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士人很早就观察到，除式样不同外，蒙汉服饰的另一个明显区别，是蒙古人的衣装上下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差异，不像传统汉族社会里那样等级分明。南宋出使蒙廷的彭大雅，就提到蒙古衣服“旧以毡毳革，新以纻丝金线，色以红紫绀绿，文以日月龙凤，无贵贱等差”[106]。在汉族服饰制度里，红紫乃是品官服色，而日、月、龙、凤更是只有皇帝才能使用的衣服纹饰。这是蒙古族在草原时期的情况。元初郑思肖描述其在江南所见的蒙古风俗说：“虏主、虏吏、虏民，僧道男女，上下尊卑，礼节服色一体无别。”[107]因为遗民身份，郑思肖很多关于蒙古习俗的描述的真实性，往往让人怀疑。男女衣冠有别，这在汉族观念里是天经地义的常理；上述蒙古男女“服色一体无别”的说法，很像是胜国遗民对新朝的诋丑。然而郑思肖的记载，并非凭空捏造。1246—1247年间出使蒙古的意大利传教士柏朗嘉宾（Jean de Plan Carpin，1182—1252）也提到：“（蒙古人）无论是男还是女，他们的服装都根据同一式样而裁缝”；又云：“妙龄少女和青年妇女则很难与男子相区别，因为他们的穿戴衣着与男子同出一辙。”[108]有意思的是，这种女作男装的形象，在元墓出土的陶俑当中也有发现（图十四），可证郑氏说法不诬。郑思肖所说的蒙古帝王、官吏和庶民之间服饰无别，亦非夸张之谈。兴起于草原的蒙古民族，并没有发展出一套细密的用以区分社会等级的服饰体系。大部分蒙古冠服，其式样都是上下一体通用，较少有专供某一社会级别穿着的服装样式[109]。以冠帽为例，元代帝后画像中元世祖、世祖皇后所戴的后檐帽和罟罟冠[110]，在洞耳村元墓汉族墓主人夫妇的画像中也可以看到（图四）；而元文宗所戴的钹笠[111]，在元代人物图像中更为普遍。赤峰元宝山元墓壁画《出猎图》中的墓主及其随从，都头戴同种形制的笠帽（图十六）。上述几种帝王冠帽，与民众佩戴的样式基本一致，区别只在于装饰的奢华程度。蒙古统治者并没有用服饰来区别君臣上下的意识。元代君主在举行内廷大宴（“诈马宴”）时，“预宴者的服装从皇帝到卫士、乐工都是同样的颜色”[112]，所有参与者统一穿着“质孙”服。君臣服色混淆无别，这在汉族士人的礼仪观念中恰是大忌。元代官员的公服样式，一直要到仁宗延祐元年（1314）才最终厘定[113]，此时蒙古统治汉地已八十年。《辍耕录》称元代妇女礼服，“无贵贱皆如之，服章但有金素之别耳”[114]，式样尊卑一致，只在纹饰上有所差别。唐宋以来为区别官员与庶民妻母服饰而发展起来的精密的命妇冠服体系，在元代也基本被废弃[115]。
蒙古统治者采纳汉法之后，也曾零星地发布一些服饰禁令，然而都是针对某个具体事项，并不成体系。元代较为系统的服色等第规定，迟至延祐元年（1314）方才颁布，其内容疏略[116]，实际社会约束力甚微。在儒家士大夫看来属于“僭越逾等”的服饰习俗，在社会上流行起来。元世祖时，东平布衣儒士赵天麟曾在上策中痛陈民间服饰器用僭越无等：
山节藻棁、复室重檐，黻绣偏［编］诸[117]、肩绘日月，皆古天子宫室衣服之制也。今市井富民、臧获贱类，皆敢居之服之，此臣所以惜之也。臣又按车马者，古之命物也……今市井之家往往以骖服驾车而乘之，与士大夫无异，此臣所以惜之也。臣又按，上自省台、下及州府吏人，前世皆因黛色以别之。今犹阙焉，出入公庭，与庶人无异，此臣所以惜之也。臣又按僧尼道士之服，自有其宜。今此等或不遵本教，杂混常俗，以致风化遂伤，伦流难辨，此臣所以惜之也。……伏望陛下略从前古，用御方今。凡房室车马之类，明立节制。截自令下之后，并不得干冒僭越，凡僭制在令前者，随即改之。[118]
富民僭用帝王居室衣服、车马之制与士大夫无异，吏员、僧道服饰与庶民混杂无别，这是赵天麟看到的元初北方地区的情形。造成民间服色混乱的原因，赵天麟认为是政令不明。他呼吁政府明立禁条，以“杜僭越之门、绝觊觎之望，定后民之心志、塞奢侈之渊源”。浙江开化人郑介夫[119]，对此也有类似感受。大德七年（1303），郑氏向元廷献《太平策》，专门提及服色淆乱的问题：(www.xing528.com)
古者定服色，所以明贵贱、陈卑高。今衣冠一体，贵贱不分，服色混淆，尊卑无别。如绣金龙凤，帝服也，而百官庶人皆得服之。明珠碧钿，后饰也，而闾阎下贱皆能效之。若驺从厮役囊有一金者，便可乘肥衣轻。虽德行道艺，瓶无储粟者，亦甘于徒步敝缊。如主奴出，先与后之分耳。或联行并辔，不辨谁主谁奴。官吏杂处，坐与立之殊耳。或闲居促席，不知孰官孰吏。上下无等，冠履倒置，此风甚为不美。[120]
郑介夫在文中描述的“衣冠一体、贵贱不分”的现象，今天仍能得到许多元代图像的印证。例如赤峰元宝山元墓男墓主与侍者（图十五）、三眼井元墓《出猎归来图》中的墓主与从者（图十六），服饰基本相同；除了“坐与立之殊”和骑马出行“先与后之分”，单从衣装上的确难以辨别“谁主谁奴”。服饰上的一体无别，混淆了尊卑贵贱之间本应清晰的身份界限，在恪守礼制的儒家士大夫看来，是对社会秩序的严重威胁。郑介夫建议定立衣冠等级，“以九品之官，定为九等；士农工商僧道，定为六等；下而臧获，定为一等”。每个人都依据自己的身份穿衣戴帽，“使服饰各安于分限，富贵不得而僭逾”。有趣的是，郑介夫提出的这套方案，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反响，其真正得以实现却是在元明易代之后。明太祖强力推行的服饰改革，其基本宗旨和内容，与郑介夫的建议若合符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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