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道僧侣号称“方外之士”，但在实际社会生活里，向来难以逃脱政治的牢笼。在明太祖看来，佛道二教和士农工商一样，也是百姓的一种职业；上古时代的“四民”，到佛教传入、道教兴起之后，就变成了“六民”[211]。僧侣既属于“民”，自然要接受国家的约束；而在元末宗教动乱平歇不久的背景下，对佛教和道教的清整亦势在必然。
作为清理释道两教的一项重要内容，洪武十五年，明政府颁布了新的僧侣服饰规范：
凡僧有三，曰禅、曰讲、曰教。禅僧茶褐常服，青条玉色袈裟；讲僧玉色常服，深红条浅红袈裟；教僧皂常服，黑条浅红袈裟。僧官皆如之。惟僧录司官袈裟缘纹及环皆饰以金。道士常服青，法服、朝衣皆用赤色。道官亦如之。惟道录司官法服、朝衣缘纹饰金。[212](www.xing528.com)
基于元末的教训，新规范对佛教僧人的约束尤为严格。所谓“禅、讲、教”，是明政府为便于控制而对佛教群体进行的重新划分[213]：“禅”即禅宗；“讲僧”以发明经典奥义为主旨，涵括了天台、华严、法相诸宗；而“教僧”（也称“瑜伽僧”）专以应承民间法事为职责，是唯一获准与世俗社会有深入接触的僧人群体。三类僧人服色各不相同，并且不准混居，“禅者禅、讲者讲、瑜伽者瑜伽，各承宗派，集众为寺”[214]。
明初对僧侣服饰的规范，不单为了划分佛教内部派别，更重要的是为了凸显僧侣作为职业宗教人员的身份，借以厘清僧俗之间的界限。如果回溯清整释道的整个过程，这点便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元末大动荡以宗教反乱拉开帷幕，明朝开国后虽屡次申禁“师巫邪术”，但以白莲教、弥勒教为号召的叛乱活动仍时有发生[215]。僧俗混杂容易催生秘密宗教组织，因此清理释道的核心内容，便是彻底厘清僧俗界限，清除两者之间的灰色群体（诸如介于道俗之间的“火居道人”、“善友”等）。洪武二十四年发布的清理释道令，只准僧侣于大寺观中容身，“毋杂处于外与民相混，违者治以重罪，亲故相隐者流”[216]；僧人若不入丛林，“仍前私有眷属，潜住民间，被人告发到官，或官府拿住，必枭首以示众，容隐窝藏者，流三千里。”[217]佛教中除“教僧”可以承办民间法事外，其余禅讲二宗“不许散居，及入市村”，连外出化缘亦在禁止之列[218]。民间斋醮祈禳等事，也只准由职业僧侣，按颁降科仪举行，“民有效瑜珈教称为‘善友’，假张真人名私造符箓者，皆治以重罪。”[219]上述种种规定，根本目的在于严格区别僧侣与世俗民众的身份与职责：由国家控制的僧侣，是宗教活动唯一合法主持者，世俗民众不能越俎代庖；而作为专职宗教人员，僧侣只许专注教内事务，不得参与世俗生活。这种严格的身份区分，意在切断宗教与世俗社会的暧昧关系，清除秘密宗教滋生的空间。明初对僧侣服饰的厘定，与上述措施是同一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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