程度不下于唐宋。

在讲究“复古”的洪武初年，避讳也和唐宋时代一样繁缛。明代中后期人对于国初避讳制度往往隔膜，因此生出了不少误解和故事。李诩（1505—1593）和沈德符（1578—1642），都曾提到明初讳用“元”字的事例，并各有不同的解释。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国初讳元字”条云：

余家先世分关中，写吴原年、洪武原年，俱不用“元”字。想国初恶胜国之号而避之，故民间相习如此。^[46]

李诩推断明初不用“元”字，是因为厌恶前朝国号，而沈德符则认为是民间“追恨”蒙古：

尝见故老云，国初历日，自洪武以前，俱书本年干支，不用元旧号。又贸易文契，如吴元年、洪武元年，俱以“原”字代“元”字。盖又民间追恨蒙古，不欲书其年号。^[47]

这类典故在稗史中广为流传，就连以博闻著称的顾炎武，也对这类现象不得确解^[48]。小说笔记中的某些解释看似合理，实际却是对明初制度隔膜之后的想象之辞。明初讳“元”，正是回避朱元璋“偏名”的表现^[49]。此项避讳措施的影响不仅限于中国，而且远及邻国高丽。高丽恭让王三年（1391）与明朝修好，下令仿效中国做法“避帝讳，禁用‘元’字，代以‘原’”^[50]。这是明初偏讳最有力的证明。在明初，不仅人名中的“元”字要避易，甚至连前朝国号也要避讳，清代四库馆臣所见明钞本《刘彦昺集》“书元国号皆作‘原’字”，便推断是“明初刊板之时，犹未奉二名不偏讳之诏，故以‘原’代‘元’，而传写者仍之”的缘故^[51]。

一般而言，避讳无需避尊者之“字”^[52]。和前代不同的是，在明初强大的皇权之下，臣民不仅要避讳明太祖之名，还要避其字（“国瑞”）。“国”和“瑞”都是人名常用字，明初一大批臣僚因此而改名：宋国公冯胜原名冯国胜，江阴侯吴良原名吴国兴，靖海侯吴祯原名吴国胜，都因避讳而易名。豫章侯胡廷瑞，“避太祖字，易名美”^[53]。除偏讳外，明初文献还偶有避朱元璋嫌名的例子。苏州人章符梦入仕之初，“俗吏以上嫌名，讳吾姓曰‘庄’”^[54]。按照唐宋制度，臣民要避皇帝七代庙讳，而明太祖起自布衣，祖父以上名讳无考，仅知其父名“世珍”（追尊庙号“仁祖”），故此明初“珍”字也要避讳^[55]。军阀方国珍本降明后，“国珍”两字都犯讳，于是“避庙讳，更名真，因字谷真”^[56]；而后人不知除太祖名外，明初并讳“仁祖”名，又误改为“谷珍”。因此明清史籍中“方国珍”、“方国真”、“方谷真”、“方谷珍”四名俱存，造成了不小的混乱^[57]。除方氏避“珍”字改名外，朱元璋手下将领丁国珍易名丁玉，叶国珍更名叶谷真。明初因避朱元璋父子“御讳”而更名的例子，可见下表。

表一　洪武时期避讳更名举例

续　表

说明：更多明初避讳实例，可参看清人周广业：《经史避名汇考》卷23，《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67册，第319—322页。

洪武时期避讳十分严格，以上表中“元、国、珍”等，都是常见的人名用字，然而笔者翻检洪武进士题名录，以及明太祖敕纂《逆臣录》（洪武二十六年成书，收录近千名“蓝党”供词）中的人名，未见有犯讳者；而以上讳字的替代字“原、谷、真”，却颇为多见^[58]。“不避嫌名、二名不偏讳”的制度虽然在洪武六年之前就已经确立，但在明太祖当政期间并未落实，曾专门研究历代避讳制度的清人周广业，谓其时“用法峻严，几于摇手触禁”。《会典》所载的避讳制度真正付诸实施，要到洪武朝之后。“革除而降，防禁益弛”^[59]，与洪武时期《逆臣录》等官书严格整饬的人名避讳相比，今存永乐三修本《明太祖实录》讳与不讳兼存的混乱状况^[60]，显示了洪武朝后避讳限制的放松。(www.xing528.com)

2.民众的称谓禁忌

除了避御讳外，明初人名还不能与圣贤名字以及先朝国号等相犯。洪武三年五月，明太祖以“小民不知避忌，往往取先圣先贤、汉唐国宝等字以为名字”，命中书省禁革。于是礼部下令，民众“名字有天国君臣圣神、尧舜文武、周汉晋唐等国号相犯者，悉令更改之”^[61]。洪武时曾任登州知府的林弼（1325—1381），墓志称其“又名唐臣，字符凯，时禁国号名字，仍旧名”^[62]。禁止触犯圣贤名讳，当然是为了防止渎慢先贤，意在塑造当局尊儒重道的形象——这和洪武六年禁止“以先圣贤衣冠为伶人笑侮之饰”同一目的^[63]；不得犯先朝国号，大概并不是因为儒家礼制命名“不以国”^[64]的传统，而是为了避免名号僭越的嫌疑。所谓“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在极其看重名分秩序的洪武时代，不仅小民百姓要遵守这些命名规范，就连作为上天代言人的宗教领袖，也不能逃脱约束。江南正一道教从元末起就与朱元璋政权关系密切，洪武元年明太祖却对其领袖的“天师”封号发难：“至尊惟天，岂有师也？以此为号，亵渎甚矣！”皇帝向来被尊为“天子”，而张氏却号称“天师”，这个称号不惟“欺天”，而且还有“僭上”的嫌疑；于是龙虎山张氏被改封为“真人”，元代官方认可的“天师”封号被革除，天师印也改为真人印^[65]。

除了宣布臣民命名应该避讳的字样，还对元代社会中流行的“民擅官称”现象，两度下令严禁。所谓“民擅官称”，指平民以官职名称作为名字，或者以官名来恭维或者戏谑别人的职业。明人黄省曾（1490—1540）在《吴风录》中，记述江南民间的称谓习俗说：

自张士诚走卒厮养皆授官爵，至今称呼椎油作面佣夫为“博士”，剃工为“待诏”，家人奴仆为“郎中”，吏人为“相公”。^[66]

佣夫、奴仆、剃工在古代都属于“贱役”，而民间却以博士、待诏等官名相称，这便是“民擅官称”的一种表现。黄氏将这种风俗的形成，归咎于元末以盐夫起家的张士诚滥授官爵，其实并不准确。这实际上是宋元以来的遗习，在明代之前，用官职作为恭维对方的称呼，是一种甚为流行的称谓习俗。明初福建漳州道学先生刘驷（？—1388）为此专作《称谓辩》，对当时“庶民排门遍户，僭称为‘几使’、‘几官’、‘几郎’”的风气有激烈批评^[67]。陈高华先生对元代习俗的研究也指出，“官人”和“舍”是元代男性用来恭维对方的常用的两个称呼。“舍”是“舍人”的省称，除了作官职名称外，还是宋元民间对官员子弟的称呼^[68]。在元代不仅官员亲属，即使平民子弟也可以被恭维作“舍”。这类风气在元代极盛，朱元璋收养的孤儿中，就有不少以“舍”为名，如周舍（沐英）、道舍（何文辉）和柴舍（朱文刚）^[69]。这种僭拟官爵、名实乖违的称谓习俗，与明初当政者倡导的礼法规范背道而驰，因此在明初的名号改易中受到了特别关注。洪武十九年明太祖颁行《大诰续编》，第六十九篇《民擅官称》专门对这种“越礼犯分”的现象提出警告：

朕自御宇以来，民有无官称官者，往往皆然……噫！圣人之教远矣，朕申明未周，至民无礼。狂民越礼犯分，岂无祸焉！……朕谕之后，乡民有曾充粮、里、甲者，则以粮、里、甲称，非粮、里、甲，则以字称。若遇耆民，长其父者则称伯，下其父者则称叔，长于己者则称兄，下于己者则称弟，岁如父者亦称伯。本朝曾有官者，则以官称，兄弟皆官称，子孙舍人称。……无官者毋敢擅称，称者受者，各以罪罪之。果顽而违令，迁于遐荒，永为边卒。^[70]

这种带有恭维或者戏谑意味的称谓习惯，原是无伤大雅的民间细事，然而明初为厘清尊卑长幼的身份界限，却对此郑重申禁。不过，民间称谓积习既久，一时难以骤变，例如在洪武二十三年成书的《逆臣录》里，还是可以发现军人取名叫“潘太医”、称呼梳头匠为“待诏”、奴仆火者为“郎中”的例子。^[71]洪武二十六年，礼部专门请旨，再次对民间的称谓习俗进行规范。嘉靖《南京刑部志》收录当时发布的榜文云：

照得各处军民人等，多有将太祖、圣孙、龙孙、黄（皇）孙、王孙、太叔、太兄、太弟、太师、太傅、太保、大夫、待诏、博士、太医、太监、大官、郎中字样，以为名字称呼，有乖名分，理合出榜晓谕改正。敢有仍前违犯，治以重罪。奉圣旨：“是”。医人止许称医士、医人、医者，不许称太医、大夫、郎中；梳头人止许称梳篦人、或称整容，不许称待诏；官员之家火者，止许称阍者，不许称太监。^[72]

榜文的用意仍在于正名分、防僭拟，这是贯穿明初礼俗改革的基调。洪武时期对于称谓习俗一次次发布禁令纠正，如此郑重其事，在历史中尚不多见，由此足以反映当政者对文化秩序之关注以及对改造民间礼俗之迫切。

洪武名号改革的这些措施，都是紧紧围绕“名分”这个儒家核心理念展开的。虽然在明代的政书文献里，只能看到高高在上发号施令的皇帝和礼部，无法具体指出这些决策背后的实际建议者，但笔者相信这些改革内容的出台，应该不单是明太祖“宸衷独断”的结果。透过明初人文集里残存的一些讨论，仍能窥见在“名号”的问题上，文人士大夫与政府决策之间的呼应与互动。洪武三年，江西泰和儒士刘楚（1321—1381）被征辟为官兵部职方郎中。可能和林唐臣一样名字与前代国名相犯，刘楚入仕后改名为“崧”^[73]。在给家乡后学萧鹏举的一封回信里，他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指出萧氏来信在称谓上的不妥：

书面称呼名数过多，未免涉于猥俗。度盛意必以为不如此则不足以表敬爱之至，然政不必如此，但云“职方刘君”足矣。如必欲执礼如师弟子云者，则以“先生”易“刘君”止矣。又，书辞情实鲜而浮文胜，今朝廷更化，去华尚质，士风丕变，于凡名称尤不可不慎。^[74]

作为晚辈的萧鹏举为了表达对长者的敬意，在来信里用了不少敬称，这本是人之常情。但按照刘崧的意见，即使萧氏欲执弟子之礼，称自己“先生”也便足够；名过其实的敬称并不足以表达真正的敬意，只能显现出人心的虚浮。刘崧看来，书面称呼繁缛，正是因袭前元文字浮华之病、“故习未尽扫除”的表现，这和明初所倡导的朴质士风格格不入。故此他特别告诫这位同乡晚辈，值此“朝廷更化，去华尚质”之时，“于凡名称尤不可不慎”。个人书信往来的称谓用语，本是相当私密的事情，这个例子展示了明初士大夫是如何主动地响应国家政策、自觉地将官方规范引入私人生活的领域。

明初另一位儒者方孝孺（1357—1402），在称谓的问题上同样一丝不苟。方孝孺父亲的旧交潘择可曾经致书孝孺，信中称孝孺之号、并加“先生”之称。方氏专门就此回信辞谢，表示对这些过礼之称不敢接受：

交际之崇卑、称号之轻重，固有常礼矣。非尊而尊之，过也；非称而受之，愧也。故君子之于名，必使尊之者无过、受斯名者无愧而后可。执事于年则倍蓰也，于德则前进也，于分则与先人仕同时也。若某之少且愚，字之已过矣，于字加称号焉、于称号加以先生之称焉，于礼得无不相似乎？此其为愧也甚大，虽感盛心之厚，不敢受而居也。^[75]

从文字的严肃与郑重，不难感受到明初士人对待“名号”问题之严肃。当时的士大夫对待名号甚为审慎，既不轻受，亦不妄与。即便后世泛泛使用的“先生”一称，明初人也对其极看重。广东儒者黎贞以经学闻名岭南，从游者“以齿尊之，称曰‘先生’”，黎贞“慊然不敢当”；然而对当时巫卜人等“咸谓‘先生’而不以为羞”的现象，他却深为不满。为此他专门撰写了一篇《“先生”辩》，强调对巫觋等妄称“先生”者，应当“别其类、正其名、异其术以外之”^[76]。到了明代后期尊称泛滥之时，学者读到这些文字，不禁感慨“国初风俗之厚”^[77]。

通过上面这些例子，不难发现明初辨名实、慎称谓的士林风气，与国家政治导向之间的呼应关系。洪武名号改革充溢着儒家的名分思想，士人们也主动地将国家制定的礼俗规范引入到日常生活当中；在“以礼化俗”的理想上，两者的目标是一致的。“正名号”并非仅仅出于明初最高权力者的一厢情愿，而是在儒家理想主义高涨的背景下，士大夫与当权者合力对世俗文化进行的改造。明初礼俗改革的这一性质，在洪武三年的神号革正令中，表现得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