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火葬禁令：明初礼俗改革研究成果

虽然有零星的个例存在，但在唐代之前，土葬始终是汉族地区近乎唯一的安葬形式；先秦以来儒家那套繁缛的丧葬礼仪，也是基于土葬发展起来的。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先人遗体值得敬畏，对其有任何毁伤都是不敬、不孝的行为。但唐代以来，随着佛教对社会生活影响的深入，火葬（“荼毗”）也逐渐在僧徒之外的平民阶层中流行起来。到五代时期，甚至皇室后妃都有实行火葬者^[138]。虽然早在立国之初的建隆三年（962），宋太祖便下令禁止火葬^[139]，但在两宋时代火葬却日益流行^[140]，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化人亭”、“化人场”、“潵骨池”等专门的火葬场所，今天在福建泉州、南安、四川成都、湖北襄樊等地都有宋代火葬墓的考古发现，官方禁令沦为一纸空文^[141]。

金元时代随着盛行火葬的边疆民族的涌入、佛教在下层民众中的流行，加之政府缺乏有力的约束措施，火葬之风更为炽盛。回溯元代的历史文献，会发现当时火葬的流行程度，远远超过了现代人的想象。曾在元世祖至元十二年到二十八年（1275—1291）期间游历中国的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凭借着一个欧洲人对异教习俗的敏感^[142]，记下了其在中国内地所到之处见到的火葬习俗，其所涉及的地域之广，着实令人惊愕。

表三　《马可波罗行纪》卷2《自大都南行至杭福泉记东海沿岸诸州事》所记沿途火葬风俗

说明：上表《马可波罗行纪》引文，均采自冯承钧译本（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

表中临州以上诸地，虽然具体的地名对音尚难以确定，但从马可·波罗的旅行路线推断，应该是淮河以北的城市，这点当无疑问。《行纪》这些记载的可贵之处在于，元代反映华北地区丧葬风俗的文字材料并不多见，而马可·波罗对自己游历过的有火葬习俗的每个城市，都做了说明；将这些描述串联起来，便可以大致窥见当年火葬在中原地区流行的盛况。从马可·波罗的记载来看，长江以南的火葬之俗似乎没有江北炽盛，例如《行纪》在描述南京、镇江、苏州等江浙城市时，都没有火葬的相关记载。或许元朝初年的情形的确如此，但从元代后期江南文人的描述来看，江浙地区火葬之盛行并不逊于华北。元末闽县人吴海（？—1390）说浙右之俗“凡有丧，措诸水火”，批评此举为“死者恒不爱其身，而生者不知爱其亲也”^[143]。昆山人殷奎（1331—1376）说苏州“于浙水西为地尤下湿，人死不得高原广陇以葬，则相为火柩，以胔沉江流，或薶之烬。人习见以为当然，曾莫之知非也”；殷奎的父亲去世，其祖父援礼土葬，竟然引发众人的指责，“诮者交至”^[144]，足见火葬习俗之深入人心。

在元代，大都和杭州是一南一北两大文化中心，有意思的是，来自东方和西方的异域之客，分别记下了这两座城市的火葬之俗。成书于元末的高丽汉语教科书《朴通事》^[145]，有一段关于大都丧葬礼俗的对话：

（曹大亡殁，二邻人对话）“黑夜道场里，你有来么？”

“我有来。为头儿门外前放一个卓儿，上头放坐一尊佛像。明点灯烛，摆诸般茶果等味。请佛入到殡前，吹锣打钹，擂鼓撞磬，念经念佛，直念到明……”（后略）

“尸首实葬了那怎的？”

“烧人场里烧着，寺里寄着里。”

“咳！苦哉苦哉！置下千百口，临死独自当。三寸气在千般有，一日无常万事休”。^[146]

“尸首实葬了那怎的”一句，在《朴通事》稍后的版本中作“实葬了呢，还是火葬的？”^[147]可知“实葬”就是于火葬相对的土葬。这位高丽人“苦哉，苦哉”的感慨，大概多半是为曹大火化的消息而发。大都的火葬习俗竟然能够成为高丽汉语教科书中的内容，足见其流行程度非同一般。马可·波罗游历杭州后，也记下了这座南宋旧都的丧葬习俗，其中对火化仪式的描写颇为细致：

人死则焚其尸。设有死者，其亲友服大丧，衣麻，携数种乐器行于尸后，在偶像前做丧歌。及至焚尸之所，取纸制之马匹甲胄金帛等物并尸共焚之。据称死者在彼世获有诸物，所作之乐，及对偶像所唱之歌，死者在彼世亦得闻之，而偶像且往贺之也。^[148]

马可·波罗游历杭州时，上距南宋之亡仅仅十余年；从《行纪》的这段记载，也可以大概推想南宋时杭州火葬的兴盛。南宋政府也曾发布过火葬禁令，但作为一国“首善之区”的杭州尚且如此，南宋治下其他地区的情形可以想象；清初尤为关注民俗的顾炎武（1613—1682），曾经愤愤地谓南宋诸陵遭番僧杨琏真伽盗掘，乃是不能禁火葬的报应^[149]。

元代火葬流行的原因非常复杂，佛教火葬习惯（荼毗）的影响显然是最主要的^[150]。从以上记载来看，火化时往往伴随着佛教的仪式，火化后也有人厝骨于寺院，马可·波罗就根据自己的观察把火葬和“偶像教”联系起来。温州平阳儒士史伯璇（1299—1354）对火葬的批评，很可以代表正统儒家士人的看法，其在《上宪司陈言时事书》中对火葬产生与流行的原因作了剖析，并从儒家“孝道”出发，强烈要求当局禁绝：

古之死者无不葬，惟弑父与君之贼，则焚其尸而扬其灰也。今则孝子慈孙待其祖考，亦以焚尸扬灰为常事，不知律有“斵棺见尸者经死”之条。今则斵其父祖之棺而焚之，官亦不加之罪，人亦恬不为怪，悖灭人伦，败坏风教，莫此为甚。……推其所自，乃出于西方远国之俗，非诸夏声名文物之邦所当行也。往往自佛法流入中国之后，遂导中国之人行之耳。（后论崇佛祈福之说，略）财力既殚于佛事，于是有当葬而无力可葬，乃以吾亲之尸，付车薪之火者矣。辗转相效，习以为常，而名之曰“火葬”，其不孝不慈可谓甚矣。……愚欲及此圣明之时，严火葬之禁，且并禁其修崇佛事者。庶使士庶之家，得移其修崇佛事之资，以为经营坟墓之费，盖恢恢乎其有余用也。（后论阴阳术士之害，略）如是，则千载迷误可以渐革，顾不伟哉！^[151]

按照史氏的意见，“焚尸扬灰”本是对罪大恶极者的惩罚，今天却被子孙用在先人身上，这是受了佛教的误导。火葬本系“西方远国之俗”，随着佛教的传入而流播中国。佛教（甚至道教）倡导天堂地狱与死后祈福诸说，蛊惑信徒大作法事以求冥福；丧家资财竭尽之后无力营葬，只有将死者付之一炬。上述议论很能反映当时儒家士大夫的普遍意见，闽县理学信徒吴海即将火葬称作“夷礼”——这里的“夷”当是对佛教的传统蔑称，并在族规里要求“丧事随力厚薄，不得用夷礼焚化”，否则“大不孝，后虽有悔，终不能及”^[152]。至正十七年（1357），江阴名医蒋国光死，其友王行（1331—1395）因病未能经理其丧，“及起往奠之，其家已用浮屠言，燔君柩而沉其骸矣，行大悲恨，然不可奈也”^[153]，这个例子同样显示了佛教对火葬的影响。史氏在批评中也约略提到了火葬流行在经济方面的原因。一般认为火葬的方式较土葬廉价，适合无力营葬的下层民众，宋代火葬的流行甚至被当作土地占有不均的一个例证^[154]。但经济原因显然不是最主要的因素，从宋元人的记载及考古发现来看，火葬也一样可以办得很奢侈，而且社会上层之家也不乏采用火葬者。至正二十二年，陈基（1314—1370）之侄死后“属时用兵，又暑炽甚，用是不免于水火”，火化后寄骨于慈济僧庐；至正二十六年，戴良（1317—1383）之妾李氏死，“亡后三日，用浮屠火法，厝于吴东门外，函其骨葬灭度桥水裔”；^[155]至正二十七年，徐达兵困苏州，城破前两月，张士诚驸马潘元绍的七名姬妾同时自缢，“乃殓其尸焚之，以其骸瘗于后圃，合为一冢”。^[156]陈基和戴良是元季著名文人，都曾入张士诚幕府，而潘元绍为张士诚手下高官（浙江行省左丞相），他们在亲人亡后实行火葬显然不是出于经济原因，只能是因为信仰问题或者风气移人、未能免俗。(www.xing528.com)

除了佛教的因素，元朝是多民族风俗融合的时代，火葬的炽盛，也不排除流行火葬的边疆民族涌入内地对汉族造成的影响。中国北方的契丹、女真以及西南少数民族都有火葬之俗^[157]，迄今为止已经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火葬墓。入主中原的蒙古族，也有实行火葬者，郑思肖谓蒙古葬俗：“及荼毗，刀断手足肢体为三四段，刀破搅腹肠，使无滞恋之魂”。^[158]在各族群混居共处的情况下，这类丧葬习俗不可能不对汉族产生影响。元初中都（即后来的大都，今北京）汉族民众当中流行火葬，“父母之丧，例皆焚烧，以为当然”，著名汉族文臣王恽（1228—1304）就认为这是受了契丹风习的影响，“契勘（火葬）系契丹遗风，其在汉民，断不可训”，要求政府加以禁止^[159]。

在汉族文臣的建议下，元初曾对是否应当禁绝火葬展开过讨论。至元十五年（1278），北京路（即大宁路^[160]）同知高朝奏称“北京路百姓父母身死，往往置于柴薪之上，以火焚之”，认为此举“实灭人伦，有乖丧礼”，请求政府申禁。然而礼部讨论后却认为，“四方之民，风俗不一”，如果一概禁绝反而不妥。最终议定的结果是，只有“土著汉人”的火葬“拟合禁止”，而其余从军应役人员以及“远方客旅、诸色目人许从本俗，不须禁约”——这是元代“因俗而治”政策的具体表现，治国不以“一风俗”为追求，这是元代迥异于之前的汉族王朝之处。元政府同时规定，如果贫民无力购置墓地，“听于官荒地内埋了”，无人安葬者“官为埋瘗”，希望借助这些措施来消除汉族中火葬习俗^[161]。不过从上引元人的记载来看，这项政令最终也仅是一纸空文，炽盛的火葬之风并未因之收敛。

汉族地区火葬习俗的逐渐消歇，开始于明初。洪武三年，明太祖命各地设立义冢，以革火葬之风。《明太祖实录》记其事云：

（洪武三年六月）辛巳，令民间立义冢。上谕礼部臣曰：“古者圣王治天下，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于朽骨。近世狃于胡俗，死者或以火焚之，而投其骨于水。孝子慈孙，于心何忍，伤恩败俗，莫此为甚。其禁止之。若贫无地者，所在官司择近城宽闲地为义冢，俾之葬埋。或有宦游远方、不能归葬者，官给力费以归之。”^[162]

明太祖提到的古代圣王“掩骼埋胔之令”，见于《礼记·月令》篇^[163]。明初的葬俗改革也是以“复古”为旗帜，“古先圣王”恩及枯骨的德政，成了明太祖直接效法的对象。从《实录》的上述记载来看，禁革火葬的决定似乎完全出乎明太祖的“圣心独断”，但实际上禁令背后有着文臣儒士们的推动。《实录》出于塑造“圣君”形象的需要，多将明初“圣政”归美于明太祖一人，背后真正的决策者与推动者反而隐没不彰^[164]。有意思的是，被明太祖斥为“伤恩败俗”的“胡俗”火葬，在明朝建国之前，同样也被朱元璋集团采纳。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攻克金陵，元朝守臣福寿（？—1356）自杀殉国，军士俞本（1331—1402后）的《纪事录》记下了当时对福寿后事的处理：

（至正十六年三月）初十日，上亲克建康，元守臣大夫福寿刎死。上命棺殓，焚瘗之，命工绘像，附于晋忠臣卞壸庙，岁致祭焉。^[165]

且不论是出于何种目的，明太祖对忠于故主的元代贞烈之臣，的确是极为敬重的。元末战殁九江的元江州总管李黼（1298—1352）、与陈友谅作战失利而举家赴难的著名忠烈余阙（1303—1358），明太祖都曾下令立祠祭祀^[166]。福寿殉国而死，朱元璋将其附祭于晋忠臣卞壸庙^[167]，这无疑是对福寿忠节的一种褒崇——在洪武二年鸡鸣山功臣庙修成之前，卞壸庙一直是崇祀为朱明战死的高级将领的场所，韦德成（？—1356）、胡大海（？—1362）等名将殁后即曾于此塑像奉祀^[168]。由此来看，福寿死后朱元璋命人“焚瘗”，只是一种丧葬从俗的举措，其中并不带有惩罚的意味。直到明朝开国前一年（吴元年，1367），割据苏州的张士诚被俘后受杖而死，朱元璋仍命人将其“焚瘗于石头城”^[169]。这些事例说明在开国之前，朱元璋政权也曾随俗采用民间流行的火葬之法，并未以之为非。按照明人黄瑜的记载，明太祖下令禁革火葬，乃是受了著名儒臣陶安（1315—1371）的影响：

圣祖尝与学士陶安登南京城楼，闻焚尸之气，恶之。安曰：“古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于枯骨。近世狃于胡俗，或焚之而投骨于水，孝子慈孙于心何忍，伤恩败俗莫此为甚。”上曰：“此王道之言也。”自是，王师所临，见枯骸必掩埋之而后去。（后述洪武三年火葬之禁，略）刑部著之律令。斯法也，我圣祖可谓体天地之仁矣。^[170]

陶安当涂人，至正初举江浙乡试，元季曾任金陵明道书院山长。至正十五年，明太祖渡江克太平，陶安与耆儒李习“首谒军门，敷陈王道”，朱明开国时的一系列礼乐制作，“命安为总裁”，“诸仪率多陶安所裁定。”^[171]陶安建议明太祖禁止火葬一事虽未见于正史，但明太祖前后对待火葬的态度截然相反，这种转变必定有外部因素促成之。火葬禁令的出台，乃是受了儒臣的推动，这点应该是可以肯定的。

太祖治国“礼”、“法”并重，明律当中不乏援礼入法的规条。黄瑜说洪武三年发布的禁止火葬的规定“刑部著之律令”，此言不虚。《大明律》卷12“丧葬”条云：据此则实行火葬不仅违礼，而且违法；即便是遵从先人意愿将遗体火化，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只有对亡殁远方无力归葬者，法律才网开一面^[172]。明律当中有不少内容渊源于唐律，但将禁止焚尸正式纂为律条，却是明律首创^[173]，以后清律相沿不改。唐律中有与明律此条内容近似的“残害死尸”一条，但其立法的用意却迥然有别。《唐律疏议》卷18：

凡有丧之家，必须依礼安葬。若惑于风水及托故停柩在家、经年暴露不葬者，杖八十。其从尊长遗言，将尸体烧化及弃置水中者，杖一百。卑幼并减二等。若亡殁远方，子孙不能归葬而烧化者，听从其便。^[174]

诸残害死尸（原注：谓焚烧、肢解之类）、及弃尸水中者，各减斗杀罪一等……弃而不失及髡发若伤者，又各减一等……（律尾原注：皆谓意在于恶者）。

唐律对残害死尸的量刑甚重，竟至于比照斗杀律定罪。不过，唐律对何谓“残害”，有着清楚的界定，即“意在于恶者”，也即出于恶意毁坏死者遗体的。《唐律疏议》对此进一步解释说，“如无恶心，谓若愿自焚尸，或遗言水葬、及远道尸柩将骨还乡之类，并不坐。”^[175]也就是说，唐律禁止的只是对尸体的恶意毁坏，依照风俗火化死者并不在禁限之内。这显然有别于明律中的火葬厉禁。

有意思的是，明律不仅增加了禁止火葬的条文，而且还改变了沿自元代的法律术语。《元典章》、《通制条格》等元代法律典籍当中，常见“烧埋银”一词。所谓“烧埋银”，是指在人命案件当中，肇事者除刑事责任之外附带承担的民事赔偿，专门用于支付受害者的安葬费用。这是元代所创立的制度，明清两代沿用不改^[176]。按一般的理解，从字面意思来看，“烧埋银”当即火化和埋葬死者所需的银两。不过有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按照方龄贵先生的解释，“烧者，烧化纸钱冥器之类……所谓烧埋银，指的是用于烧化纸钱冥器及安葬之费”，其主要依据是“（火葬）尸首在化人场烧化后，即将骨殖撒入潵骨池，并不入土”，“烧尸与埋葬并不可得而并。”^[177]实际上宋元时代火化后对遗骨的处理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撒入潵骨池或江河之中水葬，如戴良之妾；另一种是入土埋葬^[178]，今天考古发现的为数不少的辽宋金元时代的火葬墓，都属于后一类型。前面提到的福寿、张士诚，均是火化后埋瘗；元末永嘉人项止堂卒于杭州，其子“以道梗不能奉柩归葬，遂遵治命，火化于郭外之七宝山”，若干年后“始克函骨卜瘗于余姚某乡之原”，也是入土安葬^[179]。由此看来，“烧、埋”的对象应当都指死者而言。而且值得玩味的是，在禁火葬之前的洪武元年颁行的《大明令》中，仍然有“烧埋银”一词，《大明令·刑令》规定“凡杀人偿命者，征烧埋银一十两”^[180]；然而在洪武三十年定本《大明律》里，“烧埋银”却被替换成了“埋葬银”^[181]。一般来说，“术语”都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对人命案件附带民事赔偿的制度，确立于元并为后代所遵用，但其表达术语却由元代“烧埋银”变成了明清的“埋葬银”。这种术语变更最可能的原因，应该是“烧埋银”一词与明律禁火葬的规定产生了直接的矛盾。虽然在民间口语里仍然存在^[182]，但在明清两代的法典当中，“烧埋银”已经被“埋葬银”取代；词语变化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元明丧葬制度的变迁。

洪武三年火葬禁令颁行之后，在地方儒士的支持下，很快对丧葬活动产生了影响。洪武七年，在刑部任职的昆山人余员（生卒年不详）父母亡殁，治丧者“殆用火”，余员本乡的两位朋友“援制令为员沮众议”。在“制令”与习俗的较量中，法令最终占了上风，亡者“得免于水火”^[183]。不过，作为一项根深蒂固的全国性风俗，火葬之风的消歇，是在国家、地方官员士绅与宗族的通力配合下，采取种种措施、花费了相当长时间才逐渐实现的。虽然火葬未能在汉族地区彻底根除（出于宗教信仰、经济考虑等种种因素，直到清代，火葬遗俗仍在江南某些地区零星存在^[184]），但是，和元代火葬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贫富，“自焚尸沉骨之俗成，虽缨弁之家亦靡然从之，鱼烂河决，不可救药”^[185]的炽盛情形相比，明代中后期的火葬之风显然已经大为收敛。清初长洲人朱董祥（生卒年不详）说，“焚尸之事世俗虽有，然皆出于市井仆隶，稍有知者必不为也”^[186]，上层之家已鲜有行之者，流行的地域也大为缩减^[187]。这是明代上下各方力量通力配合的结果。在明代方志里，禁革火葬常常作为地方官的善政加载史册^[188]；明代退职士大夫与地方儒士发起的乡约等“善俗运动”，对推广儒家丧葬礼仪表现出极高的热情，其中也不乏宣传禁革火葬者^[189]。明太祖颁行的火葬禁令虽然在明初未竟全功，它却为后来的地方礼俗改革提供了政策基础与权威性支持。实际上不止是火葬，某种意义上说，明代中后期层出不穷的各种善俗运动，虽然其领导者日渐下移，但其赖以存在的思想资源与制度基础，却是奠定于明初^[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