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元年二月壬子，即位仅三十八天的明太祖他务未遑，首先通令全国衣冠“复古”：
诏复衣冠如唐制。初，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变易中国之制。士庶咸辫发椎髻[49]，深檐［襜］胡帽［俗］[50]，衣服则为袴褶窄袖及辫线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无复中国衣冠之旧。甚者易其姓字为“胡名”，习胡语。俗化既久，恬不知怪。上久厌之。至是，悉命复衣冠如唐制。士民皆束发于顶。官则乌纱帽，圆领袍，束带黑靴。士庶则服四带巾，杂色盘领衣，不得用黄玄。乐工冠青卍字顶巾，系红绿帛带。士庶妻首饰许用银镀金，耳珠用金珠，钏镯用银，服浅色团衫，用纻丝绫罗
绢。其乐妓则戴明角冠，皂禙子，不许与庶民妻同。不得服两截“胡服”，其辫发椎髻、“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斟酌损益，皆断自圣心。于是百有余年胡俗，悉复中国之旧矣。[51]
洪武元年服饰改革，高标革除“胡俗”、恢复“中国衣冠之旧”的旗号。不过，明初的衣冠复古是有限度的，只以恢复唐宋旧俗为目标，在衣冠形制上并不追求只存在于经典之中、缺乏现实基础的纯粹的“汉制”[52]。按照当时人的说法，以唐代冠服作为新朝典范，是因“陋胡人旄头之制、草场简便之风”，而“特慕唐朝尊重之俗”，希望借此引导天下士人“尊德义、重礼让”，以“共成复古之盛”[53]。然而作为样板的唐代衣冠，理学宗师朱熹已经指出其文化血统不纯。例如诏书中作为官员公服的圆领袍（朱熹称为“上领公服”，唐、宋、元三代皆以之为公服），朱熹就认为其“非先王之法服”，而是“五胡”之末传入中国的“夷狄之服”；即便不是纯粹的“胡服”，其中至少杂有“五胡之制”[54]。明初制定服制的儒士大夫对此未必不知，但从唐代以来便已如此，连朱熹也承认“以其便于事而不能改”，明初也不得不对现实做出妥协。明初“胡服”禁革，清理的主要是北宋以后女真、蒙古习俗对汉族服饰的影响。下文试从发式、巾帽和衣裳三个方面，对此进行分析。
发式
按照汉族传统，男子幼年时在头上两侧束发为两结，称为“总角”（如图二童子）；到一定年龄后，束发于头顶正中，举行冠礼仪式，以示成年。而且出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孝道观念，头发不能随便剪除。而北方草原民族自古就有削发、辫发的习俗[55]。发式的差异构成了游牧民族与汉族的重要区别特征，早在南北朝时期，南方汉族就因发式之别，讥称北人为“索虏”[56]。宋代以来相继兴起的女真、蒙古等族皆薙发垂辫，与汉族迥异。
关于蒙古人的发式，宋人记之颇详。曾经奉使草原的赵珙，在《蒙鞑备录》中称蒙古人：
上至成吉思汗，下及国人，皆剃婆焦，如中国小儿留三搭头，在囟门者稍长则剪之，在两下者总小角垂于肩上。[57]
元初南宋遗民郑思肖，对此有更加详细的说明：
鞑主剃三搭辫发，顶笠穿靴……云“三搭”者，环剃去顶上一弯头发，留当前发，剪短散垂，却析两旁发，垂绾两髻，悬加左右肩膀衣袄上，曰“不狼儿”，言左右垂髻，碍于回视，不能狼顾。或合辫为一，直拖垂衣背。[58]
郑氏所描述的这两种发式，在现今发现的蒙元时期（1206—1368）的墓室壁画、书籍插画以及陶俑中，都较为常见，可以作为元代文物断代的标志性特征。例如，陕西蒲城洞耳村元墓壁画与福建将乐元墓室壁画中的男众（图三、四、五），留“不狼儿”发式、双髻垂肩[59]；而《事林广记》插图中玩打双陆游戏的男子（图六，前左）、重庆巫山元墓壁画男子（图七）以及西安潘家庄元墓出土的男俑（图八），则将余发合辫为一，拖于背后[60]。当然，元人薙发、辫发的样式很多，并不仅限于这两种，元代文献《净发须知》记载当时的发式名目云：
按大元体例，世图改变，别有数名。还有一答头、二答头、三答头、一字额、大开门、花钵蕉、大圆额、小圆额、银锭、打索绾角儿、打辫绾角儿、三川钵浪、七川钵浪、川着练槌儿。还那个打头，那个打底；花钵蕉打头，七川波浪打底；大开门打头，三川钵浪打底；小圆额打头，打索绾角儿打底；银锭样打头，打辫儿打底；一字额打头，练槌儿打底。[61]
上述种种发式，除“钵浪”、“打辫”几类外，许多今天已经难以确考其具体样式。河南焦作元墓出土的砖雕乐舞俑，展现了多种髡发式样，可惜难以和文献记载的名目一一对应[62]。
在汉族传统观念里，毁伤发肤是一种不孝的行为，髡发甚至曾是一种示辱的刑罚。但在元代，仿效蒙古风俗削发垂髻，却在汉族人中颇为流行。和前面提到的江西制置使黄万石一样，许多降元的南宋官吏，也都主动改换蒙古发式。周密《癸辛杂识》有一个讽刺故事：南宋末年曾唯等六人附庸清流，时称“六君子”；及至元军南下，六人“相继卖降”，民间为联语嘲之曰：“开庆六君子，至元三搭头”[63]。入元之后，上至官员、下至庶民，辫发垂髻是普遍现象。明初叶子奇回忆元代发式说“其发或辫，或打沙练椎，庶民则椎髻”[64]。至正十五年（1355）朱元璋计取和州，也令手下士兵“垂髻左衽”，化装成元方友军[65]。即使江南儒生，也多有辫发者。元末张士诚有养士之名，时人所作讽刺“张吴王米虫儿”（“米虫”系儒士之谑称[66]）的小令，有“皂罗辫儿紧扎梢，头戴方檐帽”[67]之句，足证辫发是元代士人中的常见装束，也可证明前文引述的王袆、方孝孺有关元代江南儒士多“辫发短衣”、“辫发椎髻”的描述，并非夸张虚造。
洪武元年服饰复古诏，要求恢复汉族传统发式，“士民皆束发于顶”。为申严“华夷”之别，明初发式禁令极其严格，某些与蒙古式样相近的发式因之受到牵连。《南京刑部志》录有洪武二十五年榜文：
洪武二十五年九月十九日，为礼制事，榜文一款：内使剃一搭头。如有官民之家儿童剃留一搭头者，阉割，全家迁发边远充军。剃头之人，不分老幼，罪同。[68]
“一搭头”之名见于上引《净发须知》所列举的元代发式名目，但南宋人赵珙在描述蒙古“婆焦”样式时，特以“如中国小儿留三搭头”作比，似乎说明“一搭头”是古已有之的汉族儿童发式。这种发式剃光头发，只留额前一朵，和蒙古髡发式样相类（图九）应该是其被禁止的原因。榜文中允许“内使”也即内廷宦官剃一搭头，并非是给予宦官特权，而是一种贱辱的表示。明初宦官不少来自前元旧宫，族群复杂，有相当部分是蒙古、色目、女真、高丽等非汉族人氏[69]。鉴于汉唐两代的酷烈宦祸，明太祖对宦官防范较严，只让其承担宫廷力役，而禁止其过问政事[70]。命令内使保留此种发式，当是为了显示其“贱虏”的身份。
元代的髡发辫发习俗，在明初被重新定义为“夷狄”的身份象征。例如在宫廷宴享时所用的、象征四夷宾服的《抚安四夷之舞》中，扮演东夷的舞生“椎髻于后”，而扮演北狄的舞者则“戴单于冠，貂鼠皮檐，双垂髻”[71]。经历了明初的“胡服”清整，发式再次成为“华夷”在仪表上的区别，“辫椎”成为塞北民族的代称[72]。
巾帽
《实录》将“深檐”认定为“胡帽”的特征，这与草原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生活习俗有关。虽然传统汉族冠帽中也有宽檐的斗笠，但一般只作外出时遮阳或避雨之用，不用作常服。但游牧民族长年在野外纵马驰逐，可以遮沙蔽日的深檐帽，便成了每日生活之需。《元史》载有忽必烈皇后察必改进帽式的故事：(www.xing528.com)
胡帽旧无前檐，帝因射日色炫目，以语后，后即益前檐。帝大喜，遂命为式。[73]
元代图像中常见的后檐帽（图三舞者、图四男墓主、图八男俑所戴），可能就是较早的没有前檐的旧式“胡帽”。明初叶子奇回忆元代的习俗说：“官民皆戴（带）帽，其檐或圆，或前圆后方”，[74]叶氏提到的这两种帽子在甘肃漳县元汪世显墓中有实物出土[75]，都以边檐宽大为特征。尤其是圆檐钹笠（图六左后仆从、图七男子所戴），在元代人物图像中最为普遍。除去钹笠，元代常见的四角笠子[76]（图三弹火不思男子、图五右侧男子所戴、图六左后男仆所持），也以深檐为特征；前引元末小令所描述的士人穿戴“头戴方檐帽”，应该即是这种帽式（参看图十中的书生）。
《事林广记》称笠子“古者虽出于外国，今世俗皆顶之”，帽子“亦本于外国……今世俗通用”[77]。根据图像材料来看，从帝王官僚到士庶军人，后檐帽、钹笠和四角笠子在元代各个群体中都很流行[78]。而在明初禁革“胡服”之后，四角笠子连同后檐帽，在明代图像中基本消失了；而从钹笠演化来的“大帽”，仅在监生、举人两类特定人群中得以保留[79]。
洪武元年诏令规定官员戴乌纱帽，士庶“服四带巾”。四带巾，《大明集礼》作“四角巾”[80]，宋时名为“四脚幞头”，沈括形容其样式说：“幞头，一谓四脚，乃四带也。二带系脑后垂之，二带反系头上，令曲折附顶。”[81]可能因为在女真人建立的金朝，四带巾也曾作为庶民的常服[82]，不足为新朝典制，洪武三年二月，明太祖下令复位士庶巾帽样式：
（洪武三年二月甲子）命制四方平定巾式，颁行天下。初，上既即位，更定制度，凡官民男女衣冠服饰，悉复中国之制。至是，又以士民所服四带巾未尽善，复制四方平定巾颁行天下，令士人吏民咸如式制服之。[83]
自此之后，四方平定巾成为明代士庶的衣冠典制[84]。为清除蒙古冠帽的影响，洪武二十二年和二十四年，明太祖先后两次“申严巾帽之禁”[85]，其中洪武二十二年规定：
凡文武官除本等纱帽外，遇雨许戴雨帽，公差外出许戴帽子，入城不许；其公差人员出外者亦如之……乡村农夫许戴斗笠、蒲笠，出入市井不禁，不亲农业者不许。[86]
禁令对何人、何时、何地可以戴雨帽、帽子、斗笠这类细事都清楚地加以限定，今天读来似乎琐碎得可笑，而且让人莫名所以。除了维持服饰等级秩序的需要外，考虑到明初革除“胡服”的背景，发布这项禁令的原因，恐怕也是出于对“胡俗”死灰复燃的防范，因为雨帽、斗笠以及公差外出所戴的帽子，皆边檐宽大，有近胜国遗风。明初对禁革“胡服”之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衣裳
洪武元年衣冠复古诏提到的男性“胡服”，有“辫线腰褶”和“袴褶窄袖”诸类。“辫线腰褶”指的是蒙古服饰腰线袍和辫线袄[87]，为了使袍服贴身，便于骑射活动，蒙古袍多在腰间打纵向细褶，并附加腰线。曾经出使蒙古的宋人徐霆，对此有详细描述：
（蒙古袍）腰间密密打作细褶，不计其数。若深衣止十二幅，鞑人褶多尔。又用红紫帛捻成线，横在腰上，谓之腰线。盖欲马上腰围紧束突出，彩艳好看。[88]
山西右玉宝宁寺水陆画[89]中带弓者所著（图十一右侧），即与徐霆的描述完全一致。虽然腰线袍、辫线袄原是一种蒙古装束，但在汉人中也颇为流行。陕西蒲城洞耳村蒙古时期墓葬的男墓主，所穿即为左衽腰线袍（图四）[90]。该墓男主人张按答不花（Altan Buqa，汉语“金牛”之意）“系宣德州人”，宣德州即今河北宣化，从乡贯以及汉姓蒙名的命名方式来看，墓主是典型的“胡化”汉人[91]。高丽时代汉语教科书《老乞大》里，也有对商店出售“裁帛腰线、红腰线袄子”以及大户浪荡子弟穿着“白罗红腰线袄子”的描绘[92]。这些都反映了元代各族服饰混融，服饰流行并不以族群为界限。《实录》提到的“袴褶”，根据王世贞在《觚不觚录》中的描述，是一种与腰线袍相近的服装[93]。在洪武元年的服饰改革中，除辫线袄因为便于运动而在皇帝亲从服饰中有所保留外[94]，上述服饰都被禁止，通令官员着圆领袍、士庶礼服穿盘领衣（图十二）。此外，属于“两截胡服”范围内的对襟衣（图十一最左男子所著），洪武二十六年亦“禁官民步卒人等”穿用，因其便于乘马，“唯骑士许服”[95]。
明初服饰改革对女性衣裳也格外关注。洪武五年发布的《劝兴礼俗诏》，特别要求中书省讨论民间妇女的服饰之制，以期革除胡俗、恢复古典：
曩因中国衣冠狃于胡俗，已尝考定品官命服冠服及士庶衣冠，通行中外，俱有定制。惟民间妇女首饰衣服，尚循旧习，宜令中书省集议冠服定制，颁行遵守，务复古典，以革近俗。[96]
诏书指出汉族女性服饰受“胡风”影响的主要表现，是“窄袖短衣”。袖子的宽窄和衣衫的长短，是“胡汉”服饰的显著差别，传统汉服无论男女都是广袖长衣。洪武二十三年明太祖见朝臣所着之衣“日就短窄，有乖古制”，曾对官员士庶各阶层袖、衣的宽狭长短作过具体的尺寸规定（详后）。窄袖短衣的女子，在元代图像中颇为常见。洞耳村元墓壁画中的侍女（图四，最右）和元代王世英墓出土的女俑（图十三），都上着窄袖短衣、下服裙裳，其通身衣着以腰部为中线，明显分为上下两截，这应该就是禁令提到的“两截胡服”。诏令规定民间妇女以团衫为礼服，其样式“大袖交领，衣长至足”[97]。洪武元年十一月制定命妇冠服时，再次重申“诸命妇私居服、并八品九品未命之妇，并用团衫系腰，不许仍用胡俗，服两截短衣”[98]。直到二十多年后，明廷还在为消除女性服饰中的北族遗风，不断采取措施：
（洪武二十三年正月）赐公侯以下及文武命妇冠服钞。先是，上命更定文武官命妇冠服之制，颁行天下，以革胡俗。至是，尚虑其有不能自备者，故赐之钞，使自制。[99]
明初官员俸禄较低，命妇冠服华丽，造价不菲。明太祖担心官员家庭无力置办，所以特命颁给“冠服钞”，以期达到一新“胡俗”的目的。
经过洪武朝的“胡服”清整，女真、蒙古服饰对汉族日常衣着的影响开始逐渐消退[100]。元代常见的髡发垂辫、戴四角笠子或后檐帽的人物形象，在明代的图像材料中基本消失（这些成为今天元代文物断代的典型特征[101]）；男性左衽服饰，在明代也消失不见。元代“胡汉”混融的衣裳冠履，现在被描绘出了清晰的界限：束发于顶、戴四方平定巾、穿着盘领衣，此为“华制”；辫发椎髻、深檐胡帽、窄袖短衣，则是迥异于“中国衣冠”的狄风，服饰重新成了辨别族群的文化符号。一个迥异于汉族礼仪传统，穿着“胡服”、遵从“胡俗”的“胡元”形象，被清楚地刻画和凸显出来。服饰复古改革，成为朱明政权接续“中国古先王之统”的有力象征。在强调“攘夷”的儒家思想传统里，这无疑有助于明太祖取得政权正统与合法性支持。明初即有文臣以“复中国之衣冠”、“一洗胡俗、民皆复古”，以此作为朱明立国“远过于汉唐”的证明[102]。而明初在“复古”旗帜下建起来的“大明衣冠”，到明清鼎革之后，更成为遗民心中故国文物典制的象征[103]。不过，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即便在明初当政者的观念里，“元制”也并不完全等同于“胡俗”，并非所有元代的衣着习惯均被禁止。例如，明初所定官员公服样式，便基本与元制相同（元代盘领公服又系延续宋制）[104]；元代即已出现、明代非常流行的“六合一统帽”，在洪武时期也未被认定为“胡俗”。无人能够彻底割断历史，历史中的“变化”，永远是“延续”中的变化；与自然延续的传统相比，那些被人为改变的东西，蕴含了更深的历史意味。服饰史研究不能仅看到元明相承袭的一面，而忽略其差异；亦不可因某些金元残俗存在，而否定明初“胡服”禁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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