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逸民”，是指因缺乏政治热情而主动疏远权力、自愿游离于政治之外的士人。由于元代的政治文化环境迥异于传统汉族王朝，这类甘于隐退的士人元代极其众多，他们构成了元明易代之际隐士群体的主流。和遗民不同，逸民在明初隐遁不仕，主要不是出于忠于或者憎恶某个政权的特殊政治立场，而是为了延续他们从元代以来形成的生活方式与价值理念。左东岭教授在对高启等元明之际文学家的研究中，用“旁观者的心态”一词来描述这类士人对于现实政治的态度，可以说至为贴切[71]。明代开国一反元代用人特重族群与根脚、行政唯恃刀笔吏员的治国方式，“罢黜百家，一用纯儒”，时人谓明初“大用诸儒，参错布列于中外，凡武健与善用法者弗与也”[72]。士人置身于政治之外的旁观者立场与明初倚儒为治的迫切需求之间，形成了高度的紧张；用世观念淡漠的山野逸民的大量存在，是明初政权认同问题产生的另一根源。
1.用世理想的沦没：元代社会与士人价值观念的转变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与汉族文化迥异的蒙古色目族群入主华夏，给中国社会从政治到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带来了巨大冲击，其中包括士人心态与价值观念的转变。
汉代以降，儒家思想一直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主流，在此背景之下，接受儒家教育、以修齐治平为理想的“士”，便成了国家候补官员的代名词；“学而优则仕”不仅是经典中的格言，更是汉族社会千百年来一以贯之的政治传统。蒙古人的到来，使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为巨大的文化隔阂，建立在道德原则之上的儒学，很难与蒙古族统治者进行最为基本的对话；像宋代那样以“道统”来制约“政统”，更是元代儒者不可想象的事情。元代君主中热衷“汉法”的忽必烈，直到听了“天的怯里马赤”（长生天的通事，即蒙古人观念里的萨满）这个不伦不类的比喻，才能“理解”孔子是何如人也[73]。后人眼中许多元初入仕的“儒学名臣”，在朝廷中竟是与儒者不相干的另一种身份：耶律楚材（1190—1244），乃是以卜筮之职起家入仕，身份接近于巫觋；在元廷任职的理学家窦默（1195—1280），职责也绝非是“启沃帝心”，其真实身份竟然是针灸大夫[74]。元代前期许衡（1209—1281）和刘因（1249—1293）两位大儒，一位屡仕屡退，一个浅仕辄止，都是缘于儒家传统“得君行道”理想的失落乃至绝望，正如张帆教授指出的，“在游牧民族建立的元王朝，儒家学者尤其会有生不逢时之感”[75]。
对于普通儒士来说，除了蒙军南侵时辗转呻吟于锋镝之下，甚至沦为驱口奴隶的那段悲惨经历，金蒙、宋元王朝易代对他们最为直接的影响，是随着科举的中断，入仕的途径基本被切断了。南宋文治之盛、教育科举之发达已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即便是北方由女真人建立的金朝，经过长期深度汉化，科举取士也已经成为基本的国家铨选制度[76]，后世甚至有“金以儒亡”之说[77]，儒学的兴盛由此也可见一斑。隋代以后历代施行的科举制度，在元代遭受了巨大的挫折。儒学在国家意识形态里不再占据主流地位，当政者主要依据族群与出身选拔官吏，作为传统铨选工具的科举制度被弃置一旁。延祐元年（1314）重开科举，已经是蒙古人入主中原八十年之后的事情，此前的几代儒家知识分子都面临着仕宦路绝的窘境。《元史·选举志》描述科举废弃后士人的生活说：
贡举法废，士无入仕之阶，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78]
元代中期虽然重开科举，然而因为族群与名额的种种限制，“对于解决读书人的出路问题，连‘杯水车薪’也谈不上”[79]，在促进社会阶层流动方面，功能甚为有限。按照制度规定，元代科举和前朝一样三年一行，但每科进士录取名额仅限百人（实际上多不足额录取，平均每科录取数仅七十五人），而且录取名额还要按照族群分配，只占人口少数且因种族出身有先天仕宦优势的蒙古色目族群，和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南人平分秋色，各取五十名[80]。不仅会试如此，乡试的竞争也同样激烈。江南地区素称人文渊薮，江西乡试“就试且数千人，而预贡礼部，南人才二十有二”[81]；江浙“领郡三十二”，而“贡士之额仅二十八人”，杭州路“三年或不能贡一人”[82]。在这种背景下，儒士尤其是汉族士人入仕的空间极其有限。元代后期浙江奉化文人董复礼，曾经感慨当地士人为官者的稀少，称“数十年之内，（奉化）士大夫登朝廷、仕州郡者仅屈指计，较之向时（南宋）之盛，百不及一二”[83]。为儒家知识分子设计的科举入仕道路，元代前半的八十年里废置不行，而延祐以后虽然恢复，但对于绝大多数士人来说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
儒家知识分子向来以“修齐治平”作为自己的追求，多数士人都怀有强烈的入世精神和功业理想。然而元代对于儒学和儒士的压制接近百年之久，几代空怀抱负的士人在入仕无门的绝望中度过一生，这种情形不可能不对士人的心态产生影响。在这种长期的挫折与压抑的状态下，传统儒学中用世有为的事功理想逐渐褪色，原本炽热的政治热情也逐渐淡漠。士人的价值取向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经世济民的入世理想与家国天下的宏大关怀，逐渐地消泯磨灭，知识分子由渴盼出仕，到习惯性地疏离政治、安于隐遁；诗文词赋与山野田园，取代了功名政事，成为士人安身立命的依托。元末的余阙（1303—1358），曾经描述仕途堵塞与元代士风变化的关系：
（元前期罢科举）士大夫有欲进取立功名者，皆强颜色、昏旦往候于门，媚说以妾婢，始得尺寸。此正迂者之所不能为也，因翱翔自放，无所求于人，已而皆无所遇。[84]
元代前期即有士人因为仕宦路绝而“翱翔自放”，士人的用世进取之志在长期的压制下逐渐消解，山野田园而非簪缨仕途，成为他们寄托精神的所在。余阙曾经描绘元代后期淮南士人对田园的怀恋和对科举的冷漠：
（淮南）混一以来，其俗益降，民之贤者安于田亩，其下者则纷趋于末……朝廷设科以诱之，今三十年，民亦少出应诏。[85]
而学术与文风最盛的江南地区，许多士人对科举也同样漠然视之：(www.xing528.com)
延祐中，仁皇初设科目，（南士）亦有所不屑而甘自没溺于山林之间者，不可胜道。[86]
余氏的这些说法可以得到不少文献的印证。浙江余姚人洪梦（？—1361）自号“大隐处士”，元世承平时“世家子弟多以攀附致显荣，处士独慨然曰：‘士岂以爵禄为荣也耶？立身行己，垂裕后昆，斯亦可矣’。”[87]松江人崔大有自号“采芝生”，生当元代太平之时，却甘于隐遁，“却荣华而甘淡泊、舍奔驱而事肥遁，所以自适其适者，无往而不得焉。”[88]这两位太平之世的隐者，代表了元代相当一部分士人的心态，在他们的价值选择中，个人生活的适意、道德世界的完足，远比在爵禄富贵更有意义。传统士人对仕宦的热情和对事功的渴望，在他们心中已经不复存在了。
2.樗栎散木：遁世者的自喻
从元代后期开始，安隐山林田里、主动地疏离政治，就是士人中盛行的风气。元明之际文献中形形色色的山人隐士所散发出来的隐逸气息，正与元代士风一脉相承。著名学者陶宗仪（1329—1409）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友人孙作描述他在元明之际的出处说：
至正间，浙帅泰不华、南台御史丑闾辟举行人、校官，（陶氏）皆不就。未几，太尉淮东张士诚开阃姑苏，数郡之士毕至，其部帅议以军咨屈先生，亦谢不往。入职方，洪武辛亥，诏取天下士。癸丑，命守令举人才，又以病免。
无论元廷还是朱明、不管政权属于正统还是僭伪，对于各路政治势力的举荐，陶氏一概不就。入明后，陶氏继续他的隐逸生活，甘愿以布衣之身老死太平：
艺圃一区，果蔬薯蓣度给宾祭已余，悉种菊。载接溉壅，身自为之。间遇胜日，引觞独酌，歌所自为诗，抚掌大噱，人莫测也。[89]
陶氏的出与处，与外在的政治环境基本没有关系，他在明初的生活，和在元代并无二致。对他来说，隐逸只是元代生活方式在新朝的延续，并不是因为对朱明新政权有何不满，或者如赵翼所云是迫于明初重典驭吏的严苛政治环境。在他的价值选择里，个人生活的安逸，远比在的事功重要。
像陶宗仪这样游离于政治之外的“逸民”，在元明之际是一个甚为庞大的群体。这一时期诗文中常见的“樗”与“栎”两个意象，是这些遁世的逸民最喜欢的自喻。按照《庄子》里的寓言，樗是“大本臃肿不中绳墨，小枝卷曲不中规矩”的弃材；而栎则是“为舟则沉，为棺椁则速腐，为器则速毁”一无用处的“不材之木”[90]。无心于世间功业的逸民，借用这两个看似自谦的比喻，表达内心强烈的弃世绝俗之意。丰城人甘惟寅“国初累荐不起”，所著有《樗栎集》[91]。吉水人解子玉，自号“鉴湖老樗”，明初被征，自云“吾壮盛年且不仕，今老矣，尚须禄位耶”[92]，终辞不起。浦阳人赵彦嘉“自以才非世用”，自号“樗庵”[93]；清江胡居敬，自号“樗隐”以明弃世之志[94]。金华人许存礼，“有长材而不轻于世用，托‘樗散生’自号”[95]；杨维桢之徒钱塘李词，卖药于金陵市中，“居无用之名以自适”，亦号“樗散生”[96]。上海戴彦文不求“人器重”，铭其轩曰“樗散”[97]；歙县郑之恒，“题其隙宇曰‘栎轩’”，以示不求闻达[98]；吴中彭君仁，“年高而有道，不屑于世用”，号其斋曰“栎斋”[99]。元明之际士人中以樗、栎为号者远不止此；在这一时期的诗文里，樗与栎是两个极其常见的意象，它们所传达的，是当时士人普遍存在的不愿或不屑为世所用的避世心态。这种心态的形成，与元代士人在长期压抑下政治热情的丧失、事功理想的淡漠，有直接的关系。对很多士人来说，与其踏上有种种束缚的仕途去争取外在的功名，还不如像樗、栎无用之木一样自由地在山野林泉之中安享生活。在仕与隐、用世与遁世的选择当中，元代士人普遍倾向于后者——在这个背景下才可以理解，后来殉元的徽州学者郑玉，为何至正十四年面对元廷征辟时，同样“辞疾不起”；而文声卓著的宋濂，至正九年听到政府的征辟之命，做出的反应竟会是遁入仙华山中为道士[100]。
从庙堂廊庑，到山林田野；从以道自任，到以文自娱；从关注国家社稷，到退守自我心灵一隅。在元代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士人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林野和田园，不再是入仕无门、功业难就时的无奈归宿，而变成了士人主动的生活选择。对于急需获得士人支持的朱明政权来说，如何重新唤起这些士人的政治热情，将他们吸纳进新政权中来，同样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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