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儒家的观念，男女婚合乃是“人伦之始”，在华夏礼仪体系中，婚礼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礼记·昏义》说：“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6]将旨在“合两姓之好”、繁衍宗族后裔的婚礼，视为人类社会一切伦理的源头和所有礼仪的根本。早在先秦时代，华夏民族上层阶级的婚姻就已经确立了一套固定的原则和程序，《仪礼》对当时“士”阶层的婚礼仪节有极其精细的记载，而《礼记》又对婚礼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以及各种仪式背后的“义”，作了详尽的解释。这些儒家经典中的相关内容，构成了后世王朝规范婚姻礼典的制度凭据和思想资源。及至宋代，司马光（1019—1086）、朱熹（1130—1200）等一批具有强烈社会关怀的思想家，通过修纂《书仪》、《家礼》等由儒家经典改编而来的礼仪指南，希望将原本“不下于庶人”的礼仪普及到庶民社会，以此来齐整风俗。
在北方经历了两个半世纪、南方经历了九十余年的北族统治之后，明初开国所面对的是“夷夏”混融、驳杂不一各种民间礼俗。与前代的宋以及之后的明朝迥然不同的是，在风俗乃至法律上，元代政府奉行的是南北异制、各从本俗的统治原则[7]，并不试图以某种单一的意识形态规范全国，这无疑为各民族习俗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宽松的环境。中国北方地区在被蒙古征服之前，已经经历了金代一个世纪的统治，汉族的婚俗中已经融入了不少女真成分。例如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户部请求革去的汉人婚礼中的“拜门”仪式，就属于女真风俗：
契勘人伦之道，婚姻为大。即今聘财筵会已有定制外，据拜门一节，未曾奉覆。照得国朝蒙古婚聘，并自来典故内，俱无如此体例，此系女真风俗，其汉人往往效学，习以成风，徒费男家钱物，致起争讼，甚非礼制。若令革去，似为便当。[8](www.xing528.com)
根据宋人洪浩的记载，“拜门”原本是女真人婚前向女方家庭致送财物、两族联欢的一种仪式[9]。但到元初时，汉人也受其影响“习以成风”；由于耗费的资财数额浩大，容易引起夫族与妻族的纠纷，户部请求将此仪节革去。需要注意的是，元政府禁革拜门之俗，并不是出于“同风俗”的考虑，而是为了减少狱讼纷争这一非常实际的目的。虽两宋时代曾在中南方地区推行过不少加强文化同一性建设的举措[10]，但入元后南北交往频仍，南方汉族的婚俗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外来族群的影响（详后）。
明在统一全国之后以“用夏变夷”为口号，对各项社会风俗进行整顿，试图依据儒家伦理，重新构建社会生活的同一性。明政府对民间婚俗的规范，在建国之初就已开始。洪武元年颁行的《大明令》规定“凡民间嫁娶，并依朱文公《家礼》”[11]，稍后政府颁布的士庶婚礼仪节，即以《家礼》为框架稍作增损[12]。在正面引导的同时，明初对宋元以来遗留的婚礼“弊俗”，通过律令、榜文等形式严加禁止。本部分将以洪武时期对前代婚礼“弊俗”的清理为主要内容，探讨明初如何通过社会礼俗改造，将儒家伦理带入民众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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