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元入明，四民中地位变化最大的是士阶层。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家一直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作为候补官僚的儒士，高居四民之首。元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儒学与政治权力脱钩的特殊时期，儒士地位也随之一落千丈。虽然“九儒、十丐”的说法有所夸张，但儒士地位低下却是不争的事实[185]。
元代仕宦最看重族群与“根脚”。由于缺乏煊赫的家族军功背景，身为被征服者的汉人、南人，多数只能以胥吏入仕，“有志禄仕者，苟非藉世胄之资，其不由刀笔发身，则不能以达。”[186]“左儒右吏”是元代政治的特色，元人蒋易如此描述儒者在此种政治环境下的尴尬与窘困：
吏术既用，大者列台省，小者佐州县，为世所贵，人争习之，睹儒冠则姗笑而嫚易。老师宿儒，缄口结舌，屏迹荒闲之野，袖手寂寞之滨，歌唐虞、诵周孔，槁项黄馘，至死不变。畯髦英彦，追逐世好，以成就功名，孰有过而问者。[187]
这类牢骚不平之语，在元人文字中俯拾即是。元初陆文圭（1252—1336）感慨说，身为儒者，“武夫豪卒诋诃其前，庸胥俗吏姗侮于其后”，以致“儒其服者，例遭讪辱”[188]。元末色目儒士余阙，亦云“小夫贱吏，亦皆以儒为嗤诋”[189]。
元明易代为近世思想文化史带来的一项深远影响，是儒学恢复了其在国家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儒士重新回到政治舞台的中央。明初实行“黜吏用儒”的选官政策，“大用诸儒，参错布列于中外，武健善用法者，弗与也”[190]，彻底改变元代倚吏为政的做法。儒学与国家权力的再度结合，使士人地位获得了大幅提升。明太祖即明确指出“四民之中，士最为贵”，原因在于其能“读圣贤之书、明圣贤之道，出为君用”[191]。(www.xing528.com)
随着“以吏治国”到“黜吏用儒”的政策转变，士人衣冠在明初也得到政府重视。洪武前期儒生衣巾和吏员接近，在贬抑胥吏的政治氛围下，明太祖觉察出士人冠服的不妥，遂于洪武二十四年下令复位生员巾服样式：图十九选自历史画《王琼事迹图册》之《云程祖道》，描绘的是王琼（1459—1532）赶赴省城参加乡试的情景。主人公此时的身份是秀才，衣着反映了明代中期生员服饰的样式。除了襕衫衣缘由皂色改为青色外，其余巾帽样式一准洪武定制。
定生员巾服之制。襕衫，用玉色绢布为之，宽袖皂缘，皂绦，软巾垂带。上以学校为国储材，而士子巾服无异吏胥，宜有以甄别之。命工部制式以进。上亲视，必求典雅，凡三易其制始定。由是士子衣冠绰有古风焉。[192]
明太祖在士人冠服上费了不少心思，“凡三易其制始定”，而且曾“亲服试之”，据说穿过的衣样，明末尚藏于内府[193]。和古代冕服包含道德劝诫意味一样，明初设计的这套士人冠服，也蕴含了丰富的道德涵义。按照吕坤的解释，生员和官员一样服团领衣，是“以官望士，贵之也”；襕衫玉色，意谓士人“比德于玉”；四周青色的衣边，“欲其规言矩行，范围于道义之中而不敢过也”；丝绦象征礼法，“欲其制节谨度收敛于礼法之内而不敢纵”；而儒巾“倒过来看，隐然是一‘民’字”，含有“朝廷养士，本在安民”之意[194]。在一套冠服中寄寓如此众多的道德期待与约束，正显示了当时高涨的道德革新热情。
为了突出士人预备官僚的身份，明初特别注意对生员和平民的服饰加以区隔。前文已经提到，洪武二十三年制定官民衣衫尺寸标准时，儒生的衣长与袖宽，与文官同在一个等级（参看前文表三）；洪武二十六年申明靴禁，特别规定“儒士生员”和“教读《大诰》师生”可以和文武官吏一体穿靴[195]。按照礼制，服饰器物方面“上可以兼下”，但为防止与常人混淆，明初规定生员不得随意穿用一般平民服饰。洪武二十年颁布的国子监学规，要求“诸生衣巾，务要遵依朝廷制度，不许穿戴常人巾服，与众混淆”[196]。同样的，士人衣冠没有功名的平民更不能随便穿用，这在明清时代也成为一条基本衣着准则[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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