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政权合法性的论证

面对因士人的不合作态度而造成的政权认困境，为立国寻求合法性支持、塑造新政权的正统形象，成为当政者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为此，明太祖主要采取了两方面的对策：首先是主动靠近正统士大夫的政治立场，以他们的观念为标准，重新塑造和诠释朱明集团在元末起家的历史——与有“妖寇”恶名的红巾武装划清界限，并且尽量消解与士人心中“正统”元政权的对立——这是在陷入合法性困境之下，明太祖不得不向士大夫阶层做出的让步。其次是在“复中国之旧”的旗帜下，通过各种“复古”改革来接续“古先帝王之统”，塑造一个符合儒家意识形态的正统国家、并反衬一个作为“异类”的“胡元”，以此为元明易代建立合法性基础。

1.由“从乱”到“戡乱”：对元季历史的诠释与曲讳

在士大夫普遍缺乏“夷夏”观念、唯知尊奉忠君之义的思想背景下，明太祖依靠红巾武装反元起家的这段历史，自然无法得到正统士大夫的认可，这成为他们认同明政权最为严重的障碍。前文提到的儒士夏伯启叔侄，因认为明太祖“取天下非其道”，而用断指自残的方式拒绝出仕的故事，已经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尽快改变自己在世人心中的叛逆僭伪形象，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为此，明廷必须以士大夫的意识形态为坐标、以改窜历史为手段，小心翼翼地重新定位自身与被士大夫视为“妖寇”的红巾武装以及被士人奉为正统的蒙古政权的关系。限于文章篇幅，下面仅举一例。

至正十五年六月，朱元璋率部由采石渡江，南下开辟自己的势力范围，在朱氏集团成长的过程中，这是极其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明初官修《元史》对此有如下记载：

是月，大明皇帝起兵，自和州渡江，取太平路。自红巾妖寇倡乱之后，南北郡县多陷没，故大明从而取之。^[116]

这两句话代表了明初官方对朱元璋部与红巾势力及元廷三方关系的定位，十分值得玩味。这段简洁的叙述里蕴含了丰富的涵义：首先，“红巾妖寇”是元末士大夫对各地红巾武装的蔑称，《元史》采用这一称呼，显示官方在看待元末之乱的问题上，已经向士大夫的立场妥协。其次，明初史官在重塑元末的历史时，已经为明太祖隐讳出身，将其超拔于“红巾妖寇”之外——事实是，朱元璋渡江之时，其身份正是北方“红巾妖寇”韩林儿政权任命的左副元帅，而且直到至正二十六年韩林儿溺死长江之前，朱元璋部在名义上一直都奉龙凤政权为正朔。第三，“南北郡县多陷没，故大明从而取之”，这和明太祖宣称的“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117]如出一辙，意图在于淡化朱氏武装集团的“反叛”性质而将其塑造成“戡乱者”的形象；而然它却掩盖了一个基本事实：不仅后来的中原地区，作为朱元璋老根据地的应天、太平、镇江、宁国和广德“兴王五府”，都是取自元人，而非其他红巾派系之手。明代开国之后的诸多做法，譬如编造太祖投军乃系神启的神话^[118]、掩盖朱氏与韩宋红巾政权的关系、强调元亡乃因“天运”使然^[119]等，目的决不仅仅是为了神化皇权或者消泯明太祖曾为人下的历史，更重要、也是更迫切的，是为替明政权洗脱士大夫眼中最为严重的罪名——“叛逆”。元明之际的士大夫，很少关心“夷夏之辨”却坚执“君臣大义”，这使得一切反元活动都丧失了合法性；明初对元季历史的曲讳，更多的是在这种“造反无理”的窘境下，对士大夫立场的妥协与屈从。

2.“复中国之旧”：礼仪复古与政治合法性构建

钱穆曾谓元明之际的士人大多昧于“春秋大义”，如果单纯作为一个事实判断，这个说法无疑是正确的。在《春秋》理论体系里，“尊王”本来与“攘夷”并重，而且某些情况下，对族群文化的认同（“华夷之辨”），要优先于对一姓政权的忠诚（“君臣之义”），管仲因有“攘夷”之功而未受背主事仇的苛责，顾炎武强调“亡天下”要甚于“亡国”，原因皆在于此。然而元季士大夫所看重的仅仅是“君臣之义”，这是造成明初政权认同危机的一个深刻的思想根源；如果能够唤起士人的“夷夏”意识，以统治族群变更为表征的元明易代，将在儒家意识形态里获得巨大的合法性支持。

实际上元季南北徐、韩两系红巾武装起事之时，都曾以“驱胡”这类带有明显族群革命色彩的口号作为号召，不过在当时士大夫中未能引起普遍的响应。朱氏集团在江南开疆拓土之初，其主要面对的是元朝势力，因此也曾一度沿用这些带有“夷夏”色彩的口号（以上内容参看本书附录）。不过，随着南方地区尽入汉族群雄掌握，各地汉族武装势力开始彼此吞并，这些反元口号渐渐失其用武之地。直到江南平定、出师北伐之时，明军又重新打出“恢复中华”的旗帜，试图在此基础上确立讨元战争的正当性。洪武元年明军平定齐鲁，大将军徐达敦促引疾在乡的元国子祭酒、衍圣公孔克坚（1316—1370）赴金陵面见新君，孔克坚推病不往。明太祖怀疑孔氏不凯南来，是执着于士大夫的正统立场，看不起自己的草莽出身。本年三月，明太祖在致孔克坚的信中，如此为北伐的合法性辩护：

胡元入主中国，蔑弃礼教，彝伦攸，天实厌之，以丧其师。朕率中土之士，奉天逐胡，以安中夏，以复先王之旧，虽起自布衣，实承古先帝王之统。且古人起布衣而称帝者，汉之高祖也，天命所在，人孰能违之。^[120]

这封书信诏谕的对象，是被认为传衍孔子血脉、象征中国文化正统的“衍圣公”，其意义非同一般。明太祖声言，北伐是“奉天逐胡”之举，目的是为了安定“中夏”、“复先王之旧”；自己虽然是以布衣身份起兵，但却凭借着族群与“逐胡”功业，承继了“古先帝王之统”。不难看出，通过祭出“用夏变夷”的大旗，朱明政权可以在儒家意识形态当中，顺利地找到正当性支持。明代开国之后，对前朝“胡俗”的严厉禁革，其着眼点就在于此。

在中国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各个征服王朝当中，元代的汉化程度甚浅，“元处华夏，实非华夏之仪，所以九十三年之治，华风沦没，彝道倾颓”^[121]，社会生活中遗留的各类“胡俗”，为明初以“用夏变夷”为口号的改革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国家层面的“礼制”以及民众生活当中的“礼俗”，是区别族群文化的重要特征，明初当政者对此极为重视，洪武时期的三十年里，对此不断地进行规范和清整。明人俞汝楫《礼部志稿》谓：

我朝一代之礼，皆繇圣祖创定。……考其时所最先成者，曰《大明集礼》……自后十余年间，则有曰《国朝礼制》、曰《稽古定制》、曰《国朝制作》、曰《大礼要议》、曰《皇明礼制》、曰《礼仪定式》、曰《大明礼制》、曰《洪武礼制》、曰《礼制集要》、曰《礼制节文》、曰《太常集礼》、曰《孝慈録》。其不专于礼，而礼政居多者，曰《皇明祖训》、曰《大诰》、曰《大明令》、曰《教民榜文》、曰《诸司职掌》。典礼之盛，彻今古、通幽明，极天地、和上下，优优大哉，不可以加矣！^[122]

开国之初百废待举之时，如此大规模地致力于修举礼制、清整礼俗，在中国历史上是甚为少见的。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活动是在元明统治族群发生变更的背景下，在“复古先王之政”、“复中国之旧”的旗号下进行的。除了整顿元季以来混乱的社会秩序，它还至少带有三重意义。首先，明初这些礼仪改革，都以儒家意识形态作为指导，意在模塑出一个符合儒家政治理想的社会形态，这为明政权奠定了合法性与正统性的根基。其次，通过清整原本“胡汉”杂糅的民间礼俗，民众心中消泯已久的“华夷”界限，将会被重新刻画出来；明廷在塑造自身正统形象的同时，也将通过强烈的文化对比，陪衬出一个作为他者与异类的“胡元”，这对唤起汉族士人的族群观念、建立他们对新政权的认同，具有重要意义。第三，明初礼俗改革中相当多的内容，是在响应元代以来儒家士大夫的呼声，易于引起士人的共鸣，这对鼓舞士人的政治热情，对将游离于政治之外的士人吸纳到政权当中，也会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制礼作乐”虽然看似是王朝开国的惯常之举，然而在严峻的政权认同与合法性危机之下，明初当政者对此有着甚为急迫的需求；而礼仪（礼俗）改革本身，也肩负了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特殊功能。这些内容，将在本书以下各章里逐次展开。

【注释】

[1]关于元末朱元璋与韩宋红巾政权的关系，参看吴晗：《朱元璋传》第二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55—92页；以及李新峰：《朱元璋任职考》，收入朱鸿林编：《明太祖的治国理念及其实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本文的研究指出，“从至正十二年任九夫长，到至正二十四年称吴王，朱元璋一直都是红军的官员”。

[2]参看钱穆：《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续篇》，收入《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钱穆先生这两篇文章以宋濂、刘基、高启、苏伯衡、贝琼、胡翰、戴良、方孝孺、杨维桢、赵汸、叶子奇十一家文集为基础，抛开近代民族主义重新兴起之后建立的历史想象，重新回溯元明之际的文化背景，对明初士人的心理状态做了深入阐发。钱氏对明初士人心态的观察非常深刻，虽然某些具体结论存在进一步探讨的余地，但这两篇论文为元明之际政治文化的考察，提示了一个深刻的视角。

[3]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2“明初文人多不仕”条，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41页。赵氏认为，这是明初重典驭吏背景下文人的避祸之举。赵翼没有整体考察元明时代的士风，其解释并不充分。

[4]对于元明之际极为盛行的隐逸风尚，学界还没有太多深入研究。相关的研究论文可以参看彭茵：《元末江南文人避世风尚论略》，载《江海学刊》2006年第6期；王恩俊：《隐士与明初政治》，载《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及拙作《山林之乐与仕宦之忧：〈玉笥集〉与元明之际士人的隐逸心态》，载《复旦学报》2009年第5期。

[5]Frederick W.Mote，“Confucion Eremitism in the Yuan Period”，in Arthur F.Wright ed.，The Confucian Persuas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0），pp.202－240.

[6]“遗民”这一概念内涵有广有狭，研究者各有不同的定义［相关讨论参看王成勉：《再论明末士人的抉择——近二十年的研究与创新》中“遗民的定义”一节，收入《全球化下明史研究之新视野论文集》（一），台湾东吴大学2007年版］。本文将王朝易代之后，出于对特定政权或族群的忠贞，而拒绝出仕新朝或者拒绝认同新朝者，称作遗民。赵园指出，“遗民”和“逸民”在清代之前区分并不严格，到明清之际才有严格的辨析，归庄谓“凡怀道抱德不用于世者，皆谓之逸民；而遗民则退在兴废之际，以为此前朝之所遗也”（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8页）。本文所称的“逸民”，指那些因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如倾心于道家的安闲自由）而主动疏远政治的人。遗民和逸民都以不仕为共同表征，但遗民的出现，缘于王朝易代后政治环境的改变；而逸民不仕，则是一种主动的价值选择，与王朝易代无关。当然，“逸民”和“遗民”无法进行完全的分割，例如某些在元代就已经选择不仕的逸民，在元明易代后也可能染上遗民情绪。

[7]前文收入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上册，中华书局2007年版；后文载《台大历史学报》第32期（2003年12月）。

[8]参看郑克晟：《元末的江南士人与社会》，载《南开史学》1989年第1期。

[9]对元代族群歧视与压迫政策的详细研究，参看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

[10]元末红巾起义，白莲教发挥了极大的宣传鼓动作用，韩、徐两系红巾军都与之有密切渊源，杨讷先生所撰《元代白莲教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对此有缜密研究。另外，自吴晗《明教与大明帝国》一文发表以来，人们多以为元末红巾起事与明教有某种关联，杨讷先生在书中已经指出这是对史料的误读。

[11]赵汸：《汪同传》，程敏政辑：《皇明文衡》卷58，《四部丛刊》本，第1—7页。

[12]揭汯：《陈子上先生墓志铭》，陈高撰、郑立于点校：《不系舟渔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90页。

[13]陈高：《贞妇辞》，陈高撰、郑立于点校：《不系舟渔集》卷9，第98页。

[14]揭汯：《陈子上先生墓志铭》，《不系舟渔集》附录，第190页。

[15]苏伯衡：《序》、《跋陈子上书》，陈高撰、郑立于点校：《不系舟渔集》，第1、192页。

[16]《明太祖实录》卷6，中研院史语所校印本，第75页；卷7，第80页。

[17]《明史》卷173，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312页；苏伯衡：《故九灵先生戴公墓志铭》，《四部丛刊》本《九灵山房集》后附。戴良北投扩廓的经历，魏青《戴良生平行踪考论》有详细考述，收入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编：《中国传统文化与元代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20—422页。

[18]丁鹤年：《奉寄九灵先生四首》，丁生俊：《丁鹤年诗辑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9页。

[19]苏伯衡：《故九灵先生戴公墓志铭》，《四部丛刊》本《九灵山房集》后附。

[20]顾嗣立：《元诗选》癸集下，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938页。

[21]杨学可：《明氏实录》，收入《四库存目丛书》史部第159册，第9页。

[22]朱元璋：《祭平章李思齐文》，收入钱伯城主编：《全明文》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69页。

[23]《明太祖实录》卷110，第1833—1836页。

[24]杨维桢：《韦骨鲠》，钱谦益《列朝诗集》甲集前编卷7上，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80页。

[25]戴良：《袁廷玉传》，《九灵山房集》卷27，第20页。

[26]戴良：《祭揭秘监文》，《九灵山房集》卷20，第21页。

[27]《明太祖实录》卷146，第2291—2292页。明初有遗民倾向的士人，并不以典教为失节。这与元代儒学教官的性质有关。元代训导等低级教官，似乎并不像典章里说的有政府发给的“俸禄”可食。南方地方儒学的维持，靠是南宋遗留的学田，温州儒学“师生廪膳皆系乎（学田）岁收”，而开化儒学学田不足，“延师以训导者，皆资诸生”。北方学校境况更差，滑县儒学竟然靠发放“子贷钱”牟利维持；邹平儒学没有学田，不得不“拘农家子弟，裹粮庠舍，厚进束修，以故农家父兄，往往不愿子弟受学，至有讼于上府”（以上分别参看孙以忠：《温州路儒学记》、鲁贞：《开化益学田记》、王承式：《滑州增广学田记》、张临：《买学田记》，分见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50册、第159页，第49册、362页，第47册、359页，第47册，79页）。在地方儒学任教，未必“食禄”，教师也未必有官方身份。洪武初年，“训导无常禄，犹儒生衣巾”（杜琼：《王半轩传》，《半轩集》附录，收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1册，第468页），既无固定的薪资，也没有正式的官服，大概就是元制的孑遗。明初有些士人虽然不愿出仕，但对担任学校教职却不拒绝，原因可能即在于此。

[28]王逢：《焦德乙郎哀辞》，《梧溪集》卷6，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03页。

[29]钱谦益：《列朝诗集》甲集前编第十，第666、668、674页。

[30]黄枢：《故徽州路婺源州同知金公行状》，《后圃先生存集》卷4，收入《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6册，第564页。

[31]《释登西台恸哭记》刘夏跋，《白石山房逸稿》卷2，收入《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6册，第208页。刘氏称元明易代“廓天地之正气、洗日月之重昏，雪诸夏之积愤、仇胡王之见辱”，感叹谢翱未能目睹这一由“夷”入“夏”的历史转变。

[32]《释登西台恸哭记》吴沉跋，《白石山房逸稿》卷2，《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6册，第205页。

[33]《释登西台恸哭记》刘永之跋，《白石山房逸稿》卷2，《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6册，第205页。

[34]参看林丽月：《明初的察举（1368—1398）》，载《明史研究专刊》第2期。

[35]展龙：《明洪武时期征荐制度考论》，载《史学月刊》2009年第8期。本数据为文中各表数字相加而得。

[36]弘治《抚州府志》卷20《制科》，收入《天一阁藏明代方志续刊》第47册，第379—388页。

[37]《明太祖实录》卷145、第2281页，卷148、第2330页。

[38]《明太祖实录》卷206，第3078页。

[39]李祁：《和王子让》，《云阳李先生文集》卷2，收入《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6册，第197页。

[40]关于郑玉的事例，参看刘祥光：《从徽州文人的隐与仕看元末明初的忠节与隐逸》，载《大陆杂志》第94卷第1期。

[41]马玉麟：《丁末遗墨》、佚名：《东皋先生传》，《东皋先生诗集》卷5，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1324册，第473、474页。

[42]苏伯衡：《故元翰林侍讲学士陈公墓表》，《苏平仲集》卷13，《四部丛刊》本，第18页。

[43]吴海：《元故资政大夫江南诸道行御史台侍御史韩公权厝志》，《全元文》第54册，第274页。

[44]吴海：《故前将乐县典史林君墓志铭》，《全元文》第54册，第281页。

[45]钟纪：《赠一斋进士》，顾嗣立：《元诗选》癸集，第1158页。

[46]如丁鹤年《兀兀》：“望乡薄暮凭西日，去国中宵礼北辰”，《自咏》：“悲歌舞罢龙泉剑，独立苍溟望北辰”，分见《丁鹤年诗辑注》第79、257页；王翰《次子中韵》：“夜来独上高楼望，剑气苍茫北斗边”，《友石山人遗集》（不分卷），国家图书馆藏清钞本。

[47]吴海：《与使者书》、《与秦景容书》、《投郑彦斌书》，《全元文》第54册，第153—156页。

[48]《大诰三编》第十《秀才剁指》，收入《全明文》第1册，第702页。

[49]谈迁：《枣林杂俎》智集“保越录”条，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页。谈氏云“山阴祁彪佳有其书，常熟钱谦益录之，改帝号，非复旧本”。今本《保越录》（《丛书集成初编》影印十万卷楼丛书本）称朱军为“大军”，上下文意扞格，显经后人改篡。

[50]直至洪武五年，北元政府仍称明军为“红贼”。图一取自北元军事文书《宣光二年甘肃等处行中书省亦集乃分省咨文》（收入《俄藏黑水城文献》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09页；完整释文见同书第6册，第26页），文中的“红贼冯都督”，所指即明军大将、后来进封宋国公的冯胜（？—1395）。

[51]朱元璋：《大诰三编》第十《秀才剁指》，《全明文》第1册，第703页。

[52]危德华：《军中谣五首》，钱熙彦：《元诗选补遗》，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968页。

[53]参看萧启庆：《元明之际士人的多元政治抉择：以各族进士文中心》，第113页。

[54]萧岐：《义象传》，《萧氏世集》，收入《四库存目丛书补编》第99册，第679—680页。按，这则“义象”故事，是明初不少诗文赞咏的内容，隐喻的也都是类似主题。福清人林鸿撰有《义象行》，中云“嗟尔食禄人，不若饭豆刍。象何洁，尔何污，天子垂衣治万世，俾全象德行天诛。呜呼象兮古所无，呜呼象兮古所无！”对仕明“贰臣”极尽讽刺。（林鸿：《鸣盛集》卷3，收入《四库全书》第1231册，第48页。）稗史甚至将这头忠心不二的“义象”和屈节仕明的文人危素联系在一起，编排出一个讽刺降臣的故事，见《尧山堂外记》卷80，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1195册，第21页。(www.xing528.com)

[55]周是修：《正固先生萧君行述》，《萧氏世集》，第642—648页。

[56]苏伯衡：《代翰林院劝进表》，《苏平仲文集》卷2，《四部丛刊》本，第7页。

[57]苏伯衡：《跋陈子上书》，《不系舟渔集》，第191—192页。

[58]《苏平仲文集》卷首《四部丛刊》本。

[59]关于“晋征士陶潜”在后世的象征意义，参看赖松伟：《从和陶诗文看元明间儒生之仕隐观念》，载香港大学中文系编：《明清史集刊》第2卷（1986—1988）。

[60]以上参看王逢《俭德堂怀寄》组诗，《梧溪集》卷5，第286、288页。王逢是元遗民中对新朝讨伐最为激烈者，其遗民心态参看李军：《诗旌忠孝节义鬼，头白终师鲁仲连——论王逢其人其诗》，载《元代文化与文献研究》第1辑，第201—218页。

[61]钱惟善：《江月松风集》附录，《丛书集成续编》第110册，第399页。

[62]沈梦麟：《挽徐止善先生》，钱熙彦：《元诗选补遗》，第819页。

[63]戴良：《哭汪遁斋二十四韵》，《九灵山房集》卷17，第8页。

[64]贡性之：《墨菊》，顾嗣立：《元诗选》二集下，第1199页。

[65]郭钰：《静思集》卷2，收入《四库全书》第1219册，第173页。

[66]王逢：《即事五首寄桃浦诸故知》，《梧溪集》卷7，第345页。

[67]《四库全书总目》卷168《静思集》提要，第1458页。

[68]王穉登：《清閟阁集序》，倪瓒：《清閟阁集》卷首，收入《丛书集成新编》第110册，第59页。关于倪瓒的晚年出处，参看王颋：《晦缘耗音——倪瓒生卒时及晚年行踪考辨》，收入氏著：《古代文化史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73—380页。

[69]《四库全书总目》卷168《桐山老农文集》提要，第1458页。

[70]钱谦益：《列朝诗集》甲集前编第十，第719页。

[71]左东岭：《高启之死与元明之际文学思潮的转折》，载《文学评论》2006年第3期。

[72]朱同：《舟行分韵诗序》，《覆瓿集》卷4，《四库全书》第1227册，第690页；贝琼：《送国子学正赵伯庸赴永宁尹序》，《清江贝先生集》卷19，第7页上，《四部丛刊》本。

[73]叶子奇：《草木子》卷4下，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3页；对这个故事的解析，参看萧启庆：《元代的儒户：儒士地位演进史上的一章》，《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上册，第383页。

[74]参看姚大力：《蒙古人最初怎样看待儒学》，《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辑刊》第7辑；陈高华：《论窦默》，《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

[75]张帆：《〈退斋记〉与许衡刘因的出处进退——元代儒士境遇心态之一斑》，载《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

[76]有关金代科举制度的研究，可以参看薛瑞兆：《金代科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77]《元史》卷163《张德辉传》，第3823页。

[78]《元史》卷81，第2017页。关于停废科举对士人职业与心态造成的影响，可以参看王瑞来：《科举取消的历史：略论元代士人的心态变化与职业选择》，收入《科举制度的终结与科举学的兴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79]陈得芝：《从“九儒十丐”看元代儒士的地位》，载《蒙元史研究丛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26页。

[80]参看姚大力：《元朝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第三部分《元朝设科取士概况》，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6辑，第42—50页。

[81]傅若金：《送习文质赴辟富州吏序》，《全元文》第49册，第286页。

[82]徐一夔：《送赵乡贡序》，徐永恩校注：《始丰类稿》卷5，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15页。

[83]董复礼：《送童敬初赴都序》，《全元文》第49册，第6页。

[84]余阙：《贡泰父文集序》，《全元文》第49册，第181页。

[85]余阙：《两伍张氏阡表》，《全元文》第49册，第181页。

[86]余阙：《杨君显民诗集序》，《全元文》第49册，第132页。

[87]郑真：《大隐处士传》，《荥阳外史集》卷46，《四库全书》第1234册，第288页。

[88]郑真：《采芝生赞》，《荥阳外史集》卷46，《四库全书》第1234册，第335页。

[89]孙作：《陶先生小传》，《沧螺集》卷4，《丛书集成续编》第111册，第310页。

[90]王先谦：《庄子集解》卷1《逍遥游第一》、《人间世第四》，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41页。

[91]万历《南昌府志》卷18，《中国方志丛书》本。

[92]解缙：《渊静先生小传》，《解学士文集》卷8，国家图书馆藏嘉靖刊本胶片，第10页下。

[93]戴良：《樗庵箴》，《九灵山房集》卷26，第10页下，《四部丛刊》本。

[94]王袆：《樗隐记》，《全元文》第55册，第438页。

[95]宋濂：《跋樗散生传后》，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第1061页。

[96]宋濂：《樗散生传》，《宋濂全集》第1695页。

[97]董纪：《樗散轩为戴彦文》，《西郊笑端集》（不分卷），国家图书馆藏成化刊本胶片，第34页下。

[98]赵汸：《栎轩记》，《全元文》第54册，第340页。

[99]王彝：《栎斋记》，《王常宗集》卷1，国家图书馆藏弘治刊本，第14页上。

[100]《元史》卷196《郑玉传》，第4432页；戴良：《送宋景濂入仙华山为道士序》，《九灵山房集》卷6，第1页上。

[101]参看《全元文》第60册王礼部分目录。

[102]殷奎：《梅隐轩诗序》，《殷强斋先生文集》卷1，国家图书馆藏正统刊本胶片，第13页上。

[103]沈梦麟：《松菊轩记》，《全元文》第51册，第450页。

[104]王袆：《琅琊山人传》，《全元文》第55册，第576页。

[105]朱元璋：《设大官卑职馆阁山林辩》，《全明文》第1册，第219—220页。

[106]朱元璋：《辩答禄异名洛上翁及谬赞》，《全明文》第1册，第221—222页。

[107]朱元璋：《严光论》，《全明文》第1册，第141—142页。

[108]《史记》卷99《叔孙通传》记西汉初兴，叔孙通奉命征召鲁地儒生“共起朝仪”，唯独“鲁有两生不肯行”（第2722页）。“鲁两生”遂成为不愿曲学阿世或不与当权者合作的象征。与西汉初年类似，明代开国之初也曾大规模征召儒士制定礼仪制度、纂修礼乐书籍（相关研究参看罗仲辉：《论明初议礼》，收入王春瑜主编：《明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鲁两生”也便成为诗人笔下的应景典故。

[109]郭钰：《静思集》卷9，《四库全书》第1219册，第235页。

[110]王逢：《俭德堂怀寄》，《梧溪集》卷5，《丛书集成新编》本，第287页。

[111]童冀：《江上雨晴晓望》，《尚䌹斋集》卷3，《四库全书》第1229册，第620页。

[112]朱元璋：《驳韩愈颂伯夷文》，《全明文》第1册，第165页。

[113]朱元璋：《初诏宋讷敕符》，《全明文》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44页。

[114]朱元璋：《敕问文学之士》，《全明文》第1册，第130—140页。

[115]《大诰三编》第十三《苏州人材》，《全明文》第1册，第706页。

[116]《元史》卷44，第925页。

[117]《明太祖实录》卷53，第1046页。

[118]参看朱元璋《记梦》对自己投军前在神前占卜的描述，《全明文》第1册，第178页。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投军的选择，《记梦》与《道德经序》（第188页）、《皇陵碑》（第172页）、《与元主书》（第303页）的描写有很大差异。

[119]最明显的例子，元主庚申君亡殁塞外后，明廷因其当年不战而逃，“知顺天命、退避而去”，谥为“顺帝”，意在强调元明易代并非因为明军的进攻，而是“天命”。

[120]《明太祖实录》卷31，第549页。

[121]朱元璋：《大诰序》，《全明文》第1册，第586页。

[122]俞汝楫：《礼部志稿》卷首，《四库全书》第597册，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