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避世隐逸风气的盛行，达到了出人意料的程度，以“隐”自号的士人，在这一时期的文献中触目皆是，难以枚举。这里仅举一个例子。江西吉安人王礼（1314—1386）元末抵抗红巾失败后退居江西永新，在今天留下的他与当地士人的应酬文字中，有《雪隐记》、《大隐楼记》、《湖山清隐楼记》、《松坪隐记》、《竹林小隐逸记》、《三峰隐居记》、《乐隐堂记》、《石门隐序》、《湖山云隐序》、《赠愚直隐者序》、《赠无诰师归隐序》、《送子芳归隐黄嵎序》、《跋小溪郭氏隐居记后》等[101]，单从这些篇章名目就可以知道，在一个小小的永新地区，自命为“隐士”者是何其之众。不可否认，其中或许有文人故作清高的自我标榜，不过这还是很能反映当时士人的避世心态。有意思的是，元明之际中国士人当中流行的隐逸风尚，还影响到与中国声气相通的高丽。田禄生（1318—1375）、李穑（1328—1396）、朴翊（1332—1398）、郑梦周（1337—1392）和李崇仁（1347—1392），都是高丽末期位高权重的文臣，却分别自号“壄隐”、“牧隐”、“松隐”、“圃隐”和“陶隐”，这也足以反映那个时代以“隐”自尚的士林风气。
这种隐遁避世的风气，甚至一直弥散到明初官场之上，身居高位而心系山林，成为当时官员当中的普遍现象。陕西行省官员俞仲祥入仕后担任“钤制曹务、程校吏文”的繁剧之职，却自号为“梅隐”[102]；福建行省左参议王某，用作为“幽人处士”象征的“松菊”为其居所命名，引发了作为宣化方面的地方大员“讵容逃名于松菊”的质疑[103]。甚至跟随明太祖扫平群雄、“朝夕在天子左右”的安徽人范常，也自号“琅琊山人”，有人问其为何“用隐者之称为称”，他答云：“乡土之念，谁能忘之！”[104]
明太祖对这种风气并非没有觉察。受士大夫中流行的隐逸风尚影响，湖北参政陶凯“自去其爵禄之名，怪称曰‘耐久道人’”，蒙古文臣答禄与权，自号“洛上翁”，这些充溢着山林隐逸之气的名号，引起了明太祖的强烈不满。他专门写了一篇寓言性质的《设大官卑职馆阁山林辩》，文中假设了“昔本山野之士”后被辟为武昌参政的蒙恩（实指陶凯）和内黄县县令沈仁两个人物，蒙恩不顾自己的官员身份，作文必署“耐久道人”之号，而沈仁“凡与人之文，务以‘内黄县令’书于首”。明太祖假借沈仁之口，对“轻君爵而美山野”的蒙恩，进行了严厉的斥责[105]。在他看来，这种贱视官爵之称而以山野之名为美的行为，是对国家政治权威的轻视，据说陶凯因此而获罪。答禄与权仿效汉时注释《老子》的隐者，自号“洛上翁”，明太祖亦批评此为“好奇谲诈”之举[106]。
对于坚卧不起、拒绝与国家合作的山林隐士，明太祖更是心有不悦。明太祖撰有《严光论》，批评东汉初年高卧不起的隐士严子陵为“罪人大者”。这实际上意在借古讽今，舒法对明初士人不乐为国家所用的不满。《严光论》云：
如昔汉之严光，当国家中兴之初，民生凋敝，人才寡少，为君者虑恐德薄才疏，致生民之受患，礼贤之心甚切，是致严光、周党于朝。……聘士于朝，加以显爵，拒而弗受，何侮哉！朕观此等之徒，受君恩罔知所报，禀天地而生，颇钟灵秀，故不济人利物。……朕观当时之罪人，罪人大者，莫过严光、周党之徒，不正忘恩，终无补报，可不恨欤！[107](www.xing528.com)
《严光论》中所云“汉中兴之初，朝无礼法，民尚彷徨”、“民生凋敝，人才寡少”，其实描述的正是明代开国之初所面临的严峻状况；然而在明初“聘士于朝，加以显爵，拒而弗受”的，却不仅仅是一两个严光、周党之类的隐士。单是效法汉初“鲁两生”[108]拒不奉诏的儒士，便不在少数。遗民郭钰辞聘后，作诗说“晋代徒闻三语掾，汉廷何待两生来”[109]；汴梁人钟伯纪“前后征辟并疾辞”，“绝口吴三俊，终身鲁两生”[110]；金华人童冀应诏之后，却深悔“白头竟为征书起，深愧当年鲁两生”[111]。士人这种视入仕为畏途、避之若恐污己的态度，不能不让明太祖恼怒。在明初浓厚的遁世气氛包围下，遗民始祖伯夷、叔齐，也引起明太祖的反感，他所撰《驳韩愈颂伯夷文》，表面批驳韩愈赞美伯夷“过天地、小日月”是文理不通的过誉之辞[112]，内中其实另有弦外之意。
“朕君天下十有三年矣，意野无遗贤，虽夙夜孜孜以求贤，贤何弗至？”[113]在遗民与逸民的冷眼旁观之下，明初对民间贤良的征举，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儒者本来是以治平天下为职志的，然而明初用人之际，士大夫却热衷于“独善其身”，这种普遍的不合作态度，恐怕是明太祖也未能完全预料到的。他曾经专门以此为题目，策问儒士不乐出仕的原因：
朕闻昔之至智者，务志以崇身，专利济以名世，未见独善其身而为智贤者。或曰“时有盛衰，致令贤士大夫观事势而向背，不过向吉背凶而已。”朕尝笑之，孰不知大至智之人，若欲出类拔萃，必犯患涉难，善能平斯二事，则名彰不朽。安有怀大才、抱厚德，视君缺佐，目民受殃，恬然自处者？若必以出非其时而不仕，则仲尼、孟轲居诸侯扰攘之秋，大背于彝伦之序，而仲尼、孟轲周游谒之，朕不知其何心？请为之论。[114]
明太祖举出孔孟奔走于衰乱之世的例子，对“非时不仕”的观点进行反驳，在他看来，为国家服务是儒生的分内之事，是不容推辞的绝对义务。“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是外其教者”，这就是明太祖诛杀不受征辟的苏州儒士姚叔闰、王谔的理由[115]。旷古所无的“士大夫不为君用”律，正是明初政权认同危机之下，士人与国家紧张关系的最生动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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